一两种本能
　　大轰炸的次晨，我踏了满地的碎玻璃碴，到伦敦中心区去巡礼。三四辆救火车还在向一古老巨厦射水，许多工匠正在赶修马路旁被破坏了的水道、煤气管。停放救护车的小巷里，防空义务队员正在挖掘尸首。圣翟尔教堂里诗人弥尔顿墓上的石像倒在地上，圣保罗这古老的拱形建筑，平时皇家雕像脚下总倘样着无数野鸽，如今已被标为“危险地带”了── 一只“定时炸弹”正落在它的石阶前。我在那一方哩面积的银行区（英镑的堡垒）窄巷里徘徊，英格兰银行门前是一个丑陋的大洞，最带讽刺意味的莫如保险公司的脸门儿也为昨夜飞溅的钢铁穿个透天，斑痕满目的墙上，“火险”、“寿险”的匾额还残留着。多妙的讽刺！这个世界，保东保西，可是谁也保不了自己的险！
　　瓦砾的紧邻，才竖起钢骨的一座货仓，泥水匠又在操作了。另一家幸免的咖啡馆，女侍正屈了腰一丝不苟地揩拭门面上的灰尘。她那副神情有多么镇静、刚毅啊。
　　防空壕显然成为内政部的难题了。煞神没认真光临前，就是放了警报，壕里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还是少数人的随身装饰。没人相信0 字轰炸机会对这么古这么美的大城市下毒手的。所以伦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较大楼房的地窖，以致第一层，比不上当日的南京，更不用说马德里。上礼拜晚报登出一个被炸巨厦的照片，一只弹穿透了九层楼，笔直到底。当局到今天还认为“深壕”没有必要（在南威尔士，成万名的挖匠──矿工─—闲下来了），但民众的想法显然不同。“安德生①钢板”并不足以为安乐窝。近十天来，守法的伦敦民众，不等擦黑（有的为抢地盘，甚至下午三点）即携妻抱子，买一张站台票到地铁的站台上等着过夜去了。一块块的毛毯上，爬着吃奶的小囝囝，手里打毛衣的妇人们攀谈着。许多年轻的母亲，上次大战就是在地铁里躲过来的；但夹在她们中间的，偶尔也有壮丁。
　　二大轰炸前夕
　　战虽宣了一年挂零，但对伦敦八百万市民来说，这半个月仍不失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七号，东伦敦大轰炸的前夕，我也还在这座古城里酣睡着。英国的天气虽是四季如秋，这颜色的深浅和月份终还是有关联的，没有栗子白薯，伦敦自有其初秋的衣裳。六号早晨，我坐地铁去海德公园，又穿到肯辛顿花园。我踩了大半天的落叶，橙黄而脆响。园里清道夫正辛勤地筢着，每筢成一堆，即点把火，白烟带了牧草的气味在小树林间袅袅盘旋。贵妇人们的脖颈间已围起小狐狸了，她们随身不离的狗，在树根处嗅个不停。秋在四季里，是最富哲学意味的，风雅的工人也托了腮，对着树隙间银亮的巨象般的气球发呆。蛇湖边长板凳上坐了一些落魄的欧陆难民，望着湖面上悠闲游着的野鸭出神，一长条法兰西面包皮皮，一个苹果，便解决了一顿早餐。
　　下午我还安闲地去寰球戏院看红极一时 的《 雷 岩 》（Thunder Rock），写的是两个司灯塔的美国青年的苦闷，实在是两种世界观的对比。在第一幕里，那态度积极的终于动身到中国参加反侵略战争去了，另一个则在后两幕里受着心理的折磨。出现在台上的，是九十年前湖上沉船中维也纳一家人的鬼魂，缠了他，逼他恢复对世界的热忱。感人的是那个爱上了他的女孩，临回到鬼域前，抱了他说：“我多么羡慕你这个活着的人！你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有权利斗争……”

　　但刚演到第二幕，即隐隐听到外面放了警报。幕落下了。剧场经理由幕缝里微笑着出现，深深打一躬后说：“请原谅我来打搅，官方规定的，真没奈何。我在这里报告外面正有警报，观众如有人要往防空壕的，请即刻退席。”观众纹丝不动，照例报之以一阵自信的愉快的笑声。于是，幕一拉，又回到剧中世界去了。
　　看完戏，在地铁车站内候车时，人丛中，一个老太婆正在夸说她那飞将军女婿的战绩；扯住她手指的孙少爷不住地角尖声摹仿警报声，尤其煞尾那悠长的叹息，颇得神韵。
　　挤进车厢，唯一的空座是在一个中年妇人身边。我坐下不久，她突然在我耳边说，“上帝祝福你！”我莫名其妙，就只好点头。她说：“你得说呀！”红的眼睛，我嗅出强烈的酒味了。我想站起，但她把我盯得好窘。我只好敷衍地说：“上帝祝福你！”她把手伸给我拉，拖了大舌头说：“现在我已被祝福了。”招得同车的大笑。她又说：“说，上帝祝福天下的母亲们。”我这时既挪不开身，而心理上已为她镇慑住了。我也不能否认对这妇人的同情。我又照说了。她又伸过手来，大家也又笑了。她说：“我有三个儿子，你信吗？一个在海军，两个在陆军。”她说：“我爱所有的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我都爱。”我只有苦苦地点头。她说：“哼，你一定没懂，我再说，我‘喜欢’一切人，你懂了吧！”……幸好她早我一站下了车，但似乎刚下车，就是一阵纷乱，她大约晕倒了。我的车也驰入黑洞洞的隧道去了。
　　三中古僧院
　　正吃晚饭时，警报又响了。我住的郊区汉普斯特德是伦敦地势最高的区域，市中心的警报照例先鸣，远听轻盈如牧童在牛背上试笛；然后各区陆续响应，越鸣越近，有如教堂的大风琴。但等我们紧旁的鸣起了，那声音才唤起死的联想：远东的，西班牙的，这回轮到伦敦了。
　　饭后上楼，把灯关上，推窗一看，探照灯的光柱像一只只细长的胳膊伸向夜空。这时正投下照明弹数枚，徐缓灿烂，宛如烟火，把伦敦这古城罩上了层淡黄光辉。云端闪闪发亮光的是气球，翘出的是教堂尖塔，大伦敦幽静森凉，如一中古僧院。还正欣赏这幅画呢，咚咚咚，高射炮打响了。地上一股粉红色的光亮，到黑空就是朵桔黄的花。照明弹这时越降越低，也越暗了，终于缩成如刚熄的烛捻；随后又一阵光亮，这回花是开在地上了，而且带着猛烈的爆炸声。再一刻，地平线上拱起微紫色的光来，一撮红色火焰随之由地上腾起，火越腾越高，而左近新的火苗又冒了出来。这片红光把东南角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和“国王十字架”车站的尖塔都描画出来。起伏不定的火苗，说明着地面救防的工作。第二天才知道这便是东伦敦平民区遭殃的一晚。先说死亡四百，伤者数千，后又估计是三百八，其中有五人是中国水手。
　　四地狱的夜晚
　　这是噩梦的开始。安全感的幻灭，席卷了全伦敦，贵族住宅区的南肯辛顿，作家麇集的布鲁姆斯伯里，以及我居住的这半旷野的汉普斯特德都掉了家伙。八号那天早上，房东太太费了好大工夫才为我泡出半壶茶，煤气微得像个临终病病人的呼吸。当晚是一个地狱般的夜晚，炸弹三次掉在附近，人几乎被震下床去。电灯不着了，房东太太在楼下嚷：“快逃下来呀！”第二天早上，住在离我仅五六分钟路的蒋、周二位来了。“刚到楼下五分钟，就全炸了，有人家遭了殃！”随后，鲍觉民夫妇也提了包皮皮袱狼狈地来了，说昨晚外面闹得正凶时，他们本还在玩牌，十点多刚上楼，突闻巨响，灯灭了。这时巡警紧促地打门，要他们快逃，限五分钟，说这条街中了定时炸弹。他们还好，没脱衣服，很多邻居都瑟缩地披着单薄的睡衣，当晚被安插在一个学校里，席地打盹。清早公家还备了茶水面包皮皮。

　　我上海沃斯提克山街一看，家家铺伙都在扫门前的什么哪──不是落叶，是碎玻璃，下午同住的中国朋友回来说，中国银行一个女打字员昨晚被炸死了，另一个已经失踪。死者的胞姐正要去报领保险金时，突然又鸣警报了，本来逞了 劲的她，这时睁大了眼，歇斯底里地嚷起来。直等把她拖到地窖，她才哭出声来。
　　五牛津街的厄运
　　几天前，牛津街还是伦敦的繁华中心。为了十月一号消费税即将开征，稍有积蓄的人莫不争买过冬物品。杂在欧陆落魄者一张张愁苦的脸间，是一些笑容，胁下夹着大包皮皮小包皮皮的毛线、肥皂等“存货”，走路的姿态似表露出幸运者的踌躇满志。店铺也认真悬出醒目广告：“消费税即将开征，欲购各物从速。”我去买鞋，那售货员即劝我多买一双富裕的。鞋油、鞋带，买一件，省一笔。“先生，省得交货价三分之一的税哪！”我心里怪不舒服的：所有的战事，出命的是穷人，出钱的也永是穷人！
　　但牛津街因此繁荣起来却是实情。伦敦 ── 或说全英最大的几家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街上。刚到伦敦就听说该街右首（百货公司所在）房租比左首的不止多一倍。提起艾温斯百货公司，朋友都说那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由针线以至汽车、军人”。我打趣地问：“棺材呢？”朋友坚持说：“也有。”我迟迟疑疑地进去过一次，底层就够大的了，我没敢上楼。
　　然而，这闹市上摆摊的也不少。去年干电池缺货时，路旁净是卖电筒和防毒面具匣子的，另外有以卖火柴或拉琴作幌子的乞丐。大轰炸开始后，牛津街并未冷清，它还添了许多别致的生意，一种是“算命先生”。一个自称“精神学家齐卡拉博士”的印度胖子，披了件黄绫道袍。在一家歇业了的店铺门垛旁，用恒河的智慧为伦敦时髦妇女们占卜起吉凶来了──而且准是吉多凶少。戴大耳环的吉普赛巫婆也坐在地上，夸说她洞知世界前后五百年。另一种生意是现实的──雕银业大约买卖不旺，几个雕匠摆摊，当场为人在铜牌银牌上雕刻姓名住址，戴在身上虽有“家犬”之嫌，但如果不幸被炸死，认尸时却便当多了，所以主顾们把摊子挤个水泄不通。
　　这条充满了生命的闹市，十七号夜晚遭到了一场浩劫。十八号早，跑去看被炸得稀烂的牛津街，像煞“一0 二八”后的闸北；火在冒，救火车在激射。我赶去想抚摸一下它的伤痕，但已不准行人通过。那几家大公司，竟无一幸免。

　　这厄运绝不限于牛津街。
　　六阴险的玩艺儿
　　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更为可怕。在这场屠杀里，“定时炸弹”比毒瓦斯来得还要阴险。它也许掉在僻巷的垃圾里，也许是后园的榆树下；异于那种令人脊骨出汗的“呼哨弹”，它时常是人不知鬼不晓地落下。有人说是系在降落伞上，徐徐飘降如同一个天使 ── 黑天使。也许我执笔的这一刻身边就有一颗。昨天我们附近就先后有过七次“无来源的爆炸”。这晴天霹雳，使人不得不怕，又无从怕起。上礼拜这种玩艺儿丢了不少，伦敦街道对我本来就是迷宫，那天到处都拦起绳来：“内有定时炸弹，行人止步。”书店街拦起了，外国饭馆区也拦起了（包皮皮括顺东楼、上海楼等三家中国馆子）。昨天中华协会一带也过不去了。
　　皇家工兵凭着胆略和机智来征服这些阴险的玩艺儿，圣保罗教堂便是一位上尉和他的五个助手保存下来的。
　　定时炸弹的恐怖使我们这座百岁高龄的小楼的住客们也担忧起来，尤其我们住在顶层（三楼）的，每次这一带落弹，房子必大大打个冷战。前天到紧邻的一条街去看被炸的一片房子。去看的多是附近街坊，只见个个不住地摇头，心下莫不生兔死狐悲之感。那以后，我们这位自称同当今首相是本家的房东邱吉尔太太就不准我们在楼上睡了。我们每人收拾了一只小提箱，捡出衬衫、袜子、牙刷等日用品及各人心爱的小物件；手提箱成天放在门口，准备那“限于五分钟内逃出”的通知来时好带出去。每天不等天黑，空中即动起手。如果不想到结果，凭声音令人只能想到除夕──特别是北平的，因为鞭炮不断响，还有剁白菜肉馅的。有一晚我们就真把它当成除夕，大开起音乐会。“我们”是指一个学法律的印度青年，一个皇家音乐学院的锡兰女生，一个匈牙利姑娘和我们三个中国人。死亡在窗外咆哮时，锡兰女孩正唱着弄蛇曲，继之以匈牙利姑娘的饮酒歌。另一位中国朋友蜷在楼角，膝盖上放了一架打字机，在打遗嘱。七个通宵，这四个国籍的六个游子就同滚在饭厅的地板上。午夜吵醒我的，不单是高射炮与炸弹的交响。还有那位睡在饭桌底下的锡兰小姐乡思的呜咽。
　　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到来。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
　　中国同学六七月间各经美回去一批，有几位还没弄到船位，但都安全；而且大家日子比国内同胞过得还是舒服多了。我自己是蛮知足，早餐还是传统的熏肉鸡蛋，三餐一茶，不比去年苦。写上这个，是请国内放心。
　　我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明早又该抢着起早，去花园争拾碎片了，正像儿时除夕的次晨争拾祭灶神的青豆。但正如过了一年又一年，历史也是川流不息的啊！话剧《雷岩》里一个角色说：“生命？在中国才有生命，因为善恶在搏斗着哪！”
　　一九四0年九月二十三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