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道。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皮，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一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阿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血统就是发言权么？难道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作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二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阿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褊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皮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皮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阿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皮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皮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皮。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皮。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阿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皮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皮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义。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阿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皮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阿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啊，你使我复杂了。三幸亏我把她和阿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那件事漫漶迷蒙，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地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那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阿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熔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么（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儿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阿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皮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啊！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隔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四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扑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养子，teēsenhǖ，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词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作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营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密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啊，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Arbanurγan�瞮saran�瞮gegentang�并}sorouireleAlhunalhuntan�瞮aisuiam�瞕u�塻ünboiiγsanbim�塶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Horinnaimanil�波筺nutug�瞭umorioγsōdyabuhuügeiHūˇcin�瞚yanemüsügsentabolaγūtōn�瞮doturabaina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的数中ˇ〖〗Culūtaiobō�瞴indōγurbolangkan�瞮Güngsem�塶ˇCima�瞴iamuūlsanSümenada�瞕usayihan�塶gge�瞭ai有石头的敖包皮下面，是以前的公社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Harihuedür�瞭ühola�瞴ihar�}ddabhurdabhurūlHalūnˇcēin�波筪otor�并}s�塰enuilaubaina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1996年7月腹稿于内蒙1998年4月写成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