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的特遣队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从莽莽的亚热带丛林中找回了失事飞机上的文件包皮，这次行动，特遣队牺牲了五个人，这五个军人全部死于雷伤。防步兵雷是个很讨厌的东西，它的设计思想是故意不炸死人，而是炸碎触雷人的某部分肢体，使其敌方分出一部分兵力抬伤员，从而达到使对方战斗减员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抢救及时，触雷者只是会残废，而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在无后勤支援的情况下就又当别论了，尤其是在莽莽无际的亚热带丛林中，伤员很快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这次行动中，除了工兵排长赵志诚因伏地排雷被炸中头部当场死亡外，其余四个干部战士全部是死于负伤后失血过多而死亡。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这次行动结束后很久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吴满囤的死真使他俩肝胆俱裂，悲伤不已。
　　宁伟准备休探亲假回北京，这天是休息日，他向连长钟跃民请了假，他要上街看看，顺便给老母亲买点儿土特产。钟跃民当即批了他的假，通过这次行动，钟跃民对宁伟赏识有加，怎么看怎么顺眼。宁伟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的反应速度，心理素质，都是一流的，若不是带领尖兵组的宁伟及时做出反应，整个特遣队会毫无察觉地进入雷区，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想起来，钟跃民还真是感到后怕，那片雷场实在太可怕了，其布雷密度简直是世界之最。钟跃民认为，要是他手下的几个排长都是宁伟这种水平的军官，那这个连队就太好带了。这次行动后按惯例进行总结，宁伟被评为三等功，他特遣队里惟一一个没有争议的三等功，所有参加行动的干部战士都认为宁伟的三等功是货真价实的，钟跃民甚至认为评三等功都委屈了他。他为宁伟提干的事专门找了政治部，政治部的李主任已经向钟跃民透露，宁伟提干的任命马上就会下来。
　　钟跃民觉得有必要先和宁伟透透风：“宁伟，我先给你透个信儿，你可别把我卖了，政治部的李主任说了，你的提干报告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等你探家回来，差不多也该宣布了。”
　　宁伟说：“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觉得这辈子只有当军人最适合我，要是离开部队我还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钟跃民说：“别谢我，我也是不图利不早起，提干命令下来后，你就给我带一排，我也好省点儿心，将来你接了我的位子，我也好放心转业了。”
　　宁伟不爱听了：“连长，你说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俗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就算有一天我当了连长，那你没准儿都当了团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
　　宁伟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当年钟跃民等人提干时根本没费什么事，那时的军官只能从老兵中选拔。谁知到了宁伟变成老兵的时候，提干的标准变了，原则上不再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要不是七九年以后对参战部队有了特殊政策，宁伟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他总算等上了末班车。
　　宁伟自己也发现，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往往一件小事，就能使你的命运走向发生逆转。他常常奇怪自己不知得罪了哪位真神，命运总在关键时刻和他开个残酷的玩笑。要是早知道他今天上街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请假，要是今天在营房里和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皮走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地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有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三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拚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三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一定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象个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陪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看出来了，你陪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笫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笫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双方都做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处理复员。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牺牲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钟跃民的不合作态度使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刚刚执行完九死一生的任务，这些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这些战士，孙教导员求救似地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恨铁不成钢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三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么？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执行任务又立了三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请政治部放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涌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使他感到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上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上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他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三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笫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特遣队的行动结束后，钟跃民被上级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文革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么？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的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皮，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么？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他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种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数次特种行动。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们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是每一个成员必须掌握的，不止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是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没有，因为仅仅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的大事了。”
　　钟跃民的转业问题一直拖到1984年，这一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军100万，使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春天，钟跃民接到了去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他发现张海洋的名字也列在正营职进修人员的名单上，这已经表明了上级的意图，尽管要有大批的军官转业，但钟跃民和张海洋还是要留的人员，不然不会送他们进院校深造。钟跃民认为他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如果自己去军事学院进修，那么回来后只能死心塌地在部队干一辈子了，再想转业，恐怕不会有机会了。钟跃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转业回北京。因为营职军官想走的并不多，政治部正头疼转业干部的工作不好做呢。这会儿要求转业还显得钟跃民的姿态很高，有点儿主动为国家分忧的意思。

　　在军司令部大楼前，张海洋从大楼里走出来，两个哨兵向他敬礼，他匆匆还礼，沿着军部大院的水泥路向宿舍走去，时时向迎面而来的军官和士兵还礼。钟跃民开着一辆敞蓬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猛拐方向盘，吉普车横在张海洋面前。
　　张海洋惊喜地问：“跃民，你好久没来了，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
　　钟跃民说：“我到军务处办事，顺便来看看张参谋。”
　　“骂我呢是不是？司令部参谋一大把，咱不过是个听喝儿的，比不了你钟大队长，特种侦察大队你说了算。”
　　钟跃民单刀直入地说：“听说了吧？这次要裁军一百万。”
　　“当然，这谁不知道？你小子肯定又有想法了？”
　　“旧事重提，还是转业的事，这次裁军可是个机会。”
　　张海洋沉吟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次去军事学院进修人员的名单里有咱们俩。”
　　“我知道，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决定转业，对于你我来讲，现在是咱们人生的一座分水岭，一旦去进修，就意味着从此一辈子做个职业军人，再回头也不可能了，要是现在就转业，很多事还可以重新开始。”
　　张海洋说：“跃民，这个问题我考虑考虑，行吗？”
　　钟跃民嘲讽道：“你还真想当将军？以后没有仗打了，部队已经没的玩啦。”
　　张海洋想了想说：“嗯，有道理，你这一说我的心也活动了，这次裁军倒是个机会，要不然部队也不会放人，你决定了吗？”
　　“我的决心已定。”
　　“跃民，你容我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我已经把转业报告交上去了……”钟跃民一踩油门，吉普车箭一样窜出去。
　　张海洋愣了一下，突然大喊：“跃民。”
　　钟跃民猛地刹住车，汽车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
　　张海洋说：“你走了，我也没意思，不如一起走，我马上写转业报告。”
　　“你可想好了，没人逼你，别到时候后悔。”
　　“我已经想好了，转业，回北京。”
　　钟跃民和张海洋的转业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干部处的人正为这么多不愿转业的军官忙得焦头烂额，尤其是一些来自农村的军官，尽管转业后可以在县城安置工作，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转业，这部分人的工作很难做。钟跃民和张海洋都是内定不予转业的军官，他们却在这时交上了转业报告，干部处的人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这下又多出了两个能留下的名额，他们的工作也好做一些。干部处的的王处长分别找钟跃民和张海洋谈过话，也象征性地挽留了一下，钟跃民一口咬定他要求转业的举动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自己在部队也受了十几年教育，理应为国家分忧才是。王处长才不相信他的鬼话，钟跃民闹转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政治部谁不知道？不过王处长还是挺感谢钟跃民和张海洋的，他们主动要求转业毕竟是减轻了干部处的压力。
　　在北京的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钟跃民、张海洋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站在接待厅里，他们正和一些从各军兵种转业复员的军人交谈。
　　钟跃民看看表，不耐烦地说：“等了四十分钟了吧，怎么还不叫咱们？”
　　一个穿海军军装的转业军官说：“你才等四十分钟就不耐烦了？我都等一个多小时了，没辙，到了这儿咱归人家管，你还别有脾气。”
　　张海洋说：“跃民，咱们这兵种几乎没什么专业能和咱对口，也就是公安局刑警队能搭上点儿边，要分咱们去公安局，你去不去？”
　　“不去，我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公民，不能刚脱了军装又换上警服，那我转业干吗？”
　　张海洋说：“我倒想去，当警察也不错，哥们儿，以后你要犯了事，我来捞你。”
　　“操，你他妈盼我点儿好成不成？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现在改革开放了，能干的事多了，复转办要是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摆摊儿当个体户去。”
　　“别扯淡，你一个正营级干部去当个体户？”
　　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喊：“钟跃民、张海洋来了没有？”
　　两人答应着走进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和两人握手：“恭喜二位，公安局看了你们的材料，很感兴趣，说欢迎你们这些老侦察兵去刑警队工作，怎么样？二位对这个工作满意吗？”
　　张海洋说：“我愿意去。”
　　钟跃民问道：“还有别的工作吗？”
　　“暂时没有，这个工作你要是都不满意，就只好再等了，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联系单位，如果有单位愿意接收你，我马上给你办手续。”那个工作人员说。
　　钟跃民说：“算了，你们别麻烦了，刚才我看见你们门口有个煎饼摊儿，生意还挺红火，这手艺我也会，不成我就摆个煎饼摊儿。”
　　一个正在旁边填表的姑娘抬头看了钟跃民一眼，又低下头去。
　　工作人员说：“钟大队长，你要摆煎饼摊儿也别到我门口来，到时候领导说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一个正营级军官去摆摊，我们可负不了这责任。”
　　“行，不在你们门口摆，我去他们公安局门口摆。”
　　张海洋说：“跃民，你不去都是孙子，以后我还有免费早点了呢。”
　　工作人员递过一份表格：“张海洋同志，请你填一下表。”张海洋开始填表。
　　钟跃民说：“海洋，我先回去了，咱们再联系吧。”
　　“跃民，你小子别想起一出是一出，有事儿和哥们儿商量着点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钟跃民正在复转办的大门外取自行车，忽然发现刚才在办公室里填表的姑娘也在取车，钟跃民礼貌地向她点点头，姑娘嫣然一笑。
　　钟跃民奇怪地问：“你笑什么？”
　　姑娘笑着说：“你真逗，一个正营职军官要去摆摊儿卖煎饼，你是说着玩的吧？”
　　“我干吗说着玩？哪天我一高兴还真去摆摊儿，靠劳动吃饭，这不丢脸，谁规定的营级干部就不能当个体户？”
　　姑娘说：“你真不是开玩笑吗？”
　　“得，看来你也有兴趣？那我欢迎入伙，咱们成立个煎饼托拉斯怎么样？将来做大了，咱再增加出口业务，让煎饼走向全世界。”
　　姑娘笑弯了腰：“你可真能侃……”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你叫什么？”
　　“我叫高，南海舰队通讯总站的，刚复员。”
　　钟跃民问：“怎么样？分到工作啦？”
　　高回答：“哪儿呀？连你们转业军官都没什么合适的工作，就别提我们这些当兵的啦，对了，公安局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吗不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转业吗？理由很简单，让别人管够了，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别的就不受人管了。”
　　高笑了：“你倒是很洒脱，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军官。”
　　钟跃民故作严肃地说：“当了十几年兵，也该让我过过老百姓的日子了，既然国家安置工作有困难，咱就体谅一下，自谋职业。”
　　“哟，觉悟还真高，不愧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
　　“不好意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高捂着嘴笑：“还跟真的似的。”
　　钟跃民说：“现在没有什么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之分了，咱们都算待业青年吧，你我同病相怜啊，我决定收你入伙啦。”
　　高反问道：“我说过我要入伙了吗？”
　　“反正你也没分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先入伙干着，等有了好工作再走呗。”
　　高想了想说：“你这想法倒是挺好玩的，有点儿惊世骇俗的味道，我倒真想试试，可我有条件。”
　　“瞧瞧，这还没入伙呢，就先提条件，你当兵时候也这么和领导讲价钱？好，你先说说看。”
　　“我的条件是，不许欺负人。”
　　“这没问题，还有吗？”
　　高说：“既是合伙人，你我的地位就是平等的，别总在我面前自称是领导。”
　　“官兵平等，这是咱们军队的优良传统，这也没问题。”
　　高一下子抓住他话的毛病：“不都是待业青年吗？哪来的官和兵？你不要总想着你的军官身份，现在你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别和我摆军官架子。”
　　“行，咱就来个坟头儿改菜园子——拉平啦，关于合伙的具体问题，咱们找个时间再谈，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
　　钟跃民转业回北京的消息使袁军和郑桐很兴奋，大家十几年没在一起了，每年休探亲假也很难凑在一起，往往是这个刚走，那个又回来了。现在大家终于可以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
　　袁军已经和周晓白结了婚，周晓白从军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部医院，袁军也于一年前被调入北京的总部机关工作，比起在野战军，他现在的工作轻闲多了。
　　郑桐和蒋碧云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三岁了，夫妻俩的工作也很稳定，日子过得心满意足。
　　相比之下，钟跃民的生活就显得有些落魄，三十多岁了，还独身一人，多年来他的工资一部分寄给了吴满囤的父母，剩下的就糊里糊涂地花掉了，当了十多年军官却没有一分钱积蓄，幸亏转业时发了几千元的转业费，不然可真是穷光蛋了。
　　袁军和郑桐在一家餐馆为钟跃民接风，大家围坐在餐桌前都很兴奋。袁军和周晓白穿着新式军官制服，郑桐戴着白框眼镜，西服革履，一副儒雅学者的派头，蒋碧云穿着西服套裙是典型的职业妇女形象，只有钟跃民穿着一身洗白的老式军装，显得很寒酸。
　　袁军举杯提议道：“跃民刚转业回来，咱们为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干一杯。”
　　大家干杯。
　　钟跃民笑道：“行呀，哥几个都混出来了，袁军也调到总部了，在家门口当兵，这要放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周晓白是总院的主治医生，郑桐两口子都成了知识分子，混得都比我强，我现在连个工作还没有呢。”
　　周晓白安慰他：“你别这么说，这不是刚转业吗？新生活还没开始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大家都会尽力的，我就不信，咱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会找不到工作。”
　　郑桐开玩笑：“袁军，听听你老婆把跃民夸的？你心里这会儿是不是酸溜溜的？”
　　蒋碧云制止道：“你瞎说什么？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袁军说：“没事儿，我们哥几个开玩笑惯了，再说了，要不是跃民当年发扬风格，哪还有我什么事儿？这个周晓白，我看只有跃民能治她，要是跃民当她丈夫，每天让她打洗脚水都干，哪象我，在家没地位，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连烟都不让抽。”
　　周晓白用筷子打了袁军一下：“住嘴，又胡说八道？你再说我就真和跃民重温旧梦去，反正他还没结婚呢，喂！跃民，你说呢？”
　　钟跃民说：“没问题，他要敢欺负你，你就来找我，我家大门永远敞着，只要是年轻女性，我一律欢迎。”
　　蒋碧云笑道：“钟跃民还这么流氓。”
　　周晓白指着钟跃民说：“你以为他们是谁？当年在冰场上都是有名的流氓，尤其是钟跃民，见女孩子就追，嘴还特贫。”
　　郑桐说：“跃民，我们单位新分来一批大学生，其中有几个妞儿长得还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蒋碧云说：“郑桐，你可别把好端端的女孩子往虎口里送，谁跟他谁倒霉。”
　　钟跃民表示同意：“还是蒋碧云了解我。”
　　郑桐说：“即使是老虎，不是也得喂食吗？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老虎饿死，是老虎就得吃肉，你总不能弄点儿窝头拌白菜帮子唬弄老虎。”
　　钟跃民说：“没关系，我这只老虎反正是素惯了，白菜帮子也将就了。”
　　袁军喝了一口酒，仔细品味着：“跃民，你没觉得这酒的味道有点不对吗？”
　　钟跃民也尝了一口：“这不是”五粮液”的味儿，是假酒。”
　　袁军怒气冲冲地对服务员喊：“去，把你们老板找来。”
　　郑桐也把筷子摔在桌上：“这假酒卖得比真酒价儿都高，真他妈的黑了心了。”
　　钟跃民冲服务员喊：“你们老板要是没功夫来，我们就不等了，这顿饭的帐就由他付了。”
　　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从后面走出：“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有事好商量……”
　　老板的话突然停住，钟跃民抬头刚要说话，突然也愣住了：“宁伟……”
　　宁伟喊了一声：“连长，钟大哥。”他一把抱住钟跃民。
　　钟跃民扶住宁伟的肩膀仔细端详着：“嗯，还是当年在新兵连的模样，变化不大，你小子怎么当老板了？”
　　宁伟向服务员喊了一声：“把这桌菜撤了，重上一桌，大哥，我复员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工作了，这些年复转军人太多了，根本安排不过来，我和亲戚借了点儿钱，开了这么个饭馆，生意一直不怎么样，凑合混吧，大哥，你怎么也转业了？”
　　钟跃民说：“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军队不是养人的地方，大家早晚都要走，你比我早走几年，就当了老板，我是回来晚了。”
　　钟跃民记得宁伟在当兵的时候，是个很寡欲的人，他不喜欢和战友们聊天闲扯，也从来没见过他和别人玩扑克牌下象棋，说不上他有什么业余爱好。这次和宁伟意外地重逢，钟跃民倒是发现宁伟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居然也会玩了，有时去泡泡酒吧，有时还会去一些涉外饭店玩保龄球。钟跃民也问过宁伟有没有女朋友。宁伟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交过几个女朋友，每次交往都没有超过一个月。钟跃民估计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致，女孩子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性格的男人。
　　在一个涉外饭店的保龄球馆里，宁伟手拿保龄球在教钟跃民掷球，钟跃民连掷三个球，都是满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保龄球有什么好玩的，洋人们总是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不就是把球扔出去砸几个木瓶吗？干吗还非得换鞋？
　　宁伟称赞道：“不愧是老侦察兵了，手头真准。”
　　钟跃民不屑地说：“你们这些当老板的就玩这个，有什么意思？”
　　“大哥，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上流社会运动，你可以不喜欢，可你不能不会玩，不然会被别人笑话。”
　　“扯淡，我是个当兵的，又不是什么上等人？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宁伟说：“你好几年没回北京了，不知道北京的情况，现在发财的人不少，有了钱总得有地方消费，所以什么时髦玩什么，听说现在正在建高尔夫球场，等建好了，有钱人就该奔那儿了。”
　　钟跃民四处张望着：“来这儿的都是有钱人？还真看不出来。”
　　宁伟指着旁边一条球道上一个正在挑选保龄球的人低声说：“看见那个人了吗？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手上那块表至少值几万，这是真正的有钱人。”
　　钟跃民看着那人：“就他？真他妈邪了，如今的有钱人是这模样？咦？这人我怎么看着眼熟？”
　　那人抬起头来，和钟跃民的目光相遇。他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放下球匆匆走过来：“你是……钟跃民？”
　　钟跃民也认出了他：“你是李援朝？”
　　李援朝兴奋地说：“真的是你，钟跃民。”
　　钟跃民也笑了：“我的天，你还活着？”两人热烈握手。
　　李援朝搂着钟跃民的肩膀说：“咱们得好好聊聊，多少年没见了？”
　　“从六八年分手到现在，十七年了。”
　　李援朝把钟跃民和宁伟带进饭店的咖啡厅里，他轻车熟路地向服务员打了个响指：“三杯咖啡。”
　　钟跃民没进过这样豪华的场所，转业之前他曾认为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城里最高级的场所不过是位于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钟跃民曾经随父亲去过几次，谁知离开北京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竟这样大。别的不说，就是眼前这座涉外饭店的豪华程度就让钟跃民感到自惭形秽。
　　服务员端来咖啡和对咖啡用的鲜奶，钟跃民把咖啡杯放在一边，却端起盛鲜奶的容器喝了一口。
　　李援朝宽容地笑了笑：“跃民，看你这身衣服，是刚从部队转业吧？”
　　钟跃民自嘲地说：“土包皮子一个，这些年当兵都当傻了，不说这些，援朝，当年我听说你们一伙人全进了局子？”
　　李援朝说：“能不进去么？毕竟是人命关天，幸亏是小混蛋恶贯满盈，不然我们谁也别想出来，不过，平心而论，我当年虽说敢折腾，但毕竟没有杀人的胆子，只是人多手杂，一动起手来就控制不住局面了。”
　　“后来怎么又把你们放了。”
　　“有几点原因，第一、我们事先和公安局联系过，公安局同意我们协助捉拿小混蛋。第二、当时公检法系统都处于半瘫痪状态。第三、法不责众，几十号人都动了手，更何况当时的参与者都是干部子弟，都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这难免会形成一股对司法的干预力量，即便如此，我们几个主犯还是被办了一年的学习班，和拘留差不多，这件事七十年代末被公安局平反了，我从学习班出来后，就去当兵了，一干也是十来年。”
　　钟跃民问：“你现在混得不错嘛，在哪儿高就呀？”
　　李援朝递过一张名片：“我是八零年转业的，先在机关工作，去年正荣集团公司成立，我有点儿关系，所以进了正荣集团，这是我的名片。”

　　钟跃民看看名片：“嗬，我说你怎么这样大的排场？你是总经理？”
　　“我们是国有资产公司，总经理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你可别把我当成外国老板。”
　　宁伟对钟跃民说：“大哥，我听说过正荣集团，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
　　李援朝看看表站起来：“跃民，我的时间很紧，一会儿还有应酬，我先失陪了，你收好我的名片，如果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咱们找个时间再谈，好，再见！”
　　李援朝告辞走了。
　　宁伟望着李援朝的背影说：“不愧是大老板，派头就是不一般，大哥，这种公司一般人托关系都进不去，你可别放过这个机会。”
　　钟跃民淡淡地说：“我暂时还没这个兴趣，再说吧。”
　　钟跃民没和父亲商量就办了转业手续，此举使钟山岳大为恼火，钟山岳希望儿子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这也是为了圆自己的梦。建国以后，地方上需要大批的干部充实各级部门，由于钟山岳是军队干部中少有的文化人，所以被迫脱了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副军级干部了。五五年授衔时，钟山岳在家关起门来骂大街，要不是被组织上强迫转业，他应该能授个少将军衔。本来钟山岳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相信自己的儿子，这小子从小就胆大，鬼点子也多，是个当军官的好材料，参加、指挥过多次特种行动，还立了二等功，就凭这些资本，钟跃民将来在军队会前途无量。钟山岳万没想到这小兔崽子居然敢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自己办了转业手续，等他告诉钟山岳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钟山岳无奈地想，儿子大了，他真是管不了了，这混小子根本就没把他爹放在眼里，对自己的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点儿也没有要征求父亲意见的打算。不过儿子既然已经回来了，钟山岳也只好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儿子脑子里的怪念头，按钟山岳的想法，一个营职转业干部，去国家机关是他唯一的出路，但他觉得儿子似乎对这类工作没有多大兴趣。
　　钟跃民回到家刚坐在客厅里，父亲就盯上了他，老头儿反正有的是时间，只要儿子在家，他就想和儿子聊天，他太孤独了。
　　钟山岳问：“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吗？”
　　“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
　　“别急，再等等看，总要有个合适的工作，我的离休工资够咱们吃饭的，我看你还是进个国家机关吧。”
　　钟跃民说：“爸，我不想进什么机关，我只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您看我当个体户怎么样？”
　　钟山岳一听就火了：“放屁，你是个营级干部，怎么能去当个体户？”
　　“得，您别发火，要不我什么都不干，就吃您那份工资，日子长了您可别嫌我吃闲饭。”
　　“我宁可让你吃闲饭，也不许给我丢人现眼。”
　　电话铃响了。钟山岳拿起话筒：“喂？哪一个？”
　　话筒里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请找一下钟跃民。”
　　“他在家，你稍等……”钟山岳捂住话筒：“你小子骗我？你不是说没有女朋友吗？怎么女孩子找上门啦，你给老子好好交待……”
　　钟跃民接过话筒：“我是钟跃民，您是哪位？”
　　“我是高。”
　　“等等……”他捂住话筒：“老爸，您是不是回避一下？要不您出去遛个弯儿？”
　　钟山岳不满地说：“女朋友来个电话就轰老子出去？你个混帐东西……”
　　“老爸，您行行好，您儿子脸皮薄。”
　　钟山岳嘟哝着出去了。
　　钟跃民小声说：“高，对不起，刚才我爸在旁边呢，他要是知道我去摆煎饼摊儿，老爷子非扒了我的皮不可，你说吧。”
　　“我去工商局问过了，人家不给咱们办执照，说必须要有营业用房才行。”
　　钟跃民说：“这不是废话么，咱要有营业用房还摆摊儿干什么？早开饭馆了，不管这么多，没执照也干。”
　　“这样……行吗？”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咱们怕什么？满街都是摆摊儿的，未必都有执照，咱们先干起来。”
　　高说：“那就听你的。”
　　钟跃民和高的合伙协议是在一家小饭馆里边喝啤酒边定下的。
　　钟跃民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别说开个煎饼摊儿，就是开个跨国公司也不在话下，和这种小丫头片子合伙，基本上可以算是扶贫，既然是扶贫，就当然不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他大大咧咧地说：“煎饼摊儿投资不大，有辆平板三轮车，再弄个炉子，炊具什么的就行了，关键是手艺，这样吧，资金咱们各出一半，你那点儿复员费还没花完吧？我负责摊煎饼，你负责收钱，利润嘛，四六分成，我六你四。”
　　高却是眼里不揉沙子：“哎，凭什么你拿六成？”
　　钟跃民耐心地解释道：“我干的是技术工种，你干的是熟练工种，这就好比我是灶上炒菜的厨师，你是负责剥葱剥蒜的小工，你能跟我比么？这里面还有个技术含量的问题，按劳取酬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你也是受党教育多年了，怎么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
　　“钟跃民，你可真是一点儿营长的风度都没有，净算计我们当兵的，幸亏不是打仗，不然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最好别来这套，不就是摊煎饼吗？你能干我也能干，利润五五分帐，你要不干就拉倒。”
　　钟跃民想了想说：“好好好，就这么定吧，我吃点儿亏没关系，唉，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高愤愤地说：“合作的前提是公平，别以为你脑子好使，就给人家做套儿，挖空心思地定些不平等条约。”
　　钟跃民笑了：“小高呀，你还真不简单，算帐时眼里不揉沙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合作者，好，你通过考验了，从今天起，你我就是合伙人啦。”
　　高笑吟吟地说：“你这家伙脑子转得太快了，我可要防着你点儿，省得一不留神让你给算计了。”
　　“不象话，真不象话，这还没干呢，就互相算计上啦？”
　　煎饼摊儿第一天开张的时候，钟跃民特地穿了件白色工作服，头戴回民小白帽，他把煎饼车停在一条街道的路口上，车上安了个玻璃阁子，玻璃上还真事儿似的用红油漆写了几个阿拉伯文，以示这是正宗的清真食品，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几个阿拉伯文是什么意思。
　　这是早晨上班时间，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钟跃民手持铁勺敲着饼铛，显得自我感觉良好，高正在数鸡蛋，钟跃民吼了一声：“有吃煎饼的没有？”
　　街上的行人被吓了一跳，纷纷驻足观看。
　　高小声埋怨道：“你小声点儿，怎么跟强盗打劫似的？把人都吓跑了。”
　　钟跃民问：“小高，你吃早饭了吗？”
　　“吃了。”
　　“那我还没吃呢，现在我得练练手艺。”钟跃民仔细摊了一张煎饼，然后几口就吞进嘴，他又摊了第二张，狼吞虎咽地吃掉，他拍拍肚子，似乎意犹未尽，又拿起勺子准备摊第三张饼。
　　高不满地说：“你有完没完？还没开张呢，你倒吃了两张了。”
　　“你还别心疼，等结帐时从我帐上扣。”
　　来买煎饼的人越来越多，钟跃民有些手忙脚乱，摊出的煎饼总是破，他发现自己犯了估计上的错误，这种活儿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还是得有点儿技术。
　　排队的人不耐烦了：“哥们儿，你会不会呀？”
　　钟跃民争辩道：“我这是祖传的，我们家是正宗的回民，从西域过来的，只不过很多年没干了，手有点儿生。”
　　高看不下去了，她把钟跃民推到一边，自己动手干起来。她的技术很熟练，摊得又快又好，一会儿就把排队的顾客都打发掉了。
　　钟跃民讪讪地收着钱，不吭声了。
　　高笑着用手指弹弹他的脑门：“还是跟我学徒吧，就会神侃。”
　　张海洋穿着警服骑车路过这里，他突然发现钟跃民这身打扮，不由大惊，立刻跳下车一把揪住钟跃民：“你他妈出什么洋相？我以为你说说也就算了，没想到你还真干起来了，你他妈有病是怎么着？”
　　钟跃民把一份煎饼硬塞进张海洋手里，嘴里催着：“赶快掏钱……”
　　张海洋说：“我吃过早饭了。”
　　“那就再吃一份，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在家吃早饭，我这儿刚开张，你得来捧场。”
　　张海洋无奈地掏钱道：“我们分局就在前面，你怎么跑到我们单位门口摆摊来了？”
　　钟跃民得寸进尺地说：“你和同事们说说，就说有个老战友的买卖刚开张，都过来捧捧场。”
　　“你小子就给我添乱吧，这是无照经营，还敢跑到公安局门口来？”
　　“你们公安局管不着无照经营，你吓唬谁呀？”
　　“那工商局总管得着你吧？不定哪天就把你这破摊儿给抄了。”
　　“海洋，我头一天开张，你他妈可别方我。”
　　钟山岳正在院子里练太极拳，这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已经坚持很多年了。钟跃民手里托着两份煎饼进来向父亲晃了晃，钟山岳连忙把套路匆匆走完，最后收式。
　　钟跃民说：“爸，我给您买早点去了，您趁热吃吧。”
　　父亲接过煎饼：“还是儿子回来好，知道给老子买早点了。”
　　“爸，您还是找个老伴儿吧，总得有人照顾您呀，光靠小保姆可不行，怎么样，我给您介绍一个？我有个战友他爸去世了，我看您把他妈娶了得啦。”
　　“跃民，你又找揍了是不是？还给老子介绍上对象了，你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再说，三十多岁了，连个老婆都娶不来？还好意思说老子？”
　　钟跃民说：“我倒用不着您操心，找个老婆还不容易，关键是您，您可是真正的困难户，高不成低不就的，您这个岁数再挑人家长相就有点儿过份了，能踏踏实实和您过日子就行了。”
　　钟山岳边吃边说：“你就拿老子开心吧，混帐话。”
　　小保姆听见有人在敲院门便走过去打开门，来人是隔壁的李阿姨，李阿姨也是个老干部，资历比钟山岳还老。老太太一进门就亮开大嗓门：“钟老啊，我来通知你一下，下午两点去老干部活动站，说是要给咱们传达文件，你可别去晚了，要不成我临去之前再喊你一声？”
　　钟山岳忙说：“不用、不用，我还没老湖涂呢，迟到不了。”
　　钟跃民忙向她打招呼：“李阿姨来啦。”
　　李阿姨一见钟跃民好象想起了什么：“跃民那，我正要找你。”
　　“您说，什么事儿？”
　　“刚才听我家纪红说，你在大街上卖煎饼，是吗？”
　　钟跃民看了父亲一眼，若无其事地说：“哪儿的事？她看错人啦。”
　　钟山岳耳背：“什么煎饼？”
　　钟跃民连忙打岔：“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煎饼去了吗？”
　　李阿姨却不依不饶：“跃民那，你可别蒙你李阿姨，我们纪红看得清清楚楚，说你还戴着顶小白帽，一边摊饼一边吆喝，还自称是正宗西域回回，不是我说你呀，你这不是出洋相吗？一个堂堂的营职军官去干个体户，这象话吗？”
　　钟山岳终于听明白了：“好哇，你还真干上啦？我说你小子今天怎么这样勤快？早早就出去了，说是给我买煎饼，闹了半天是摆摊儿去啦？你还正宗西域回回？连他妈的祖宗都给改了，我揍你个没出息的东西……”老头儿抄起扫帚向钟跃民冲过去。
　　钟跃民见老头儿来势凶猛，连忙逃出了院子。
　　钟跃民的煎饼摊儿已经开张两个月了，他的摊饼的技术已经很熟练，高在忙着收钱，买煎饼的人还排起了队，这使钟跃民很受鼓舞，他在三轮车上还摆了一个木架子，上面摆满了各种牌子的香烟，他的业务又扩大了，还兼卖香烟。
　　周晓白匆匆骑着车过来停下：“跃民，给我来两份。”
　　钟跃民赞许道：“晓白，还是你够意思，来给我捧场。”
　　周晓白笑道：“那当然，煎饼摊儿我家门口就有，要不是给你捧场，我何必跑两站地到你这儿买？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医疗队，到边远地区巡回医疗，袁军也出差刚回来。”
　　“还得说是老朋友，就是够意思，袁军怎么没来？”
　　“买个煎饼还用两个人都来？他在家等着吃呢。”
　　钟跃民不满地说：“人家郑桐刚走，他家离我这儿三站地呢，人家才叫仗义，你看看你们家袁军？我这儿开张两个多月了，这小子一次也没来过，你告诉他，他要再不来，我可要打上门了。”
　　周晓白说：“我来不就行了？以后我天天来，哟，这位小姐是谁？”
　　钟跃民做出一副陶醉状：“明知故问，我女朋友呗。”
　　高笑道：“别听他胡扯，我叫高，是他的合伙人。”
　　周晓白仔细看看高道：“你可要小心，这家伙坏着呢，专骗小姑娘，他对你没什么不规矩吧？”
　　“暂时还没有。”
　　“小心点儿没坏处，你就当他是条呲着牙的老狼，随时有可能扑过来。”
　　高笑了：“没关系，我爷爷是打猎的。”
　　周晓白说：“那就好，我走了。”
　　钟跃民问：“不再来两份么？”
　　“你要撑死我呀，想打劫就明说，小心点儿，你没有执照，当心工商局的人查抄你。”
　　钟跃民满不在乎：“没事儿，你快上班去吧。”
　　周晓白骑车走了。
　　高望着周晓白的背影说：“这位女军官和你关系不一般吧？”
　　“我们是中学时的朋友，她早嫁人了。”
　　“看得出，她对你挺有感情的。”
　　“别瞎说，她丈夫和我是哥们儿。”
　　“那也没用，爱情可不讲理智。”
　　钟跃民奇怪地问：“你第一次见到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直觉呗。”
　　周晓白又匆匆赶回来：“跃民，快跑，工商局的人来了，正在查抄摊贩，马上就拐过来了。”
　　钟跃民连忙收拾东西：“谢谢你，我马上走。”
　　他和高蹬上三轮车就跑，两人刚刚拐过路口，工商局的人就从另一个路口赶到了。
　　周晓白望着他们跑远了，才松了一口气……
　　钟山岳在院子里打太极拳，钟跃民和高把三轮车推进院子，高动手给钟山岳摊了一张饼，钟山岳收了式，接过高递过的煎饼，坐在藤椅上吃起来。
　　钟跃民又开始拿老爷子开心：“小高，你看我爸，思想转变得多快，那天知道我卖煎饼，差点儿没揍我，经过我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老人家终于有了可喜的转变。”
　　高笑道：“跃民，别净跟你爸贫嘴。”
　　老头儿边吃边瞪了钟跃民一眼。
　　“老爸，煎饼香吗？那天您还要揍我，这哪象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您儿子体谅国家的困难，自谋职业，您非但不表扬我，还要打我，这是错误的。”
　　钟山岳吃完煎饼，又到钟跃民的香烟架上拿了一盒”万宝路”牌香烟。他点燃一支，自顾自地躺在藤椅上喷云吐雾，不理钟跃民。
　　钟跃民抗议道：“爸，自从我干了个体户，您就没买过烟，是不是逮住不要钱的烟了？还净拣进口的抽，老爸，不是我不舍得，我是怕您抽惯了‘万宝路‘，以后我转行了，您怎么办？这就好比您山珍海味吃油了嘴，忽然让您吃窝头，您到时候肯定很难受，说不定还不许我转行呢。”
　　钟山岳哼了一声：“我早想开了，也懒得管了，我就不信你能摊一辈子煎饼？不信你把我的话放在这儿，你小子干不了半年就该烦了。”
　　高安慰道：“钟伯伯，我们不会永远卖煎饼的，现在不是在等复转办分配工作么？”
　　钟跃民说：“爸，就算我卖一辈子煎饼又怎么啦？这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钟山岳瞪起了眼：“你少和我耍贫嘴，别看老子吃了你的煎饼，抽了你的烟，还照样揍你。”
　　“那是，要不怎么说您是当爹的呢，只要您不干涉我的自由，我愿意天天贿赂您。”
　　钟跃民正在摊煎饼，高把一份煎饼包皮好，递给一位老人。
　　一个农民打扮的摊贩推着一辆手推车走来，车上放着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烤白薯炉子，他四处看了一下，便放下车走到钟跃民的面前，操着唐山口音说：“老哥，你把车往旁边挪挪，这是俺卖烤白薯的地方。”
　　钟跃民也操着唐山口音回答：“老乡，这是俺卖煎饼的地方，俺每天都在这儿。”
　　“俺前天还在这儿呢，昨天俺媳妇来了，俺没出摊，咋就成你的地方啦？”
　　钟跃民说：“你卖烤白薯有执照吗？拿出来给俺瞧瞧？”
　　“你卖煎饼有执照吗？给俺瞧瞧？”
　　“咋没有？俺是国营的。”
　　“你国营个鬼，都是进城做小买卖的，你冒充啥国营的？你给俺把地方让开。”
　　“俺不让，你敢把俺咋的？”
　　高在一边捂住嘴笑得弯下腰。
　　摊贩终于火了：“敢咋的？俺一个电话叫几个老乡来，砸了你这煎饼摊你信不？”
　　“俺兄弟是工商局长，俺一个电话就叫他抄了你这烤白薯的炉子，你信不？”
　　摊贩急了：“你这人咋混不讲理？占了俺的地方，还跟俺犯混？拿工商局长吓唬谁？你兄弟要是局长，还用卖煎饼？你走不走？”

　　“不走，看你敢咋的？”
　　摊贩动手推煎饼车：“不走？不走俺请你走，俺就不信治不了你。”
　　钟跃民一把抓住摊贩推车的手，把他的四根手指向下一撅。
　　摊贩疼得大叫起来：“哎哟，你松手……”
　　钟跃民笑道：“俺不松手，谁让你欺负俺？俺不会打架，就会撅人指头，看你能咋的？”
　　高笑着说：“跃民，你松开人家，别把人家手指弄伤了。”
　　“俺不，他得向俺赔礼道歉，要不赔俺两块烤白薯，俺就不松手。”
　　摊贩开始求饶了：“哎哟，老哥，你轻点儿，俺指头快断啦，你松开俺……”
　　“那你给俺烤白薯……”
　　街对面停下一辆出租汽车，司机下车走到煎饼车前：“哥们儿，来份儿煎饼。”
　　钟跃民松开摊贩的手，转过身来，他一楞：“你是……李奎勇？”
　　李奎勇惊喜地喊：“钟跃民？”
　　两人兴奋地握手。
　　“跃民，咱们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可不是吗？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陕北的石川村。”
　　李奎勇看看摊贩问：“这是怎么回事？”
　　钟跃民笑着：“我和他闹着玩呢，他说我占了他的地方，还要带几个老乡来砸我的摊儿，这象话么？好好的农民兄弟，怎么一进城就学坏了？净学黑社会欺行霸市？”
　　李奎勇上下打量着摊贩说：“就你，还黑社会呐？你先把北找着再说，去去去，该干吗干吗去，还轮得到你欺行霸市？装什么孙子?滚……”
　　摊贩揉着手指推起车低声嘀咕道：“俺还以为他也是俺河北地界的……”
　　钟跃民、李奎勇、高都笑了。
　　李奎勇把钟跃民拉到一个小饭馆里喝酒，他要了一瓶二锅头酒，一碟花生米，一碟肉皮冻儿，他边斟酒边狐疑地问：“跃民，你是不是在部队犯事啦？”
　　钟跃民一口把酒干了：“没有，你怎么会这样想？”
　　“这不明摆着吗？我记得你是六九年底当的兵，在部队干了十几年，怎么着也得混个连长，营长的吧？怎么退伍回来摆摊儿卖上煎饼啦，要不是犯事了怎么会混成这样？”
　　“没犯事，是因为复转办分配的工作不理想，我又不想在家吃闲饭，就先摆了煎饼摊儿挣点儿钱，我就不明白，怎么很多人一看见我们摆摊儿的，就认定我们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李奎勇说：“我记得你爸是副部长，你又是转业军官，我可没见过你这种身份儿人当摊贩，”
　　“这没什么奇怪的，靠劳动吃饭又不丢人。”
　　“你可真是独一份，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你还记得吗？那时你老去我们院和我一起练摔跤，和我们胡同里的孩子也玩得挺好。”
　　“记得，我还吃过你妈做的烙饼呢，你妈还好吗？”
　　李奎勇神色黯然：“身体越来越不行了，隔三差五的就得跑医院，她又没公费医疗，全靠我们兄弟姐妹凑钱了。”
　　钟跃民问：“你成家了吧？”
　　“孩子都四岁了，我是七九年从陕西办回城的，为找工作跑了一年，托了不少人，最后才找了份开出租车的差事，如今是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的挺紧。”
　　钟跃民安慰道：“别着急，这都是暂时的，我现在不是还不如你吗？咱们不能总是这样。”
　　李奎勇感叹道：“哥们儿，我这辈子是没戏了，你看我们胡同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当爹的干什么，当儿子的就接什么班，再怎么蹦达也蹦不出这个圈儿去。”
　　“奎勇，咱们老三届的人也有不少有出息的，你还记得郑桐吗？他和咱们一样也是刚上到初一就赶上文革了，他可是靠自己的力量考上的大学，咱们这些人只能怨自已把时间荒废了，到现在怨谁也没用，只能老老实实从头干起。”
　　李奎勇问：“你打算从卖煎饼干起？”
　　“我也没打算永远卖煎饼，可机会总得慢慢寻找。”
　　李奎勇真诚地说：“哥们儿，现在我能帮你的，就是每天多带几个哥们儿来买你的煎饼，别的忙我也实在帮忙不上。”
　　“这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
　　高独自坐在一个咖啡厅里，手里拿着一杯红酒仔细端详着，钟跃民匆匆走进咖啡厅，他看见高便不满地说：“我说高小姐，我忙着呢，你一个电话就把我叫来，也不说是什么事，你是不是拿我当闲人了？”
　　高笑道：“你不就是个卖煎饼的吗？又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你忙什么？”
　　钟跃民坐下：“你说吧，什么事？”
　　高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扔到桌上：“这是你的分红，明细帐都在里面，你点一点。”
　　钟跃民眉开眼笑：“噢，分钱了？我倒把这事给忘了，你该不会在帐上做手脚吧？”
　　高柳眉倒竖：“你说什么？”
　　“哎哟，你别生气，我开玩笑呢。”
　　高瞪了他一眼：“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居然还当过营长？我真没见过你这种没正形的军官。”
　　钟跃民问：“复转办有消息吗？”
　　“上次分我到一家郊区的工厂，我没去，后来就再也没和我联系过。”
　　钟跃民显得很有经验地说：“找个合适的工作总要有点儿关系，不托托人恐怕不好办。”
　　“我不是没关系吗？找不到工作也理所当然，可你是怎么回事？有关系也不用，好象特别热爱卖煎饼这一行。”
　　“那是因为我和你想得不一样，首先你得搞明白一点，人为什么要工作？这个问题不必唱高调，你要非说是为人民服务，那我只能认为你缺乏真诚，我只知道人要吃饭，可饭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得去挣，工作的最基本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这样想就简单了。”
　　“太直白了，我还不大习惯这么直接了当。”
　　“你会习惯的，既然当高官和卖煎饼都是一种谋生手段，那我索性就选择卖煎饼，因为卖煎饼比较省脑子，如果有人认为我卖煎饼丢人，那只能说明他是个俗人。”
　　高说：“听着倒是个道理，可我不能学你，真要卖一辈子煎饼，我恐怕连嫁人都成问题。”
　　“这更是俗人的想法了，其实你真正的想法是嫁给什么人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解决出嫁问题那倒好办，愿意娶你的人很多，譬如郊区的菜农娶了你，没准还觉得高攀了呢，所以你得更正一句，要是卖一辈子煎饼，那么嫁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会很难。”
　　高不好意思地说：“我就那么俗？”
　　“别不好意思，当个俗人也不错。”
　　“讨厌！跃民，问你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除了工作的问题，别的最好不要问。”
　　高固执地说：“我就要问，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前半辈子戎马倥偬，没机会。”
　　“别这么谦虚，我觉得你还不招女人讨厌，有些罗曼史是很正常的，那位漂亮的女军官看你的眼神都是一往情深的，你们之间一定有故事，讲给我听听好吗？”
　　钟跃民皱起眉头道：“小高，今天咱们谈的是分红，不是来谈钟某的罗曼史，你跑题了。”
　　高不依不饶地说：“我就是想听。”
　　钟跃民绷起了脸：“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爱上我啦？”
　　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瞎说什么呀？咱们认识才多长时间？不过，我倒是挺喜欢你的。”
　　“噢，那是一码事。”
　　“不是一码事，爱和喜欢程度不同。”
　　钟跃民冷冷地盯着她：“好，就算不是一码事，我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咱们之间互相喜欢，这里面就有名堂啦，很多故事都是这么产生的，那咱们下一步该干点儿什么了？总不能老是喜欢来喜欢去，不干点儿正事？”
　　高脸上的笑容渐渐退去，严肃起来：“哦，你往下说，该干点什么？”
　　“很简单，你不是想听我的罗曼史吗？那是我和别人的，你听多没意思？不如咱俩现在就制造一段罗曼史，精心编个爱情故事，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去开个房间。”
　　高脸色平静地慢慢站起来：“这主意不坏，可是……你行吗？”
　　钟跃民轻佻地说：“你试试就知道了。”
　　高冷不防将杯中的酒猛泼到钟跃民的脸上：“混蛋！”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钟跃民默默用纸巾擦擦脸，然后喊道：“买单。”
　　钟跃民喜欢临睡前躺在床上边听音乐边看书，这些日子他正在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是郑桐借给他的。屋角的音箱中传来轻柔的古曲音乐声，钟跃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挺令人满意的，每天早晨卖三个小时的煎饼，然后一天的时间都可以供自己支配，他的前半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悠闲过。
　　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响了，钟跃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半了，谁这么不懂事，深更半夜的还打电话？他抓起电话：“哪位？请讲话。”
　　话筒里传来高的声音：“是我。”
　　钟跃民明知故问：“你是谁？”
　　“废话，你听不出来？”
　　“抱歉，实在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士太多，经常闹混了，请报出姓名。”
　　高大喊道：“钟跃民，你欺负人。”
　　钟?跃民笑了：“听出来了，是小高，有事吗？这么晚了，我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呢。”
　　“钟跃民，你必须向我道歉。”
　　“噢，还为那件事生气？”
　　“气得我睡不着觉，越想越生气，特别是你当时那副嘴脸，一脸轻佻相，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钟跃民说：“得，我道歉，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让你打听我的隐私，你才多大？正是天天向上的年龄，怎么就对大人的隐私感兴趣，不批评你几句行吗？以后注意啊。”
　　高带着哭腔喊：“你这叫道歉吗？又教训我，还冒充长辈，你不就比我大十岁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行啦，黄毛丫头，和我斗嘴没好处，说说就急了吧？快睡觉吧，做个好梦，明天还要早起呢。”
　　“不许挂电话，我的气还没消呢，跃民，你这人挺好的，就是嘴太损，当然，我也不该问你的私事，以后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嗳，这就对了，多好的小姑娘，就是好奇心太强，要是把这毛病改了，嫁个好人家没问题。”
　　高笑了：“讨厌……”
　　“不生气啦？”
　　“气消了。”
　　“那就睡觉。”
　　“嗯。”
　　钟跃民一边摊煎饼一边和高神侃，两个买煎饼的中年男人在一旁很耐心地等候着。
　　高忧心忡忡地说：“跃民，今天早点收摊儿吧，我听说这两天整顿市容，工商局查抄得很紧。”
　　钟跃民满不在乎地说：“工商局那帮人是野狼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我这儿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高一撇嘴：“别吹了，哪次查抄你不是象兔子一样窜了？追都追不上你。”
　　“看来我有必要给你讲讲军事常识，这么说吧，以前的大炮是没有动力装置的，要靠骡马或汽车牵引，后来人们想个办法，为什么不把大炮装在车辆上呢？于是就出现了自行火炮，这种炮机动能力很强，打完就跑，等敌人要还击时，它早跑远了。”
　　“你是说，你的煎饼车就相当于自行火炮？”
　　钟跃民夸奖道：“真聪明，以前卖馄饨的有个挑子就行，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工商局，现在形势不同了，咱们做小买卖的也要相应做出调整，配备一定的机动能力，工商局怎么样？他来我走就是，哥们儿还没功夫搭理他们。”
　　正说着街上突然乱了起来，商贩们惊慌地收拾东西纷纷逃走，有人在喊：“工商局查抄来啦。”
　　钟跃民不慌不忙地骑上三轮车说：“别急，工商局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咱们？”
　　高催促着：“别贫了，快跑吧。”
　　两个扮成顾客的中年男人突然按住钟跃民的车把：“往哪儿跑？我们是工商局的。”
　　钟跃民叹了口气：“得，中了埋伏，我说同志，您堂堂的国家干部，为个摊贩这么下功夫，值当吗？”
　　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人说：“我们早接到过举报，抓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每次都让你跑了，今天咱们该算算总帐了。”
　　另一个干部也说：“每天我们上班你下班，净跟我们提迷藏了，见你一次挺难的，今天我们只好提前上班来请你啦，跟我们走吧，推上你那辆‘自行火炮‘。”
　　钟跃民和高被带到工商局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靠墙的长椅上，两个穿工商制服的干部边询问边记录，一个中年人推门进来，两个工商干部站起来：“李科长，您来了？”
　　李科长看看钟跃民和高说：“就是他们？”
　　一个工商干部说：“对，无照经营达半年之久，每次查抄都让他们跑了。”
　　高站起来哀求道：“李科长，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李科长冷冷地说：“现在我宣布一下对你们的处罚决定，由于你们无照经营达半年之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经我们研究决定，没收你们的三轮车，香烟及全部炊具，并处以五百元罚款。如果对我们的处罚决定不服，可在十日内向我们上级主管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到法院起诉。”
　　钟跃民望着天花板说：“没钱，你们看着办吧。”
　　窗外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钟跃民向窗外望去，见几个工商局干部正用锤子砸碎煎饼车上的玻璃阁子，钟跃民一看就急了，他扭头向门外冲去，两个工商干部抓住他，钟跃民下意识一甩肩膀，两个干部被甩倒，屋里的茶几被撞翻，高冲上去猛地抱住钟跃民的腰。
　　钟跃民暴怒地吼：“滚开……”
　　高声泪俱下地哀求道：“跃民，算了吧，我认罚，我求你了。”
　　两个被摔倒的干部爬起来又抓住钟跃民：“你别想走了，这是妨碍执行公务，殴打执法人员。”
　　李科长指着钟跃民，他被气得直哆嗦：“马上给我报警，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嚣张的无照摊贩，我劝你态度放老实点儿，等警察来了，可就没我们这么客气了。”
　　高求道：“李科长，我们认罚，我马上回去取钱还不行吗？”
　　李科长冷冷地说：“认罚也晚了，现在已经不是罚款的问题了，你们有话到公安局去说吧。”
　　钟跃民镇静下来，他坐下不吭声了。
　　工商局和公安分局离得不远，这两个机关的人也比较熟，工商局这边要是有什么事，一般都是把电话直接打到刑警队，按理说这类小事请派出所的人来处理一下就行了，但由于两个机关之间关系很好，刑警队的警员们不好意思拒绝，所以遇到工商局的人报警，一般还是给点儿面子，派过两个人来处理一下。张海洋刚上班，就听见一个同事说工商局那里有个卖煎饼的摊贩在闹事，队里正准备派两个人去处理一下。张海洋马上就想到了钟跃民，除了钟跃民哪个无照摊贩有这么大胆儿，没有执照还这么嚣张，张海洋立刻找到队长把这件事承揽下来。在去工商局的路上，张海洋哭笑不得地想，钟跃民身上哪来的这股霸气？连无照经商都这么理直气壮。
　　张海洋仗着刑警的身份总算把钟跃民的事给摆平了，工商局的李科长虽然生气，但不能不给刑警队的人点儿面子。钟跃民还偏偏不识相，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工商局把三轮车还给他，张海洋心说，没拘留你就是万幸了，还要什么车呀？
　　事情处理完也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海洋把钟跃民和高带回分局，请他们在分局的食堂里吃了午饭。吃饭时，高一个劲儿向张海洋道谢，而钟跃民却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刑警队的同事们都听说了这件事，大家都很好奇地涌向食堂，想看看这位当过营长的无照摊贩是什么样子。钟跃民在众人的注视下，旁若无人地吃了三个馒头和一碗红烧肉。午饭后，张海洋把钟跃民、高送出公安分局的大门。
　　张海洋边走边解释：“我刚来，认识的人还不多，帮不上你什么忙，东西没收了就算了，我和工商局的人讲了你们的情况，他们表示谅解，可以不追究了。”
　　高则是千恩万谢：“张大哥，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帮忙，非把他拘留了不可。”
　　“谢什么，老战友了，跃民，以后你可得注意点儿，别这么大火气，你还当你是侦察营长？从部队到地方，环境变了，我知道你一时适应不了，可你不适应也得适应，社会要强迫你适应，不然你就要受到惩罚，我告诉你，我可不想将来在审讯室和你打交道。”
　　钟跃民不耐烦地说：“行啦，以后就是有人往我嘴里撒尿，我也伸嘴接着，保证不发火，嘴里还得夸着，跟他妈的五星啤酒似的，味道好极了。”
　　张海洋劝道：“你就别发牢骚了，还是找复转办等分配吧，千万别再卖煎饼了，缺钱了跟我说，我反正也没负担，就是别惹事，好吧，今天我值班，就不送你们了。”
　　高握住张海洋的手：“再见！张大哥。”
　　钟跃民若有所思地看着张海洋的背影，高轻轻挽起钟跃民的胳膊：“回去吧，明天咱们都不用早起了。”
　　钟跃民叹了口气：“看来我还得找个合适的工作。”
　　高静静地望着他：“我知道你有办法，就是不愿意求人，是吗？”
　　“那就求人吧，顾不得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