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早晨又来临了……
　　这是一首由莱利斯主唱的哀伤的流行歌曲，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不知何去何从的孤独男人在安静的星期日清晨的忧伤情形。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大的早晨，我就是歌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
　　我端起一杯咖啡走进起居室。我住在三藩市的“太平洋山岗”。那天天气不错，天上没有云，有一点微风。从我的窗户里可以俯瞰海湾，海水是深绿色的，一些游艇分散在里面，就像一张地图插着许多小白旗。
　　我走到我的书架前，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上面有六千多本廉价的侦探、神秘杂志。我用手摸着一些书背：《黑面具》、《一角侦探》、《线索》、《侦探小说周刊》。这些周刊我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收集了，就是说，那上面有我生命的三十年，将近我在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三的时间——下个星期五，我就满五十岁了。
　　我拿下一本《黑面具》，看着封面：钱勒，马田，聂伯，麦克，这些都曾是陪伴我度过寂静周日的老朋友。他们驱散我不少恶劣、低落的情绪，但今天不然……电话铃响了，我走进卧室，拿起听筒，是老休本，一个严肃而正经的警探，也可能是我三十年来最接近的朋友。
　　“嗨，”他说，“吵醒你啦？”“没有，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上了年纪，渐渐要早起了。”“可不是。”
　　“今天下午一起玩会儿牌，喝喝啤酒如何？我太太和孩子去苏里雅多了，不在家。”“我不太想，休本，”我说，“我没那心情。”
　　“你好像又闹情绪病了。”“是的，有点。”“私家侦探的忧伤，嗯？”
　　“是蔼-私家侦探的忧伤。”
　　他发出一阵笑声。“不是和即将来临的五十大寿有关吧？去你的，五十是人生的壮年，我是过来人，老弟，我现在已经五十二了。”“当然。”
　　“晤，你至少改改主意，过来和我喝一杯，我给你留一罐。”
　　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喝完咖啡，尽量不思考任何事情，最好连呼吸都不要。我站起来，无目的地踱一会步。
　　星期天的上午来临了……
　　突然，肺病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开始咳嗽起来，只得坐下来，拿手帕捂住嘴，听枯燥、易碎的声音，在空空洞洞的公寓里徘徊。香烟，该死的香烟，三十五年来平均一天两包皮。五十年中的三十五年，抽了不止五十万支的香烟，吸了不下一千万口……算了吧，想那些有什么用？我再次站起来。晤？今天似乎只是站和坐。我也没出门，真要变成幽闭恐怖症患者了。找个地方去，找件事情做。也许独自驾车远游，我只是不想见休本或任何人。
　　穿上一件旧棉布夹克，离开公寓，开上车。出城最近的方向是向北，所以我开车驶过金门桥，直奔一0一号公路。两小时后，在科里尔北部数英里的红木匠，我拐弯直驶海岸，下午两点以后，我上了一号公路，再向南边行驶。
　　那一带笼罩着一层雾，看不见太阳，但能闻到强烈的、海的清新的味道。这一带的车辆很少，很长时间看不到一辆。带白沫的海浪，不停地拍打海岸，是吸引人的景致。接近那个叫“锚湾”的海湾时，我驶上一处悬崖。我把车停在一个没有人踪的停车区，找到一条通向同样没有人踪的海滩。
　　我沿着海滩散步，看海浪打过来，又散开，听听海浪的吼叫，听听雾中的海鸥的叫声。那是个寂静的地方，但唯有寂静才是吸引人的。在这个星期天，它对我是个好地方。
　　半小时后，我开始觉得冷，又咳嗽起来。我走回小径，上坡，快到悬崖时，看到停车区停着另一辆汽车，一辆布满灰尘的绿色小型卡车。后面还挂着一辆小小的，也是布满灰尘的房车。车的右后部有点倾斜，那说明车胎扁了。附近只有两男一女，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风吹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我向他们走过去，走向我的车。我的脚步声高过海浪拍打岸的声音。他们三人一起抬头，移动位置，相互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起步向我走来。我们在相距几码的地方站住了。
　　“你好！”其中一人说。那人二十出头，另外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年纪，和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下垂的八字胡，穿一件粗布风衣，蓝色工作裤，短统鞋。他的神色不安，看得出微笑是勉强挤出来的。
　　另外的一男一女，神色同样紧张不安。男的是黑发，比那个红头发短，脸黑黑方方，带格的伐木工人夹克，长裤，褐色的皮鞋。女的并不漂亮，嘴唇很薄，脸色苍白，穿一件长而厚的风衣，一条绿色的大手帕包皮住头，蝴蝶结像修女的头布，红棕色的头发垂在肩上。三个人的手都插在衣袋里。我点点头，说：“你们好。”
　　“我们有个车胎扁了。”红头发说。“我看见了。”“我们没带千斤顶。”
　　“晤，我有，欢迎你们用。”“多谢。”
　　我有些犹豫，略略皱眉。当你的大半生都在于侦探工作时，有时你会有一种预感，而你却没有相信那些预感。现在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感到这儿有点不对劲，很不对劲。他们的不安是一部分，还有一种浓重的，显而易见的紧张夹在三人之中，有着某种轻浮，或者是带危险性的游戏。也许那和我无关，但是侦探的本能，侦探天生的好奇，不允许我置这种“不对劲”感于不顾。

　　我说，“我碰巧在这儿真是好事，今天这一带车辆似乎不多。”
　　红头发的男孩从衣袋里抽出左手、不大自信的用手指压压八字胡，说，“是啊，我们可真够幸运的。”女孩大声地吸鼻涕，拿出手帕，用力地擦。
　　黑头发的男孩把体重换到另一只脚，两眼的目光游移不定，紧了紧夹克，似乎话中有话他说：“这儿真是很冷。”
　　我瞄卡车一眼，车牌是俄勒冈的。我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蒙大拿度假。”“你们在度假？”“多少有点度假性质吧。”
　　“你们三个坐那辆轿车，一定有点挤吧。”
　　“我们喜欢挤。”红头发男孩说。他的音调一下拨高了，”借一下千斤顶，好吗？”
　　我取出钥匙，绕到车后面，打开后厢。他们三人站在原地，留心地注视着我。我突然想到，他们并不是一伙的，这是不对劲的地方。红头发有八字胡和长头发，是时髦型，而黑头发比较保守，这意味着什么吗？其中之一可能是个“电灯泡”，是个不需要的“第三个轮子”。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不只是两个人刚好，三个人嫌多那种意义了。如果我的感受不错的话，哪一个是多的呢？那女孩也不曾对哪一个含情脉脉，多看两眼。她那双在风里缩皱的眼睛，一直直视着前方。
　　我解开扣住千斤顶的钩子，取出来，再关上车厢盖，转过头对他们说，“也许最好由我来为你们换，这玩艺儿还需要些诀窍。”
　　“我们可以自己干。”黑头发说。“没关系，我乐意帮忙。”
　　我把千斤顶搬到小卡车的后面，备用胎已经在那儿了。车的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小窗户。一个用粗布围着，另一个用的是透明塑胶纸。我从透明的那个偷瞄车里，里边有个放杯盘的柜子，一张小桌，两张床型的长椅。所有的东西全都很干净，很整洁，放好，捆牢，以防车开动时滚动。
　　他们三个人也走过来，围成一个圆，这一次女孩站在中间。我蹲下来，把千斤顶放到轮轴下面，把它固定好。当我开始干时，黑头发和红头发都上前帮忙，不过依我看，他们还不如不帮。
　　我们用了十五分钟换好车胎。我试图和他们交谈，以便从谈话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看哪一个是“第三者”，但他们什么口风也没透。两个男的只偶尔回答我一两个单字，女的还在清理鼻涕，一言不发。
　　我摇动千斤顶手柄，使卡车四轮着地。我说：“晤，好了，你们最好一碰到修车店就修好你们爆了的那个车胎，你们总不想不带备用胎到处闯吧？”
　　“好的。”黑发男孩说。
　　我发出一个试图沟通的微笑，“你们车里有啤酒或汽水吗？出了些力气，口也渴了。”
　　红头发看了看女孩子，又看看黑头发，不安他说，“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我们上路吧。”黑发男孩说。他捡起扁的轮胎，放进车后的金属储物架里，扣祝然后三人向车门走去。
　　我很不想让他们离开，但我想不出办法把他们留下。没有什么让人怀疑的，坐位上，坐位后面的小架子上，仪表板上，乘客坐那边的地板上，都没有什么东西。女孩子第二个上车，黑发男孩是司机，他们关上门，发动引擎。
　　“慢慢开，不要慌。”我说着，举手示意告别，但他们一个也不看我。卡车向前冲去，有一点太快，车胎扬起一些碎石，上了一号公路。他们向南边去了，越开越快。
　　我站在那儿，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才回到汽车里发动引擎。
　　现在于什么？开车回三藩市，不理这件小事情——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可我就是不能忘记它。那几个年轻人之一，或者不只一个，不是一伙的。我越想，越觉得应该弄清楚是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三个人全都表现出一种紧张、焦急的气氛。
　　我没有正式的理由或权利扮演侦探，但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且我对空荡、寂寞的住所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所以我不妨再做一次过去三十年的老本行。
　　我发动汽车，上了公路，向南开。我开了四里路才赶上他们。
　　他们的速度很快，也许超过限速十英里，但还在安全限度内。我调整车速，保持与他们的距离在数百码之内。时间已近黄昏，不是跟踪的好时候，何况还有一层雾。好在他们的小卡车的灯亮着，这就足以使我跟住他们。我们沿海岸走，路上的车辆一直不多。雾越来越浓，还不停地落着细滴雾水，使我不得不打开雨刮。慢慢地，已进入了漫长阴冷的夜。天很快就黑透了。
　　继续前行数英里后，小卡车进入蒙大拿湾，他们没有减速而是直穿过去。这样就证明了黑发男孩对他们的目的地撤了谎。我怀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去哪儿，不禁又想到准备追他们多远？我决定跟踪到底，直到他们停在某地，直到好歹我对他们的关系有所掌握为止。如果那意味着跟踪到明天，甚至追到另一个州，没关系，我没有未决的案子，手边和脑子都没什么任务，不论有无目的，我知道工作是医治自怜和沮丧的良药。

　　福特村，雷尹镇……小卡车直向前开去。那时我们可能在离金门桥三十英里的地方，我的汽油已经用掉一些，不过还够我驶回三藩市，再远就不行了。
　　看来我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加油了。就在奥立马村南面，小卡车减速，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二级路，向雪尹国家海滨开去。
　　两分钟后，我来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一块路牌，写着：公共营地，前方三英里。这么说，他们要在这儿过夜，或者吃晚饭。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尽管黑，但这儿的雾稀一些，还有风不断地把它们吹走。视界不错。次等路上车少，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我拐了上去，关上车灯，以二十英里的时速前进。
　　那地区风景不佳，乱糟糟的，原因是这一带是圣安维斯的断层地带。我经过一个小池塘，向前走了三英里。营地就在左边，靠近海洋。它的西面有些沙丘，南边有松树和机树，还有一个小的管理处。那是个木质建筑物，有一些烧烤用的石台架和一些散放的垃圾筒。小卡车在营地里，灯还亮着，停在林木附近。
　　我从远处看见它，一些树木挡住了我的部分视线。我没有直接从入口进去，那样他们可能看见我或者听见我。我向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关掉发动机。十秒钟后，小卡车的灯也熄了。
　　我静静地坐在方向盘后面，试着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但人的头脑的确很怪：一路上我都没法弄清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三个中一个或两个不对劲，而现在我却又在考虑别的事。我的记忆细胞飞快地转动，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些事，一直在烦扰我——三件分开的小事，它们凑在一起告诉我哪一个不对劲。我感到眉头皱了起来，我仍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刚才发现的事使整件事显得更加古怪，更加紧迫。
　　我伸手取下车顶的圆型塑料灯罩和里面的灯泡，然后下车，越过路面。风刮得很急，像小锯齿一样切割我的脸和手。头顶上一缕细雾在黑暗中飞动，如同冰冷的手指在寻找温暖一样。
　　我谨慎而缓慢地进人树林中，向南走，大致和卡车停放的地方平行。穿过风吹断的树枝，我估计车和我的距离在四十码左右。
　　车厢里是黑的，似乎没人，后面的房车透出微弱的光，其亮度之弱告诉我车门上的两个窗子都放下了布帘。
　　我大步向卡车走过去，在距它不到十码的地方停下来倾听，这时我是躲在一棵大松树的阴影里。除了风的狂叫和远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见什么。我凝视了一会儿那房车。然后打量了一下卡车旁边的地面，那里没有硬石，只有泥土和松针叶，在人的脚步下它们会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慢慢走到卡车旁，到房车旁边时，我停下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金属板上听，同时拿手指堵上另一只耳朵以防风声的干扰。最初大约有三十秒钟光景，里面有微弱的走动声，但没有谈话声。然后，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不同伙的人，在用低沉、听不清的声音说话。
　　“快把三明治做好。”
　　“就好了。”另一个声音畏怯地说。
　　“我快饿死了，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个没完，你懂吗？”
　　“这是公共露营地，管理员不会来打扰我们，如果你——”“闭嘴，我早告诉过你，如果不想挨子弹的话，就乖乖的，少罗嗦，我还有必要再说一次吗？”
　　“不用了。”
　　“那么闭嘴，赶紧把三明治弄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才到墨西哥呢。”
　　这通对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绑架，可能还有其他天才知道的重罪。这是我拔腿离开，向附近的公路巡逻人员报告的时候。私家侦探的职责到此为止，如果你在这时候还不想把事情移交给官方，你就是傻子。我轻轻退后，转过身，准备退回树林，回到我车上。
　　事情有时就是那样发生的——没法预料，非常巧，巧得你毫无防备——一阵风把一棵树的树枝刮断了，断枝被吹到卡车前，嘭的撞到上面，发出巨响。
　　房车里立刻有了反应，传出一阵忽如其来的和什么东西的刮擦声。我还在后退，但来不及逃跑了。房车的门拉开，其中一个人冲出来，进入我的视线。他也看见我，大叫，“站住，你给我站祝”他一只手中拿着长的黑黑的东西，那是枪。
　　我停住了。那人正是我觉得不同伙的人——那个不同伙的人正是那女人。
　　他双腿叉开，站在那儿，双手托着枪，紧张，害怕，又危险。现在他不戴假发和包皮头巾，他的头发是短的，淡色的，在黑暗中看上去是白的。除了他苍白的、女子般的面孔和天生没什么汗毛的手，他周身没有一点女人阴柔的特点。
　　“到这边来。”他说。
　　我犹豫片刻，然后照他的话做。他很快退后，到一个可以对着我和房车后部的地方。当我走到距他三大步时，我看见另外两人站在打开的车门旁，里面的灯光照着他们的侧影，他们的四只眼睛在我和那个拿枪的家伙之间转来转去。
　　“你在干什么？”拿枪的说，他认出了我：“你在跟踪我们？”

　　我没答话。“为什么？你是谁？”
　　我注视他一会，然后透露出一点真相，因为我要看他的反应。
　　我说：“我是警察？”
　　他嘴边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枪也晃了一下，好像拿不稳似的。
　　他对我和那两个年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一旦他觉得必要。
　　这点我可以肯定，你凭阅历可以看出一个人会做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在他心慌意乱之中，不用逼他也会开枪。
　　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是你的事，”说着发出一个含糊的、似笑非笑的声音，“我不是女人，你似乎不觉得吃惊。”“是的”“什么让你识破了？”
　　“三件事，”我但白他说，“一件是你在停车场擦鼻涕的样子，你用力的姿势，不停地擦，都不是女人的样子。第二件是你走路的方式，迈大步，步子又大又重，和另外两个男孩子一模一样。第三，你没带钱包皮或手袋，卡车里和房车里也没有，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不带这类东西。”
　　他用没拿枪的手擦擦鼻子，说：“很不错，你很精明。”
　　红头发的男孩子以发抖的声音说：“你打算怎么办？”
　　拿枪的家伙没有立刻回答，仍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我，嘴角仍在抽动。我看见他想了一会，向另外两个人说：“你们里面有晾衣绳一类的东西没有？”
　　“有。”黑头发男孩说。“去拿，我们得绑上这警察，带上他和我们同行。”
　　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对自己说，你就眼睁睁地任他绑吗？
　　我就这么站着，无动于衷地等死吗？就这样让自己和两个孩子死在路上的某个角落？我说：“干嘛不现在就杀死我？这儿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
　　他的脸阴暗下来，“你闭嘴。”我向他迈出一步。
　　“站住，”他拿枪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警告你，老头，如果你不站住的话，我就要开枪了。”“你一定会开的。”我说，向他扑去。
　　子弹在离我脸一英叽左右射出，火焰的烧着我的皮肤，几乎使我半盲，但我感到子弹从我右颊飞过，枪声也很响，但我还是抓住了他的手腕，在他再开枪前打掉了他的枪。我用右拳猛打他胃部和胸口。他嘴里呼着气，步伐乱了，身体失去了平衡。我再给他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身上，凶狠地送出一串重拳。我感到他浑身发软时，他已经昏了过去。
　　我站了起来，同时抓起那支枪。我的面颊刺疼，火的一般，两眼也感到刺痛，还流着泪，但我的伤也就限于这些了。除了双腿有些无力之外，我的反应和行动方面也没有任何迟钝的感觉。
　　红发和黑发的男孩子急急地冲过来，他们僵硬而苍白的脸上有着一种获得释放的愉快感觉。“好了，”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最好把晾衣绳拿出来。”
　　我们开我的车把那个不同伙的人送到了附近的公路巡逻站，那家伙叫余连。在路上，另外两个男孩，一个叫安东尼，一个叫艾得，告诉了我被劫持十二个小时的恐怖历程。
　　他们是俄勒冈州麦克斯城的农林学院学生，那天上午他们从学校出发，想野营两天。然而他们在路上犯了个错误，停车搭上了他们以为是女人的那个家伙。余连上车后就掏出枪，逼他们沿海岸向南开，进入加州。他想去墨西哥，但他不会开车，把他们选作了司机。
　　他还说他是个逃犯，人狱是因为持枪抢劫和两起谋杀未遂案。
　　他越狱后全州缉拿他，他闯进一所空房子找衣服和钱。可那房子显然住的是个老姑娘，因为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男人的东西。不过他发现两顶假发和一些适合他自己的女性衣物，于是他产生了女扮男装的念头。
　　当我们到达公路巡逻站时，余连仍在昏迷之中。安东尼和艾得向那儿的梅尔警官重述了一遍故事。我则简短地讲了讲我那部分。但他们在感激之余，坚持把我说成了某种大无畏的英雄。
　　梅尔警官和我单独在办公室里时，我亮出私家侦探的执照给他看。他看完后给我一个含混的微笑：“一个私家侦探，呃？你缴余连的枪的方式就是私家侦探的那一套，不错，就像电视上演的。”
　　“当然，”我疲倦他说，“就像电视上演的。”“我只能说，你胆量过人。”
　　“不，我不是什么胆量过人。我一生中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只是如果我能帮忙，我就不能让那两个孩子受到伤害。余连可能杀死他们，迟早而已。但他们的生命就像刚升起的太阳，前途远大。”
　　“朋友，他差点杀了你。”梅尔警官搓着他的手说。
　　“那我倒不在乎，”我顿了顿，”我只关心那两个孩子。”
　　“无私的人，对吗？”“错。”
　　“那么，你为什么不在乎自己的安危？”梅尔警官停止搓他的手，问。
　　有好一会儿我默不作声，然后，我决定说，因为我把原因放在心里已经够久了
　　“好，我告诉你，事实上，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走到窗前。“医生说我只能活十八个月了，除非有什么奇迹。我得的是晚期肺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