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外旅行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每次做这种旅行时，我都像一棵无根之草，在陌生的国度里设法处理可能出现的困难。为此我都要做一点准备，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实际上，我不过是在旅行时带上出发前一直在读的一系列丛书，不久我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一读到在东京时读的这些书，胆战心惊、急躁、沉靡的我就会得到鼓舞。
　　①《新人呵，醒来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总计七篇，此处选译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欧洲旅行。说起来那是跟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维也纳到柏林巡回工作。当时，树木还都没有发芽，可花却开了，有金黄的连翘和藏红花，藏红花的蓓蕾刚从地里冒出来，一点绿色也没有。临出发时，我带了四本“企鹅·现代·文库”出版的马尔卡姆·劳里的书。这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劳里，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短篇，为的是把劳里对我的启发对照着写下隐喻，所以我积极计划着在这次旅行中再读一遍劳里，争取在旅行结束时读完，然后赠送给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轻时，我无法静下心来持续地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打算从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读几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
　　旅行期间，我按着繁杂而又陌生的时刻表，在移动的飞机、火车和旅馆里读小说，上面有我在各个时期画上的红线。摄制组的人严格遵守工作规则，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傍晚时分，在火车到达法兰克福之前，我又一次发现劳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我认为《伸向泉边的森林小路》是他最优美的中篇，文中写到寻求创作灵感的祈祷，正是这些地方打动了我。
　　所谓“又一次”，是说以前我读这本书时曾深受感动，还把那句话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说中，可是这次，先前认为重要的那前半句话的后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环境为主题创作音乐，可是却没有完成，他不断地呼唤：“亲爱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种错误的思虑之中无法解脱。请把这项工作置于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上，请让我当您的奴仆吧。如果我的动机不明或者音乐杂乱无章，多处没有意义的话，请您帮助我使它们恢复秩序吧，oriamlost……。”
　　当然，这是从整体上阅读文章之后，我特意在文章最后引用原文，因为正是这后半句话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优美的姿势指给我看一位诗人的作品集，“现在，我们抛开劳里的作品，走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且还应该在这里停留几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轻应征入伍士兵返回兵营的时候。士兵们像学生一样，站在卧铺车厢窗边的过道上，不停地吹着带有压缩阀的小喇叭，向他们的家乡告别，火车就要开了，有的士兵还在月台上，尽心抚慰少女般的恋人们，还有的人要再拥抱一次作为最后的告别。走入这样混乱拥挤的月台，离别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走出站台，摄制组的人正往旅馆搬器材，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威廉·布莱克全集，于是买了下来。那天晚上，时隔几年，不，应该是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开始读布莱克的书。一开始我翻到的那页上写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儿去呀？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对我说话，爸爸，否则，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后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刚才说到时隔几年，我意识到实际上岂止是几年，仔细回顾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译出这段诗。说起来，最近我常常有跟过去一样的体验——身为爸爸的我，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子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我试着在小说里译出这句话。在诗人的世界里，我曾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影响，并又一次被吸引，我将走向布莱克，这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感到转折期的危机来到我和儿子之间。否则，我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感到劳里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莱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将要完蛋了）有直接联系呢？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我好几次关掉床边的灯，可还是不能入睡，又毫无头绪地回想起布莱克。在这本书的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黑色裸体男人。
　　儿子出生时头盖骨畸型，不久我写小说时引用了布莱克的一行诗。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轻时代我读过的书不多，可为什么布莱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呢？在《出埃及记》中以强烈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上实行保守主义为主题，他也曾谈到自己对版画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说中把这句话翻译成：“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比起要培养还没萌发出的欲望来……”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里的那后半句话，后一半是：“漆黑之夜，父亲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湿，陷入泥泞，他嚎淘大哭，雾在飘荡。”
　　三月底，傍晚时分法兰克福就开始起雾了。再过一、二个星期就要到复活节了，对于人们翘首盼望，隆重庆祝的这个欧洲民间节日，以前我只是在观念上有所了解，这次我将理解到死和再生紧密相连的那种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伫立在窗前俯视，街道两旁巨大的橡树还没有发芽，只有街灯映在黑色的树干上，一片朦胧的景象。
　　回到成田机场，日本的春天已临尽尾声。我感受到一种明朗的气氛，连身体也不由得轻松起来。来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要是在平时，我们就乘机场的巴士去箱崎，可这回电视台为我们准备了车，上车后他们疲弱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还是不想说话，似乎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斗争。女儿已经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级班，忙于应付作业和准备考试，他们不提也罢，可是他们也闭口不谈大儿子没来接我的原因。
　　一开始，我没有去寻找花的踪迹，而是凝视着夕阳下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不久我就回忆起自己的担心，在旅行的后一半时间里，在读布莱克的诗，或者说是在诗中沉思时，有好几次我似乎感到儿子和我之间，或者说和家人之间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正在到来。于是当疲惫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说出现征兆的两、三件事时，我依然凝视着树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对儿子的这种突然冲动，还是想办法采取些防御措施吧，可是心里却不得不自问：“义幺怎么办？”（就像在小说中那样，在这里我还想叫他“义幺”）。
　　然而，从成田到世田谷区的路程太漫长了。连妻子也终于忍不住，只要一开口，势必要把闷在心里的忧虑吐露出来。接着，她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用低沉而忧郁的口气说：“义幺不好，太坏了1她担心下面的话被司机听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离开日本去欧洲的第五天，儿子像是有了某种想法似的，发起疯来。——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妻子担心别人听到这些后会感到惊奇，所以没有说。回家之后一直到给儿子铺完床，她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从福利学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个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学校附近的砧家庭乐园，开同学告别会。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玩捉鬼游戏，玩法是孩子们装鬼追自己的妈妈。当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一起跑开时，老远就看出儿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惧地停下来。这时儿子冲过去，来个在体育课上学的柔道动作——扫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上渗出血来，摔成了脑震荡，半天爬不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别的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儿子叉着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盯着地面，顽固地默不作声。那天回到家后，妻子还在担心，她开始观察义幺，看见他走进弟弟的房间，从背后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脑袋。弟弟自尊心很强，既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向妈妈告状。当妻子在车上给我讲这件事时，他拘谨地低着头，非常害羞的样子，可他没有否定妻子的话。妹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铺床什么的，都照顾有缺陷的哥哥，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哥哥的攻击，妻子亲眼看见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门上。因为屡次发生这种事，大家又气又怕，可是义幺却不在乎，福利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开着录音机，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儿子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嘴巴塞得满满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义幺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厅的一角继续吃晚饭，儿子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双手紧握举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对面的窗帘旁边，盯着昏暗的后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身高和体重都跟你一样，我们可对付不了……”妻子说完就不吱声了。小儿子一直没有说话，我们三个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网中，畏缩着，挨着漫漫长路。在还没开始讲述菜刀事件的时候，甚至在她还没讲到儿子脑子里奇特的想法时，欧洲的长途旅行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这种事情，我首先采用保守的处理方法，没有直接反驳妻子的话，而是采取迂回方式，我想起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小儿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但我终于没有从妻子膝前的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布莱克全集……在《经验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这首诗广为人知，诗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词的，与《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词的少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独立，与父亲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别人，而且，根据这种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以，爸爸，您为什么让我比爱自己更爱您和兄弟们呢？在门口撒上面包屑，连小鸟都快喜欢上您了……”
　　神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气坏了，他把少年带走，说他是恶魔。“后来，孩子被烧死了，神圣的地方曾经烧死过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泪，可就是现在，白岛上不是还在进行着这种勾当吗？”
　　忧郁的三个人终于到家了，我们往阴暗的门口里搬行李箱时女儿走出来。跟母亲和弟弟一样，她也是满面愁容。在车上时，我不便问妻子，“既然义幺和大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为什么还只留他们俩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儿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可是为了表现出旅途归来的高兴，我们寒暄后，走进客厅，儿子在聚精会神地看相扑杂志，他穿了一条上学时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旧衬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双膝跪在沙发上，样子很难看。那是一本专集杂志，介绍刚结束的春季赛会，义幺正出神地看二流选手的得分表。浑身上下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是旅行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另一个我，一个是顽固抗拒我的儿子。身高和体重跟我一样，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连姿势都像我，平时他躺在沙发上读书，我也是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像我读书时的姿态很自然。同时我也感到现在儿子公开拒绝我（和另一个儿子，即我的一个分身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行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扭曲之后，从内心深处排斥我。所以，尽管我对他喊：“义幺，爸爸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局势对朝汐有利吗？”可还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种忧虑和沉重。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儿子的眼睛。回国当天晚上，好像真的要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正是儿子的眼睛使我面对问题的核心。我在柏林给义幺买了一只口琴，在瑞士给小儿子买了一把军刀。义幺在沙发上，我们叫他，他不过来，于是弟弟就把口琴拿过去，可他连看都不看。吃饭时，我叫了他几次，他才把口琴从纸盒里拿出来，平时不管是什么乐器他都很喜欢，还试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几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宝贝似的，像见到一位稀奇而胆小的人，可是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两边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里，像在摆弄一个怪物。不一会儿，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对着一个孔吹，一阵单音划过，像刮风一样。如果吹两个以上的孔，将发出可怕的不协和音，而不是和弦，让人感到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从免税店买来的威士忌，儿子像一把斜插过来的刀子，冲到沙发前，两只手紧握口琴的一端，像举着笏一样，从口琴两边看着我。这时我慢慢地站起来，妻子他们非常紧张，那种眼神让我发抖，他两眼充血，几乎让人怀疑他在发烧。眼里闪烁着金黄色树脂一般的光泽。发情的野兽在冲动中极尽荒婬，余韵还没散尽。很快那种凶猛的发情期就要过渡到沉滞期，可体内还存有兴奋。可以说，在儿子的体内，发情的野兽正在侵蚀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么也不想干，乌黑的浓眉，高挺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松弛下来，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我俯视那双眼睛，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妻子站起来对儿子说：“该睡觉去了。”于是他温顺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楼去了。口琴叭嗒一声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经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似的。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无人的地方极乐之后，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儿子去睡觉后，妻子给我讲述了前面提到过的菜刀事件。“就像刚才握口琴那样，义幺举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儿，伸着头，盯着后院。当时我们正在吃饭，连声也不敢出，一动不动。”
　　妻子讲述了儿子的奇怪言谈。现在，我旅行回来后，儿子可以不跟妻子对抗，在他们去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儿子开始发疯的时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来了，我就向他告状。”想以此来牵制他。可是儿子依旧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非常大，听着布鲁克纳交响曲的FM广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对，不对，爸爸已经死了1
　　妻子一阵茫然，可还是重打精神，想改变儿子的误解。“不，你爸爸没死，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那是去国外了，并没有死，跟过去一样，旅行一结束，他就回来，这次也回来。”妻子对听广播的义幺大声喊，她想或许有必要提高声音说服他。——妻子沮丧地打开放在饭桌上的FM广播节目杂志，想知道那是第几交响曲，原来是C小调第八交响曲。可是儿子显示出顽固的信心，继续争辩道：“不，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在跟妻子的对话中，儿子的话一定很奇怪，却呈现出相应的条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个星期天就回来。”
　　“是吗？是下个星期天回来吗？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爸爸已经死了呀1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还在不停地放，和儿子大声争吵的妻子已经精疲力尽，她好像又有一种在砧家庭乐园被赐倒在地的感觉，仿佛后脑勺又渗出血来。妻子联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态，如果丈夫先死了，为了把残疾儿子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骗他说父亲还没有死，那么……似乎掉进无力的深处。
　　回国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儿子沟通之路，从此大家和他重归于好。黎明将近，我还没有睡着，在孩子们起床吃早饭之前，我坐到饭桌旁，（儿子和家里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歪坐在饭桌旁，手腕上像挂了铅锤，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饭。可能是因为吃了“飞弹融”抗癫痫剂，早晨动作缓慢。在这段时间，我和妻子说话，他好像一点也没听到）吃完饭后，孩子们都呆在自己屋里，春假还没有结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即到昨天为止由大儿子霸占着的那个，睡着了。
　　不久，我回忆起儿童时代，某时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现在眼前，在那种真切浓厚的怀念中，我颤抖着醒来。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儿子靠近沙发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弯着、轻柔地抚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脚。就好像在摸柔软而易破的精工制品。凝聚着怀念之情，像飞动的蚕一样，我颤动着。在梦醒时分，我听到低而温和的声音，
　　“脚，没事吧？好脚，好脚！脚，没事吗？痛风，还疼吗？好脚，好脚1
　　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幺，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1
　　我一说完，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1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幺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幺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幺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幺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1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婬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