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不正常吧！”雪换个说法，词汇倒还丰富。
　　“干什么呢，现在？”
　　“没干什么，”她说，“闲得没什么可干。躺着听音乐，吃蛋糕，翻翻杂志什么的，就是这样。”
　　“噢——”我说，“反正出来就打电话过去。”
　　“能出来就好。”雪淡淡地说。
　　两人依然侧耳倾听我在电话中的言语，但似乎仍一无所获。
　　“那，反正先吃午饭吧！”渔夫说。
　　午饭是养面条。面条脆弱得很，刚用筷子挑起便断成两截。犹如病人用的流食，带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两个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学其样子吃了下去。吃罢，文学又端来不凉不热的茶水。
　　午后如同深不可测的浑水河，静静流逝，房间里惟闻挂钟走动的喀喀声。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铃声。我只管在公用笺上奋笔疾书。两名刑警轮流歇息，时而到走廊小声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驱动圆珠笔，把这百无一用的无聊文章从左往右直录下来：“6点15分左右，我准备做晚饭，首先从电冰箱里取出——……”纯属消耗。傀儡！我对自己说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无怨言。
　　但也不尽然，我想。不错，我是有点当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争，自己的所作所为果真正确吗？难道不应该放弃对五反田的包皮庇而如实说明真相协助警方破案吗？我是在说谎。而说谎，任何种类的说谎也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纵使为了朋友。我可以讲给自己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使咪咪获得再生。我诚然可以这样说服自己，然而腰杆硬不起来。因而只好闷头抄写不止。傍晚，抄出20页。长时间用圆珠笔写这么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劳作。渐渐地，手腕变酸，臂肘变重，手指变痛，头脑变昏，于是下笔写错，写错须用横线勾掉，并按以指印，不胜其烦。

　　晚间又是盒饭。我几乎提不起食欲，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卫生间对镜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为之吃惊。
　　“结果还没出来？”我问渔夫，“指纹、遗物和遗体解剖的结果？”
　　“没有，”他说，“还得一会儿。”
　　我好歹熬到10点，差5页没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多一个字也写不出了——我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于是渔夫又把我领去拘留所，到那里歪身便睡。没刷牙也好，没换衣服也好，统统顾不得了。
　　早上起来，我又用电须刀刮了胡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皮。想起还剩5页，便用两个小时抄了，然后逐页工整地签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学拿起检查一遍。

　　“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问。
　　“再回答一点点问题就可以回去了。”文学说，“放心，很简单，是我想起要补充的。”
　　我叹口气：“不用说，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当然。”文学说，“很遗憾，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没有材料没有印鉴，等于什么也没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阳穴，里边似乎有什么硬硬的异物钻了进去，在头脑里膨胀起来，且已无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几天，本来可以顺利取出。可怜之至！
　　“别担心，花不了多少时间，马上就完。”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琐碎提问时，渔夫返回房间，叫出文学。两人在走廊里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头，观察天花板边角处污痕一般附着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尸体照片上的阴毛无异。从那里往下，沿着墙壁裂缝渗出许多斑斑点点，仿佛瓷窑里烧出来的。那霉斑我想大约沁有无数出入这房间之人的体臭和汗味儿。也正是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而成为如此黑乎乎的斑点。这么说来，我好像已经好久没见到外面的风景，好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冷酷绝情的场所！这里，他们企图调动所有手段来扼杀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严人的信念。为了不致留下看得见的外伤，他们在心理战术上大做文章，巧妙地布下形同蚁穴的官僚主义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不安，使其避开阳光，使其吃低营养食物，使其出汗，从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面整齐地合拢双手，闭目回想雪花纷纷的札幌街头，回想庞大的海豚宾馆和服务台那个女孩儿。她现在怎么样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务台里嘴角挂着闪闪耀眼的营业性微笑吧。现在我很想从这里打电话同她交谈，很想开一句下里巴人的玩笑。然而我连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无法打电话。是个可爱的女孩儿，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样地撩人心弦。宾馆精灵。她喜爱宾馆里的工作。与我不同，我从来未曾喜爱过什么工作。工作起来倒也一丝不苟，但一次也未喜爱过。而她却喜爱工作本身。离开工作岗位，她便显得弱不禁风，显得惶惶不安。当时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没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谈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杀害。
　　趁她尚未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