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美国大学的英文环境中生活。我所听到的单词、运用的惯用句以及最初的邂逅相遇，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用一句特殊的话语来说，在开始小说家生涯近二十年之后，我却觉得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补课，亦即基于生活的需要，选读一些外国的书籍。这种想法，多少也起因于成为小说家之后的读书经历。
　　然而用一句更加普通的话来讲，那些基于确切记忆中惯用句和单词的短文，毕竟无法原样不变地用于会话。因为搀杂于会话之中，大抵是些老掉牙的说法。有时却也具有着某种幽默的效果。我将上述惯用句和单词熟记于心，其实是在预备学校读书期间。
　　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之后，我重新准备功课用了一年的时间。我想那是很有意义的。我特别喜欢预备学校的英语课和数学课。为此，我对为我承担了学费的母亲和兄长，却有一种负疚之感。
　　最近我总在想一位美国学生说过的话。说是应当在年轻的时候，建立起自己的道德感觉或精神(moraldiscipline)。这个说法的确是对的。此外我还想起，在战后再度输入美国哲学的十年之后，一位有人缘的学者面对预备学校编写教材的年轻教师，说过如下一段话。
　　他在文章中说道，在道德训练方面，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呢？大致上讲，即要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以及现在正在做出的努力，且须具有勇气，承认努力的结果并不愉快。

　　作为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历史教育，无疑也是基于一种道德训练。可是也要有勇气承认，在近代史和现代史中，日本人的行为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从结果上讲并不愉快。我们是否在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中，诉诸了那般获取胜利的努力？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中集中了当今世界的关心。
　　不久之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演，和所有从事日本研究的大学院生进行了交谈。之后听指导教官克洛尔·古拉克教授说，在日本有过一篇报道。文章的内容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在文章之中，引用了一段德语原文的细致描述。教授说明道，那是一个德国人所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日记。日记描述了作者当时的体验。
　　话说远了，在没课的日子里我们教师也要上班的。上班的时间待在研究室里。开始的阶段，我还总想摆出一副文士面孔，就像许多日本来的特别研究员一样，揣着种种没有答案的“问题”。上课之中，也同样会遇见日本来的不速之客。例如我来此不久，就遇见一位日本的大学教授，在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任客座研究员。他来此巡回讲演的题目是“日本人的政治创造力或想像力”。
　　实际上，当时我的学生们正在讨论美军在冲绳的海外派兵，而那颇有壮士风采的赤面教授突然间大声地开始发言。然后又在课程未完之时，像进入课堂的时候一样，对我及学生们一个招呼不打，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

　　其实我早已习以为常。那些学者、评论家或记者对我的思维方式很反感，因而时常做出这般举动。然而学生诸君当中，则有年轻人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十分无礼的举动。
　　其实，我还见识过一个少女一般的华人学生。她并非我课上的学生，好像是顺便去哪儿办事的来访者。我不曾深入探听过她的情况，所以至今不知她是何方人士。记得她总是挟着物理或数学教科书，想必是理科专业的学生。
　　那年冬天，普林斯顿大学正在筹备“南京一九三七”研讨会。她像是大学学生会派来的代表。据说，最初只是想搜寻一点儿情报，即围绕这样的课题，当与怎样的日本人专家进行对话？我回顾了自己曾经阅读的图书、杂志，向她推荐了几位学者。这些人，我认为在国际性场所发言是值得信赖的。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说明那些专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因而不好过分勉强人家，此外可以说明是我做的介绍人。
　　接着她又来访问过几次。最近我听说她由普林斯顿回来，上周又来过一次。此次她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她拿来登载了集会发言的刊行物，问我是否可以写点文章。我们不慌不忙地交谈着。她说，他们的努力是要澄清事实，评论要公正。还说其终极的目标，是要通过这个过程，真正治疗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的文化创伤。

　　滞留美国期间，我也在《伦敦·时间·文学附录》中，书写了上述意见。因为我被那态度认真的中国女学生深深地打动了。而我能够做的，只是将哥伦比亚大学给我的酬金赠予了集会。
　　那么，年轻人究竟应当怎样建立起自己的道德感觉或精神呢？训练，怎样在更加广阔的亚洲、世界舞台上，达到个人的完成呢？我想，这对于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人民的将来，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应当让普林斯顿读书的、优秀的日本年轻学生，与中国学生、韩国学生认真地对话，我想也是极为有效的一个途径。
　　最近我又受到邀请，参加了过去学生俱乐部的聚餐会。我看见一副画布上，争奇斗艳的嫩叶充满了生命的激情。我在一株小树前感动不已。树上盛开的小白花，透着淡淡的红色。此时一个女学生跑过来，告诉我小树的名称是萨贝里安沙果。女学生也是韩裔美国人，曾在晚餐会上听过我讲演。
　　(魏大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