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在准备离开普林斯顿整理行装之际，毕生恩师的话语浮现在脑海之中。
　　“对重要的事情要勇于面对，不可逃避1
　　我不禁在心中自忖：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是否实践了恩师的教诲呢？事实上，美国的大学正是实现上述想法的好去处。不过……
　　归国之后第一周首先着手做的事情便是整理书籍。这些书籍，有的是自己身在异乡之际他人馈赠的礼物；有的是自己订购的寄送品；还有一些则是每周一次、自己骑车经过大学前面的广场，运到那家给人以老式、小巧印象的邮局窗口前的包裹内的邮寄物。到那家邮局办事是需要等候片刻的，然而窗口工作人员的态度却不乏亲切之感。
　　我的作业便是将这些书籍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将它们逐一归整到藏书室、兼做书房的寝室和起居间里。然而所有的书架均早已书满为患。于是，就只好将与新近到手的书籍数量相等的架上旧书发配到相距不远、已是自己老友的古旧书商手中。
　　书架上的书籍每年均需整理三次。此次合三为一，工作量自是不可小觑。然而，似乎惟此才得以不折不扣地窥视出这一年期间乃至其后岁月里自己读书的轨迹。
　　在即将离开大学之际举办的“宗教与想像力”研讨会上，自不必说奥姆真理教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不仅如此，笔者甚至还得到了向宗教系教授派厄尔斯女士表露心迹的机会。我对她说：
　　“您的那本关于诺斯蒂主义福音书的大作，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令我这个小说家真是铭感至深。”

　　接下来我又说道：
　　“此次无意之中将与您同属于一个研究领域的日本的研究家荒井献先生的书籍悉数带在了身边，按理说是可以继续读上它一段时间的。”
　　于是，女士答曰：
　　“荒井……献？他嘛，就是您方才提到的拙著的日本译者。”
　　荒井先生理解了时隔两千余载、并且超越了国界之差异的福音书是怎样向当今世界人类的精神、灵魂乃至行动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笔者常常暗自思忖：自己有缘接触到诸多国内国外、对重要的事情敢于面对绝不逃避的学者，这真是自己人生旅途的一件幸事。在美国，这种机缘亦不胜枚举。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亦有重要的人物离开了人世。笔者固然不敢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奢望，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有三位女性以她们宽广的胸襟、独特的思维、感受力以及幽默感把关爱之情赐给了我。她们其一是我的母亲；其二是我的妻子——如此道来未免会令人产生奇异之感，因为她是自己青春时期一位景仰有加的友人的胞妹，故此始终对其敬之如宾；而另一位便是方才言及的恩师夫人。仙逝而去的便是这位女士。
　　此外，还有一位友人因为脑病后遗症而痛苦地生存在这个世上。令笔者担心的是，探视之际也不知他是否能够认出自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说道：你我合著的《广岛札记》的最新译本已经被摆放在美国和法国读者的案头。前来查房的护士是一位小说爱好者，她在患者的耳边大声地重复着我的名字。于是，友人手掌上的握力便着实增大起来。可是，笔者反倒没了章程——一如得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疾患，腹中虽有千言万语，却无法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

　　归国前曾读过日本某刊的一篇评论。评语如下：在朝鲜战争白热化阶段，一些日本人曾被动员参加了清除水雷的行动并且死于非命。这便是我国以武力形式参与国际纠纷的一个既成事实。
　　如果不曾忘记向将处于被人占领状态下的国民拉进战争漩涡的那个国家发出抗议之音，那么，这一年来日益高涨的新民族主义论调也还算顺理成章。但是，他们居然将在国家主权尚未恢复的那一时期内受美国驱使而不得不为之的、从国际法角度看亦可质疑的行为奉为今后日本的前进指南。岂不哀哉！
　　读了一本归国后最初映入眼帘、经过大肆渲染的书后感慨颇深。《纽约时报》近来的常行之道便是对这数年来官僚、银行乃至实业界屡见不鲜的腐败行为进行始终不渝的口诛笔伐，并将其视为笼罩日本经济前景的一团暗云。作为一名暂时旅居美国的日本人，笔者曾多次在沉闷的心态下迎来黎明的晨曦。老态龙钟的经济界人士作为复苏日本经济的象征基本上已经被神化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成为指导担负着我国未来社会重任的年轻一代前进方向的指南针。其实上述书籍早已跻身于畅销书之列。

　　即便隔海远眺，笔者这一年之内所看到的也同样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司马辽太郎笔下对那些年代已经些许有些遥远、具有人情味的、日本人眼中的英雄人物的描述，已经被利用于煽动政治家、实业家乃至新闻工作者的新民族主义情绪上。司马氏绝对不可能过目无睹的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黑暗面——那些难辞其咎，表面上看似乃世之精英、魅力十足，而实际上却已经“黔驴技穷”的人们的真实状态已经被那些利用者们掩盖住了。倘若起始于战后日积月累而成的民主主义所带来的国家发展模式从国际视野上看同样正明显地引导着我们的国家走向衰败的话，那么，身为现代历史学者的作家难道不正应该对那些重任在肩却将上述模式引入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比如经济界人士的龌龊以及他们业已周郎才尽的事实——挥笔书之以昭天下吗？
　　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机制已经可以将这颗行星上任何一处的人们召集到同一张会议桌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国乃至我们的国民反倒要强调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并将其据为救命稻草。甚至还在这个迈向新世纪的革新年代里把那些老字辈人物奉为楷模推上了前台。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新一代日本人那展望世界的想像力呢？
　　还是时差在作祟，上述想法已成为自己昏昏沉沉头脑中的最大疑团。
　　(帅松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