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①1941年10月，纳粹德国进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围歼两支苏联部队。
　　②1941年10月6日，苏联境内开始降雪，道路泥泞。此处比喻纳粹德军攻势受阻。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皮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皮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
　　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皮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
　　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①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
　　①迪埃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的大师，作品除宗教内容以外还有群像图（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这位师傅发了一通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寻找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然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我能重新见到这两位朋友。
　　我指望着会有一场巧遇，可是巧遇并未发生。如果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①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奥斯卡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学生，却会当上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穿过拉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出于礼貌，总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这位商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了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因为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几乎不加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得这个以往那么开朗、总是愿意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变得如此沉默，是什么事使他变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讲究仪容的苍老的男子呢？——
　　①根据前文，应是1941年秋。
　　再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寄来了战地书信，后来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他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最初是童子军，后来是青年团旗队长，末了当上少尉，在顿涅茨河畔阵亡了。
　　从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渐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于制造机械。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丁零响的机器和呜呜叫的机械竟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
　　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越来越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我倒挺喜爱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皮绳子编织的产物，我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半是取笑半是认真的兴趣，感到满心欢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这一架或那一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兴。多年以来，格雷夫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可那时，当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多半要待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可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诸君讲述的呢？奥斯卡一进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奥斯卡。再走近点，你想钻进羽绒被里来吗？房间里可冷啦！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于是，我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别以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经脱掉了衣服。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尽管这种取暖的活计很费力，我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仍然穿着这一身衣服，而且几乎没有被弄皱。
　　我离开了莉娜的床后不久，便去拜访蔬菜商，身上还带着他妻子的臭味。这样若干回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规矩，那是我也非常愿意遵守的。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蔬菜商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无言地离开了卧室。
　　奥斯卡多半迅速地从为他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这臭味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这样，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为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让我听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直到今天我还百思不解，奥斯卡同格雷夫之间尽管姗姗来迟地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始终未能结下友谊。格雷夫照旧使我感到陌生，他虽说唤起了我的关注，却从未唤起过我对他的同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刚刚既无歌声也无乐音地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此后不久，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在一个木架两端，他挂上了两个盘子，盛满土豆，重量相等。接着，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天平的一头就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止动装置，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嘎嘎声、哒哒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我一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奥斯卡认为这位爱好制作的蔬菜商是灵机一动并为奥斯卡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过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这台机器却是专为他自己制造的，因为这台机器的终曲也是他的终曲。
　　这是十月间一个清洁的早晨，只有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时才能这样清洁。我按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来到街上，正遇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这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接着，我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在码丽亚露面之前，我穿过拉贝斯路，朝西边的石头路面投下长长的身影，因为我的右边，在东方，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采用的手段，正是闵希豪森男爵①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所使用的窍门——
　　①德国民间童话《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1786）中的主角。
　　如果有谁像我这样了解蔬菜商格雷夫，那么，当他见到在这种时候他的店铺的橱窗还被挡板挡着，门还上着锁，他会立刻感到惊讶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他或许病了，奥斯卡想着，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虽说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可是，这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尽管显露出了若干衰老之态，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呢？格雷夫太太毫不懈怠地行使着卧床特权；我也知道，格雷夫瞧不上柔软的床铺，他宁肯睡行军床或者硬板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疾病把这个蔬菜商束缚在床上。

　　我来到门窗紧锁的蔬菜店前，回头望了望我们家的店，见到马策拉特正在店堂里，随后我才在我的铁皮鼓上急速地击了几小节，我寄希望于格雷夫大太的灵敏的耳朵。用不了多少声响，店门右侧的第二扇窗户已经打开了。格雷夫太太身穿睡衣，一脑袋卷头发夹子，胸前抱着个枕头，在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上方露出脸来。“快进来呀，小奥斯卡！你还等什么呀，外面冷着呢！”
　　我举起一根鼓棒，敲了敲橱窗前的铁皮铺板说明原因。
　　“阿尔布雷希特！”她喊道，“阿尔布雷希特，你在哪里？怎么回事啊？”她继续喊她的丈夫，一边离开了窗户。房门打开了，我听见她在店堂里走路的声响，紧接着她又叫喊开了。她在地窖里喊叫，可是我看不见，不知她为何喊叫，因为地窖的窗洞也封着；在进货的日子里，便由这个窗洞倒进土豆去，在打仗的年头里，进货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把一只眼睛贴在窗洞前涂焦油的厚木板缝上，于是我看到地窖里亮着电灯。我可以看到地窖楼梯上面那一段，有个白东西横在那里，可能是格雷夫太太的枕头。
　　想必她把枕头丢在楼梯上了，因为她已经不在地窖里了。她又在店堂里叫喊，紧接着又跑到卧室里去叫喊。她摘下电话听筒，叫喊着，找着号码，接着又冲着电话叫喊；但是奥斯卡听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只是偶然之间听到了“事故”二字，还有那地址，拉贝斯路二十四号。她吼着重复了好几遍，然后挂上听筒。紧接着，她身穿睡衣，没了枕头，却依旧是满脑袋卷头发夹子，叫喊声灌满了窗框，把我所熟悉的她那整个双料肥躯浇铸到窗槛花箱里的冰花上，两手捂住粉红色的肉瘤，在楼上大声叫嚷，嚷得街道都变狭窄了。奥斯卡以为格雷夫太太也开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不过连一块玻璃也没有碎掉。窗户被使劲拉开了，邻居们露面了，妇女们大声问出了什么事，男人们从邻近的门洞里冲出来：钟表匠劳布沙德，两条胳臂只有一半伸进外套的袖筒里，老海兰德，赖斯贝格先生，裁缝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普罗布斯特，不是那个理发师，而是煤店的那个，也带着他的儿子来了。马策拉特身穿白色工作服，像一阵风似的刮来了，抱着小库尔特的玛丽亚，则站在殖民地商品店的门洞里。
　　我轻而易举地隐没在这些慌慌张张的大人丛中，躲过了正在找我的马策拉特。马策拉特和钟表匠劳布沙德是最先想要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想爬窗户进屋。可是格雷夫太太不让任何人爬上去，更不用说进屋去了。她一边抓着、打着、咬着，一边总还能找到时间叫喊，喊声越来越大，有一些话甚至能让人听清楚了。先得等事故急救队来了再说，她早就打过电话了，别人用不着再去打电话，她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大家应当去照管各自的店铺。这儿的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好奇，无非是好奇，这一回又看清楚了，当不幸的事故临头时，一个人的朋友究竟哪儿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时，必定在窗下的人群中发现了我，因为她在喊我，她把那些男人们推下去以后，把赤裸的胳臂向我伸来。有人——奥斯卡今天还相信，那是钟表匠劳布沙德——把我举了起来，不顾马策拉特的反对，把我送进窗户去，刚到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前，马策拉特也快要抓住我的时候，莉娜-格雷夫已经抱住了我，把我紧贴在她那温暖的睡衣前。这时她不再叫喊，只是用假声呜咽着，在假声呜咽的空隙间大口地吸气。
　　方才，格雷夫太太的喊叫驱策邻人们做出了激动、无礼的动作。这时，她那细细的假声呜咽以同样的效果使拥挤在冰花下的人们变成了无声而窘迫地聚集着的人群。他们几乎不敢看她一脸的哭相，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好奇和关注都转移到了有指望到来的急救车上去了。格雷夫太太的呜咽也使奥斯卡感到不舒服。我设法往下滑一点，使我不至于离她那充满悲痛的声音那么近。我松开了搂住她脖子的手，半个屁股坐在了窗台花箱上。奥斯卡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因为玛丽亚正怀抱孩子站在店铺门洞里。就这样，我又放弃了我坐的地方，意识到我的处境的难堪。同时，我只想着玛丽亚，众邻居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从格雷夫太太这个河岸边撑开去，我觉得它颤动得太厉害，并且使我想到了床。
　　莉娜-格雷夫并没有发现我溜了，或许她再也没有力气抱住那小小的身体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身体曾经卖力地向她提供了一个替身。莉娜或许也预感到奥斯卡将永远从她身边溜走了。她预感到随着她的大声喊叫有一种嘈杂的声音降到了人世，它一方面成为缠绵床侧的女人和鼓手之间的高墙和音障，另一方面又推倒了玛丽亚和我之间存在的高墙。
　　我站在格雷夫夫妇的卧室里。我的鼓斜挂着，不太稳当。奥斯卡熟悉这间房间，他能背出这淡绿色糊墙纸的长度与宽度。盛着上一天的灰色肥皂水的洗澡盆还放在小板凳上。所有的物件都有它的位置，然而我觉得拉坏、坐坏、躺杯和碰坏的家具面目一样，至少是被修整一新了，仿佛所有这些硬挺挺地用四只脚或者四条腿靠墙站着的家具需要莉娜-格雷夫的叫喊以及随后的假声呜咽，这才能得到新的、冷得吓人的光泽。
　　通往店堂的门开着。奥斯卡不想走进那间散发着干土和洋葱味的屋里去，却又身不由己地进去了。日光透过橱窗挡板的裂缝，用挤满尘粒的光带把这间屋子分割成条条块块。格雷夫的大部分噪音和音乐机械处在半昏暗中，光线仅仅照亮了某些细部、一口小钟、胶合板斜撑和擂鼓机的下半部，还使我看到了待在天平上的土豆。同我们店里完全一样的、柜台后面盖住地客口的那扇吊门敞开着。这扇厚木板门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有可能是格雷夫太太大声喊叫的时候在匆忙之中拉开的，但她没有用门上的钩子扣住柜台边上的环。奥斯卡只须轻轻一碰，这吊门就会倒下，封住地窖口。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这块散发出尘土味和霉味的厚木板后面，凝视着那个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它框住了楼梯的一部分和地窖里的一块水泥地。一个构成台阶的小平台的一部分从右上角伸进这个四方框里来。这个小平台想必是格雷夫新近添设的，因为我以前也偶或到地窖里去过，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它。为了看一个小平台，奥斯卡是不会如此着魔地、如此长久地把目光送进地窖里去的，可他这样做了，那原因是由这幅画面的右上角伸出了两只填满了的羊毛袜和两只系带黑皮鞋，而且是奇怪地缩短了的。尽管我看不到鞋底，可我马上认出这是格雷夫的远足鞋。这不可能是格雷夫，我暗自想道，他作好了去远足的准备又怎么会这样地站在地窖里？因为鞋子不是底朝下，而是自由飘浮在小平台上方；那笔直朝下的鞋尖勉强触到了小平台的木板，接触得很少，但毕竟还是触到了。我用一秒钟的时间想象着一个用鞋尖站立的格雷夫，因为我相信他，这位体操运动员和爱好大自然的人，是做得出这种滑稽可笑却又很费力气的练习来的。

　　为了让我确信我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也为了情况确实如此时狠狠地嘲笑一下这个蔬菜商，我于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很陡的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走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边还敲着这制造恐惧和驱赶恐惧的工具：“黑厨娘，你在吗？在在在！”
　　当奥斯卡稳稳当当地站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他才让目光经由曲折的道路，从一捆空洋葱口袋上方越过，再滑过摞成堆的同样是空的水果箱，掠过以前从未瞧见过的横梁构架，直至接近格雷夫的远足鞋悬吊着或者用鞋尖站立着的地方。
　　我自然知道格雷夫悬吊着。鞋悬吊着，编织得很粗糙的深绿色袜子也悬吊着。长统袜口上方赤裸的男人膝盖，大腿毛茸茸的直到短裤裤边；这时，一阵又刺又痒的感觉从我的生殖器慢慢地延伸开去，接着到了臀部，又上升到变麻木的背部，沿着脊椎骨往上爬，继而到了后颈，弄得我热一阵冷一阵的。这感觉从那里又一路扎下去到了两腿之间，使我那根本来就很小的圆木棍干瘪下去，接着它再次跳过已经弯曲的背部到了后颈，在那里渐渐收缩——今天，只要有人在奥斯卡面前说到悬吊这个词，甚至说到把洗净的衣服挂起来①时，他就会产生这种又刺又痒的感觉。悬挂在那里的不仅是格雷夫的远足鞋、羊毛袜、膝盖和短裤，格雷夫整个人靠脖子悬吊着，在绳子上露出一张龇牙咧嘴的脸，仍没有摆脱舞台上那种装腔作势的表演——
　　①在德语里，“悬吊”和“挂”是一个词。
　　又刺又痒的感觉骤然消失，快得令人惊讶。我觉得格雷夫的姿势又恢复正常了；因为一个吊着的人的身体姿势基本上同一个用手撑地行走的人、一个头足倒立的人、一个想骑马而跃上一匹四条腿的马却采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势的人的模样是一样正常和自然的①——
　　①指采取这些姿势时，脚尖都是朝下或朝上的。
　　此外还有布景。奥斯卡这时才理解了格雷夫过去所花费的精力。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选出来的，几乎是铺张的。这位蔬菜商曾经寻找过一种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种两头平衡的死法。他，在他活着的时候，计量局的官员曾多次找他麻烦，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信件往来，他们曾多次没收过他的天平和砝码。他，由于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称得不准确，曾经付过罚款。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体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
　　一根光泽暗淡、或许用肥皂抹过的绳子，由滑轮引导，穿过两根横梁上方，这两根横梁是格雷夫为他的末日架在一个支架上的。这个支架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他浪费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断出，这个蔬菜商没想到过要节约。在那些建筑材料紧缺的战争年代里，要搞到横梁木和木板想必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之前，格雷夫一定干过实物交易，他用水果换来了木材。所以，在这个支架上也不缺少纯属多余的、只为装饰用的角撑。构成台阶的三段式小平台——奥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里已经看到了它的一角——把这整个横梁构架提高到了几近于庄严的程度。那台擂鼓机看来是这个业余制作家用作模型的。同那台机器的情形一样，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挂在支架的内部。在他和同样摇晃着的土豆之间，有一把精巧的绿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用一个童子军才会打的、富有艺术性的套结把几个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绳上。四个涂白漆但光线仍然很强的电灯泡照亮了支架内部。因此，奥斯卡无需登上并玷污那个庄严的小平台，便能从土豆筐上方一张用铁丝固定在童子军套结上的小硬纸片上读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
　　格雷夫身穿童子军指导的制服挂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复穿战前年代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经显窄了。他无法结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和腰带，要不然的话，他这身打扮挺整洁，现在却添上了叫人讨厌的怪味儿。格雷夫按照童子军的规矩交迭着左手的两指。这个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军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无法结上衬衫领口的扣子，也同样无法结上齐膝短裤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从这空档里钻了出来。
　　小平台的台阶上有几株紫花，还不相宜地杂着香菜茎。也许花已经被他撒完了，因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还有几朵玫瑰都用来装饰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横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军创始人巴登一鲍威尔爵士像，有玻璃框。左后方是圣徒圣乔治，无框。右后方是米开朗琪罗画的大卫头像，无玻璃。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个表情丰富的、漂亮的、大约十六岁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这是格雷夫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从前的相片，他后来当了少尉，在顿涅茨阵亡。
　　也许我还得提一笔小平台台阶上紫菀与香菜间一张被撒成四片的纸。这些碎片扔在那里，却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拼在一起。奥斯卡这样做了，他辨认出这是一张曾经多次盖上风纪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传票。
　　还有待我来报道的，便是急救车催人的笛声唤醒了正在考察一个蔬菜商死因的我。紧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可是，他们刚把这个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纷纷落下、翻倒。同擂鼓机一样，格雷夫机巧地用胶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机械在止动装置打开后便运转起来了。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从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击着铁皮、木头、铜和玻璃，上面，一支摆脱羁绊的鼓乐队敲响了阿尔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终曲。
　　时至今日，奥斯卡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让雪崩似的土豆坠落的噪声——顺带说一句，几个急救员赖此发了财——让格雷夫的擂鼓机的有机喧闹声在他的铁皮鼓上响起回声。也许因为我的鼓对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也成功地在奥斯卡的铁皮鼓上奏出一首经过修饰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编曲。我的朋友们以及护理员布鲁诺曾问及这首鼓曲的标题，我于是给它起名为：七十五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