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尼俄柏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因哀哭自己被杀的子女而化为石头。一般比喻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妇人。本文中指一船头雕饰。
　　一九三八年，关税提高，波兰与自由邦之间的边界暂时封闭。我的外祖母不能再乘窄轨火车到朗富尔来赶星期集市了，现在好似一只母鸡，坐在蛋上，无心孵化。自由港内，鲱鱼臭气熏天，货物堆积如山，国家首脑会晤，达成一致意见。唯独我的朋友赫伯特躺在沙发上，内心矛盾，没有工作，像真正遇到麻烦的人似的在那里苦思冥索。
　　到海关工作，有薪水，有饭吃，还发绿色制服，因为那条绿色边界需要人去把守。赫伯特不去海关，也不想再当侍者，只是躺在沙发上苦思冥索。
　　不过人总得要有工作做才行。不仅特鲁钦斯基大娘这样想。她虽然不同意按照老板施塔布施的意思说服她的儿子再去新航道当侍者，可是她同意设法诱使他从沙发上爬起来。赫伯特自己过不多久也觉得这个两间一套的房间太腻味，他的苦思冥索也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有一天，他动手翻阅《最新消息报》上的招工栏，还非常勉强地翻起《前哨报》①来，翻阅前还微微打了一阵寒颤——
　　①《前哨报》，但泽的纳粹报纸。
　　我要是能帮他忙就好了。像赫伯特这样的人，有必要放弃适合他干的工作，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郊区去找辅助性的活干吗？去当码头装卸工，去当临时工，去埋烂鲱鱼？我可不愿看到赫伯特站在莫特劳河的桥上，对着海鸥啐唾沫，并降低身份，成为一个嚼烟草的。我想出一个念头，我可以同赫伯特合伙。每星期，甚至每月，只要集中精力干它两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在这方面积累了长期经验并因此而更有头脑的奥斯卡，可以用他那种一直还像金刚钻一样的声音，割开陈列值钱样品的橱窗，同时站在那里望风，而赫伯特马上就可以得手。我们既不需要喷灯、万能钥匙和工具箱，也不需要指节铜套①和手枪。囚车同我们无缘，窃贼的守护神和掌管商业的神墨丘利庇护着我们，因为我是在太阳正处于室女宫时诞生的，我有这个星座的印章，有时把它盖在坚硬的物体上——
　　①指节铜套，套在四指关节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用于打人，可致人于死命。
　　这段插曲，略而不谈倒也不必。我简单提一笔吧！但是，读者诸君切莫当做是本人的坦白交代。在赫伯特失业期间，他和我对熟食店进行过两次不大不小的盗窃，还对皮货店干过一次，油水挺大，赃物计有：三张青灰狐皮，一张海豹皮，一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还有一件漂亮的、可也不是贵得了不起的驹皮大衣，我可怜的妈妈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喜欢穿的。
　　我们洗手不干了，其原因并非由于那种毫无必要的却又时时袭来的犯罪感，而是由于赃物越来越难脱手。为能多卖些钱，赫伯特就非去新航道不可，因为只有在这个港口区才有用得着的中间人。可是，那个地方总使他想起那个瘦弱的、患胃病的拉脱维亚船长。所以，他哪儿都去就是不去新航道，而偏偏在那儿皮货像黄油一样地容易脱手。他宁可在席哈乌巷，在哈克尔工厂旁，在比格尔维森兜售。因此，我们的赃物久久卖不出去。最后，熟食店的东西进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那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他也送给了她，说得确切点，赫伯特企图送给她。
　　特鲁钦斯基大娘一见暖手筒，脸上顿时收起了笑容。熟食店的东西，她一声不吭地收下了，也许她想到的是民间的说法，偷点食品不算犯法。但是，暖手简意味着奢侈，奢侈即轻率，轻率就要蹲班房。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想法既简单又正确，眼睛眯成缝，活像耗子眼，从发卷上拔出编织针，拿在手里说：“你会像你老子一样完蛋的！”接着把《最新消息报》或《前哨报》推到赫伯特面前，那意思是说：你去找个职业吧！我说的是规规矩矩的职业，否则我就不再给你做饭了。
　　赫伯特又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非常难受，既不愿别人问他伤疤的由来，也不愿去光顾可以让他捞一把的橱窗。我谅解这个朋友，听凭他去饱尝自己最后剩下的痛苦，便到钟表匠劳布沙德和他那些挥霍时间的钟表那里去消磨时光，还去找了一次音乐家迈恩。可是他不再饮酒，只是照着党卫军骑兵队乐队的乐谱吹他的小号，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而他的四只猫——这是他喝得醉醺醺、但却显露出高度音乐才能的时期的遗物——由于没有好好喂养，奄奄一息，快要完蛋了。另外，我经常发现马策拉特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着，面对一小盅酒，目光呆滞；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只是逢到有客人来，他才喝点酒。他翻看照相簿，就像我今天那样，想让那些曝光或强或弱的四方形小照片里我可怜的妈妈复活。他哀泣直至午夜，随后同挂在对面墙上、目光越来越忧郁的希特勒和贝多芬攀谈，亲切地用“你”来相称，似乎那位耳聋的天才反倒回答了他，相反，主张绝对禁酒的元首却缄默不语，因为马策拉特这个醉醺醺的小小支部领导人不配领受天意。
　　在一个星期二（全仗我的鼓，我才能记得这样确切），赫伯特打定了主意，盛装打扮，也就是说，他让特鲁钦斯基大娘用冷咖啡刷干净那条蓝色的、上窄下宽的铃铛裤，两脚硬挤进他那双轻便鞋，穿上有锚形钮扣的上装，在那条从自由港弄来的白色绸领带上洒上科隆香水，这同样也是自由港垃圾堆里的免税商品，戴上蓝色大檐帽，笔挺整齐，准备出门。
　　“我出去找找工作看。”赫伯特说着，把帽子往左边一推，露出点冒险的劲头。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松手，报纸就掉到桌上。
　　次日，赫伯特有了工作和制服。他穿的不是海关的绿色制服，而是深灰色的；他当上了航海博物馆的管理员。
　　正如这个本身就值得保存的城市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样，航海博物馆的珍宝陈放在一座古老的、本身就可以进博物馆的贵族宅第里。这座宅第，外有石砌门廊和结实的、有浮雕的、已引不起人们好感的正面装饰，里面是雕花的暗色橡木和回形楼梯。这里陈列着这个海港城市的历史，分门别类，甚是精细。该城能引以自豪的，始终在于它能处在许多实力强大、但大多数是贫穷的邻国之间，使自己越来越富，并且保持下去。瞧这些烦琐的条文，烦琐地规定着从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手里买下的特权！瞧这些彩色雕刻，它们再现了对魏克塞尔河口海防要塞的历次围困！瞧那城墙里站着的不走运的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①，他与萨克森反王交战，兵败逃回。从油画上可以确切地看到，他是何等惊魂未定。大主教波托斯基和法国公使德-蒙蒂也是惊慌失措，因为俄军在拉斯西将军率领下包皮围了该城。这些画面，都附有确切的文字说明，甚至停泊处鸯尾花形纹章旗②下的法国船只的名称也清晰可见。箭头所指的一条船，是八月三日放弃该城后，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逃往洛林时所乘。可是，大部分陈列品是历次打赢的战争中的战利品，因为打输的战争甚少，更何况吃了败仗是不会给博物馆留下什么战利品的——
　　①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1677～1766），1704年在瑞典国王卡尔十二影响下被推举为波兰国王；1709年卡尔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施坦尼斯劳斯逃回；1725年起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173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死后，他又返回波兰称王；1734年萨克森反王奥古斯特三世围困但泽，他出逃，并于1735年退位，为洛林和巴尔公爵领地领主。

　　②法国王室纹章。
　　收藏品中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是一艘佛罗伦萨大帆船的船头雕饰。这艘船是佛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虏获了这艘大帆船。抢占以后，船长、军官和为数甚众的水手都被他们杀尽。船和船上的货物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①之手的一张可折迭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金制洗礼盘——这都是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成了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据我所知，《最后的审判》今天仍使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一饱眼福。至于那具船头雕饰，战后就下落不明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可是保存在航海博物馆里的——
　　①汉斯-梅姆林（约1440～1494），画家，可能是德国人，居住在布鲁日。
　　一尊绿色的木雕女像，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女人，这件船头雕饰，带来了不幸。它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所刻，模特儿是同波蒂纳里亲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施巫术而受到审讯——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烧死她之前，审问了她，她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刻匠也未能幸免。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上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砍去了灵巧的双手。这样一来，他今后就没法再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布鲁日进行，又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在海盗的长柄战斧下一命呜呼。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没过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
　　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①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
　　①斯特凡-巴托里（1522～1586），1576年为波兰国王。
　　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
　　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
　　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皮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非命。
　　所有这些死者，包皮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①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①阿图斯宫，中世纪的建筑，系骑士们仿效传说中的圆桌骑士阿图斯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泽的阿图斯宫（建于1480～1481年）最为有名。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①，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②，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①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纳尔逊阵亡。
　　②1789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军队登陆后，法国舰队停留在阿布基尔港，8月1日至2日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发现并歼灭。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皮，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骑在宁芙①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①宁芙，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此处指建筑物上的雕饰。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迭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①——
　　①指下一章将采用童话的公式与套话，这可以引入不同的主题并使之交替重复出现，在结尾作压缩性的总结，这种叙述方式类似音乐上的赋格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