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普有时用安排时间表来消磨时间。他总是一边排表，一边大嚼血肠和问扁豆。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一个论点，它断然宣称：梦想家都是贪食者。克勒普总要花不少功夫来填他的时间表。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论点：唯有货真价实的懒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
　　在这一年里，克勒普也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来排他一天的时间表。他先是神秘地干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昨天才来找我，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迭了九次的纸来递给我。他容光焕发，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发明。
　　我把这张纸条粗粗看了一遍，上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十点吃早饭；午饭前沉思默想；饭后午睡一小时；醒后喝咖啡——尽可能在床上喝；坐在床上练一小时长笛；吹着风笛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小时；在院子里露天吹风笛半小时；随后的两小时，或喝啤酒、吃血肠，或上电影院，隔一天一换；在进影院前或喝啤酒时，不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国共产党①做半小时宣传，但不夸张。一周三个晚上在“独角兽”饭店奏乐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为德共宣传挪到晚上，因为这段时间预定到格林街洗澡与按摩；之后到“U－9”去同某个姑娘搞三刻钟卫生术，再带着这同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在理发店打烊前去刮脸，必要时还理个发；到照相馆拍快照；最后去喝啤酒，吃血肠，替德共做宣传以及娱乐——
　　①德国共产党于1956年8月17日被禁止，联邦德国政府于1951年11月16日即已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禁令申请，所以在奥斯卡叙述时（1953年3月5日以前）德共还是合法政党。
　　我称赞克勒普精心画在表格四周的曲线花纹，请他复写一份给我，并问他，准备怎样填补空白时间。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说：“睡觉，或者想德共的事。”
　　我是否要告诉他，奥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
　　事情是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开始的，没有危险。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来接我，带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考尔阿姨那里。我们总共六到十个幼儿（有几个老是生病），都得在那里玩耍，直到呕吐为止。幸亏我的鼓可以当玩具，他们无法强迫我去玩积木，至于让我坐摇木马，只是在他们需要一个头戴纸盔的擂鼓骑士的时候。我的鼓谱是考尔阿姨有上千个扣子的黑绸裙。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成功地每天多次在我的鼓上给这位单薄的、由皱纹构成的小姐解开扣子又系上扣子，给她脱去衣裳又穿上衣裳，却一点也不会想到她的肉体。
　　我们每天下午去散步，穿过栗树林阴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尔布斯山，经过古膝贝格①纪念碑，无聊得令人愉快，乏味得使人轻松，因此我今天还希望挽着考尔阿姨像薄纸似的手在图画书上散步——
　　①约翰内斯-古滕贝格（140～1467或1468），德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1455年他印刷了四十二行拉丁语《圣经》。
　　我们这八个、十个或十二个幼儿，必须被套上挽具。这挽具便是一根当车辕用的、用毛线编织成的浅蓝色带子。毛线车辕左右各有六个毛线织的辔头，套在十二个幼儿身上。每隔十厘米挂一个铃铛。考尔阿姨手执缰绳，我们在前面似马儿奔驰，铃声叮当，嘴里咿咿呀呀，我则敲击黏稠的鼓声，穿过秋天里郊区的街道。有时考尔阿姨起个音让我们唱《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或者《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当我们唱起《玛利亚，救助啊》和《甜蜜的圣母，甜甜甜》，向十月清朗的空气倾诉时，过路的行人无不为之感动。当我们横穿过主干大街时，交通就得中断，当我们唱着《海上的星》过马路时，电车、汽车、马车全都停了下来。每一回考尔阿姨都要向指挥交通、让我们过马路的警察挥动她那只像薄纸似的沙沙响的手表示感谢。
　　“我主耶稣会奖赏您的。”她这样许诺道，绸裙子瑟瑟地飘拂。
　　奥斯卡在过了他的六岁生日以后的那个春天，由于斯特凡的缘故，不得不同他一起离开了衣服扣子可解可结的考尔小姐，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那一天，我们又登上埃布斯山，考尔阿姨把我们从毛线挽具上解下来。到处是新枝嫩叶，树梢间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考尔阿姨坐在一块布满苔藓的路标石上，那上面标明好几个地点的方向，由此步行前往，需要一至两个小时不等。她像一个年轻姑娘，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唤起了哪些感情，特拉拉拉拉地唱着，脑袋瓜像抽搐似的晃动，这样的动作，唯有在雌珍珠鸡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们编织新的挽具，鲜红的，可惜，我再也套不上了，因为这时，从灌木丛中传来一阵喊叫，考尔小姐慌忙站起身来，拿着编织物，红毛线拖在身后，踏着高跟鞋往喊声和树丛处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顿时她的毛线显得不那么红了，因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个名叫洛塔尔的男孩，鬈发，太阳穴上青筋暴起，骑在这个弱不禁风、正在吃苦头的斯特凡的胸口上，仿佛要把他的鼻子打瘪似的。
　　“波兰佬！”他打一拳骂一声，“波兰佬！”五分钟以后，考尔阿姨又用浅蓝色的挽具把我们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动的，正在替她缠红毛线——她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念了一段祈祷词，一般是在祭献和化体①之间念的：“羞愧啊！心里充满悔恨和痛苦……”——
　　①天主教弥撒仪式中的两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圣父的祭献以及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化为耶稣的身体和血（化体）。
　　随后，我们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贝格纪念碑前。她用细长的手指指着用一块手绢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温柔地说：“他是个波兰小孩，对此他不能负责。”根据考尔阿姨的建议，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儿园。奥斯卡虽说不是波兰人，也不特别喜欢斯特凡，但却声明同他团结一致。复活节到了，他们打算让我们上小学去试试。霍拉茨博士戴着宽边角质框眼镜，他鉴定说这样做没有坏处，并且说出了他的意见：“这对于小奥斯卡不会有害处的。”

　　扬-布朗斯基打算过了复活节，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兰公立小学。他主意已定，谁也劝阻不了。他一再对我妈妈和马策拉特说，他是波兰公务员。他在波兰邮局工作，干得不错，波兰国给他的报酬也不坏。总而言之，他是波兰人；等到申请批下来，黑德维希也就入了波兰籍。此外，像斯特凡这样聪明伶俐、天资比一般人高的孩子，可以在家里学习德语。至于小奥斯卡——他一讲到奥斯卡，总要叹几声气，他同斯特凡一样，已经满六周岁了，虽说讲话还结结巴巴，智力也远远不及同龄儿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当试一试。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嘛——只要校方不提出异议就行。
　　校方表示疑虑，要求有医生证明。霍拉茨说我是个健康的孩子，从个子看，好像只有三岁，尽管说话还结结巴巴，但是智力决不比五六岁的孩子差。他还谈到了我的甲状腺等等。
　　不论做什么检查，做什么试验——这些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都很太平，满不在乎，甚至采取了友好态度，尤其因为没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以及各种胚胎悉遭破坏，对于此事，所有替我做检查和试验的人都记忆犹新，余悸未消。
　　只是在家里，虽然是在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让我声音里的金刚钻显显威力，因为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背着鼓走到弗勒贝尔草场对面的佩斯塔洛齐学校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里。
　　他终于动手来夺这件不属于他的东西，夺他不会摆弄的东西，老实说，要摆弄这面鼓，他还真是缺根神经呢！我大吼一声，把一只空花瓶裂成两半，据别人说，这可是件真古董。这只马策拉特心爱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见，举手要揍我。这时，妈妈跳了起来，扬一步跨到他们两个中间——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刚好带着斯特凡，拿着纸口袋走过我家时看到了。
　　“算了吧，阿尔弗雷德。”他心平气和地说。马策拉特一见扬的蓝色目光和我妈妈的灰色目光，便压下心头的怒火，把手放下来，插到裤兜里去了。
　　佩斯塔洛齐学校是一座新盖的四层楼房，红砖、平顶的长方形箱子，有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等现代化装饰。它是在当时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疾呼之下，由幼儿众多的近郊区区政府兴建的。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气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上那些做体育运动的青春派①儿童以外，还算中我的意——
　　①青春派，1890年到1905年之间在德国的建筑、工艺美术和绘画领域内兴起的一种艺术风格，反对因袭传统，主张更新生活风气。
　　大门外铺砾石的空场上，种着不像天然的小树，树梢上正发绿芽。小树都由一头弯曲、好似主教的曲柄权杖的铁棍支撑着。母亲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手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一手拉着孩子，他们有的乱喊乱叫，有的规矩老实。奥斯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母亲朝一个方向拥来。她们仿佛在赶集市，到那里去卖掉自己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
　　一进前厅，就闻到这股学校的气味，经常有人描写它，因此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名牌香水更为人们所熟悉。在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竖立着四五个花岗岩石缸，缸底有许多泉眼，同时喷出很高的水柱来。周围挤着一群孩子，也有同我一样年岁的，他们使我联想起比绍我舅公文岑特家养的母猪，它有时侧身躺着，忍受着它那些同样口渴的、究凶极恶地拥上来的猪仔们。
　　孩子们俯身在水缸上，头发从前面垂下，张开嘴巴去接垂直喷上去又落下来的细水柱。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玩还是在喝水。有时，两个孩子同时直起身子，鼓着嘴，很不礼貌地把含在嘴里温温的、肯定搀进唾沫还带有面包皮屑的水，喷到对方的脸上去。我走进前厅时，随便从敞开的门里看了一眼左邻的体育馆，一见皮面鞍马、爬竿、爬绳以及可怕的、总像是强求别人在上面做大旋转动作的单杠，就不由得真正口渴起来，渴得无法抑制，真想同别的孩子们一样地去喝一口水。妈妈拉着我的手。请她把同三岁小孩一般高的奥斯卡抱到水缸上去？这我可不干。即使把我的鼓垫在脚下，我也够不到那些水柱。我轻轻纵身一跳，超过一只水缸的边缘，朝里面望了一眼，只见吃剩的沾油脂的面包皮严重地堵住了排水口，在缸底聚成一层不卫生的淤积物。我再也不觉得口渴了。虽然我思想上曾经觉得自己口干唇焦，然而，那只是在我的肉体好像身历其境似的在体育馆这个沙漠里的运动器械之间迷了路的时候。
　　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那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甲班。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站在正对窗户的墙下，一字儿排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这是一种传统。我妈妈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胫骨一连踢了几脚，把这个顽童踢翻在地，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撞在课桌上。我因此在后脑勺上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自然没有叫喊，因为我只是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我妈妈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课桌旁。自不待言，课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满意，安稳地坐着，因为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看来我妈妈一直还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在同她一样做妈妈的人面前，她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面孔，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仿佛蛮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长得也太快了。

　　我没法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正如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贝尔草场。我知道，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这并不是说，我会同他们一样夸大其辞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①的制服，是因为他太爱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尽管是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①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童子军》。
　　这真是值得一看，可是，该死的建筑结构偏偏叫我看不成，我只好仰首观天，终于从中得到了满足。总有新的云从百北向东南移动，仿佛在那个方向上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我把鼓夹在膝头和课桌的屉板之间，尽管它不存丝毫念头想要跟着云彩去飘游。椅子背本来是靠背用的，它却支撑着奥斯卡的后脑勺。我背后那些所谓的同学们，叽里呱啦，大吵大嚷，笑的，哭的，撒野的，都有。他们往我背后扔纸团，但是我并不回过身去；我认为，那些有明确目标的浮云是值得观赏的，而那一群扮着鬼脸、歇斯底里至极的蠢货，则根本不值得一顾。
　　一个女人——她后来自称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走进教室，一年级甲班顿时安静下来。我不需要安静下来，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几乎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事物。说老实话，奥斯卡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去期待即将来临的事物，因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课桌旁，一边凭感觉知道他的鼓仍在原处，一边陶醉于静观复活节刚擦过的玻璃窗后面，或者不如说玻璃窗前面的云彩。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很不雅观，穿着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使她的模样儿更难看了，据我看，它是可以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立即想要讨人欢心，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乱嚷，可是她却看做是他们在表示赞同，因为她接着装腔作势地起了个头，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背后这一帮家伙，既对歌词懵然无知，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吼带唱，把墙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来。
　　尽管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面色蜡黄，剪短了头发，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扭过头来，不再去看那些云彩——它们今天显然不上课——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响亮而明显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毫无节奏感，他们缺乏这种听觉能力。唯独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并朝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特别对我妈妈眨了一眨眼睛。我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数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粗野的吼叫。我设想现在是我的鼓在讲课，在教这帮学生，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这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全神贯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并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并非无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有了人性，这就是说，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
　　可是，当施波伦豪威尔小姐不能当即正确地模仿我敲鼓的节拍时，她又故态复萌了。一个蠢头蠢脑的拿低工资的角色，顿时又镇定下来——女教师们有的时候都不免要这样来一下——说道：“你肯定就是小奥斯卡。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不少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孩子们？难道我们的奥斯卡不是个好鼓手吗？”
　　孩子们一阵乱嚷，母亲们挤得更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又依然故我。“不过，”她用假嗓子说道，“现在我们要把鼓保存到教室的柜子里去，它疲倦了，要睡觉了。下课以后，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唧唧喳喳地还没有把这些虚伪的话讲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师的手指甲，要用十只短指甲的手指来抓我的鼓——上帝明鉴，它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觉。我先是紧抱着它，用穿在厚套头衫袖子里的双臂围住红白相间的鼓身，两眼盯着她，由于她执著地射出历史悠久、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公立小学女教师的目光，因此，我也用目光穿透到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许多有趣的材料，足够写三章不道德的轶事。但是，我硬让自己不再去窥视她的内心生活，因为我的鼓正受着威胁。当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向她的肩胛骨之间射去时，在她保养得很好的皮肤上探测到一颗有一个古尔登①那样大小的、长着长毛的痣——
　　①古尔登，十六至十九世纪德国通用的银币。
　　或者由于她已感觉到被我的目光窥见了她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我的声音刮了一下她右边的眼镜片，虽然没把它弄碎，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总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这已经使她的指关节变白了——也许她受不了刮镜片时发出的刺耳声，这使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战栗着松开了我的鼓，并说道：“奥斯卡，你真调皮！”一边向我妈妈投去了谴责的目光，弄得我妈妈简直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瞧才好。她放弃了我那面始终清醒的鼓，转过身来，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书桌旁，从皮包皮里掏出另一副眼镜来——可能是她读书时戴的，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那副被我的声音——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样——刮过的眼镜从鼻子上取下来，仿佛我弄碎了她的眼镜似的，然后撇开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头嘎巴直响。她又把手伸进皮包皮里，同时对大家说：“现在我给你们念课程表。”

　　她从猪皮皮包皮里掏出一摞纸条，自己取了一张，其余的传递给母亲们，也包皮括我妈妈在内。最后，她把课程表上印的念给那些已经焦躁不安的六岁孩子们听：“礼拜一：宗教，写字，算术，游戏；礼拜二：算术，书法，唱歌，自然；礼拜三：算术，写字，图画，图画；礼拜四：乡土课，算术，写字，宗教；礼拜五：算术，写字，游戏，书法；礼拜六：算术，唱歌，游戏，游戏。”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宣读课程表时就像宣读一份不容更改的命运判决书。她用刻板的声音，连一个字母都不忽略，读完了公立学校教师代表大会的这一产物，之后，又想到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所受的教育，便进而变得温柔了。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乐趣突然爆发，于是欢呼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让我们一起重复读一遍。请吧——礼拜一？”
　　小赤佬们吼道：“礼拜一。”
　　她接着念：“宗教？”这帮受过洗礼的野蛮人吼叫着“宗教”这个词儿。我不用自己的嗓子喊，而是在鼓上敲响了“宗教”这个词儿的音节。
　　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帮就吼一声。“写字！”我在鼓上敲两下。“算术！”又是两下。
　　像做应答连祷似的，我前面的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伙就吼一声。这种游戏荒唐可笑，我还得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相宜地根据音节敲响我的鼓，直到施波伦豪威尔——我不知道她听从了谁的吩咐——跳了起来，显然怒不可遏——但又不是因为我背后那帮野小子才发脾气的。使她激动得涨红了脸的是我，奥斯卡的无辜的鼓对她来说是块绊脚石，她难以把我这个有节奏感的鼓手拉进来做祈祷。
　　“奥斯卡，你要注意听我念！礼拜四：乡土课？”我撇开“礼拜四”这个词儿，只合着“乡上课”这个词儿的音节敲了四下①，“算术”和“写字”各敲两下，“宗教”这个词儿我不是合着它的音节敲四下，而是根据三位一体、一人获救的神学原则，敲了三个三连音——
　　①“乡土课”和下文的“宗教”，德语均为四音节的单词。
　　但是，施波伦豪威尔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她厌恶鼓声，不论你怎么敲都不行。她同前一次一样，伸出十只剪秃了指甲的手指，十指齐下，要来抓鼓。
　　可是，她还没有碰到我的鼓，我已经喊出了摧毁玻璃的叫声，把教室里三扇特大的窗子最上一格的玻璃震落下来。中间一格的玻璃，成了我第二声叫喊的牺牲品。和煦的春风毫无阻挡地吹进教室。我用第三声叫喊，消灭了下面一格的玻璃；这一声纯属多余，完全是由于我兴头太大的缘故，因为施波伦豪威尔一见上、中两格的玻璃已经败下阵会，便缩回了她的爪子。上帝明鉴，要是奥斯卡留心看到了施波伦豪威尔在仓皇溃退，他就会干得聪明一点，不再逞起性子来——这从艺术性上讲，也是颇成问题的——喊掉最后一排玻璃。鬼知道她从哪里变出了一根藤条来。不管怎么说，它突然间出现了，在混有春天气息的教室的空气里抖动着。她手执藤条在这种混合的空气里飕飕地挥舞，赋予它回弹力，使它如饥似渴地想绽开别人的皮肤，发出呼啸声，一来一回，形成了无数道瑟瑟作响的帷幕，想使打人的和被打的双方都得到满足。她一藤条打在我的课桌上，小瓶里的墨水冒出一股紫色的喷泉。我拒不伸出手去给她打，她便抽我的鼓。她往我的铁皮上打。她，施波伦豪威尔抽我的铁皮鼓。她有什么理由要打？如果她想打的话，又为什么要打我的鼓？我背后不干不净的野小子不是有的是吗？难道非打我的鼓不可吗？她不懂擂鼓艺术，根本就一窍不通，她有什么理由要加害于我的鼓？瞧她眼里是怎样的凶光？准备打人的是什么野兽？它是从哪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它要寻找什么食物？接下来又要攫食什么？——兽性也钻进了奥斯卡体内，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个深渊里爬上来的，钻过鞋后跟、脚后跟，越爬越高，控制了他的声带，使他发出一声野兽春情发动时的叫喊声，足以震碎一座哥特式教堂全部折光的彩色玻璃。
　　换句话说，我吼出一声双响的叫喊，把施波伦豪威尔的两块眼镜片化为粉末。她的眉毛下边出了点血，没有镜片的镜框后面，两只眼睛眯成了缝，摸瞎着朝后退去，最后开始号啕大哭，丑态百出，对于一个公立学校女教师来说，也太没有自制力了。这时，我背后那一帮小子吓得不敢吭声，有的牙齿打架，有的钻到了课桌底下。有几个偷偷从一张课桌溜到另一张，向母亲们身边靠拢。她们可知道这是一场灾祸，便要打肇事者，准备扑过去抓住我妈妈。要不是我抱着我的鼓离开了课桌，她们非把我妈妈揍一顿不可。
　　我从半瞎的施波伦豪威尔身边走过，到了被复仇女神团团围住的我妈妈身边，拉住她的一只手，将她一把拽出了一年级甲班灌满过堂风的教室。我们穿过有回声的走廊，下了为巨人的孩子建造的石楼梯，经过积有面包皮渣儿的喷水的花岗岩石缸以及大门敞开的体育馆里单杠下正在发抖的男孩。妈妈手里一直还捏着那张纸条。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大门，我把她手里的纸条拿过来，把课程表团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小纸球。
　　摄影师站在门口的柱子中间，等候拿纸口袋的一年级学生和母亲们出来。奥斯卡答应让他给自己和那只经过一场混战却未曾丢失的纸口袋照一张相。摄影师让奥斯卡站到一块黑板前，把它当做背景；黑板上写着：我入学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