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
　　当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挥，因为他正在兼任着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直到现在，我才亲自有机会看到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又怎样去尝试执行一个战争中最高统帅的任务，在过去我一直都感觉到他对于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只不过是间接的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严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难作任何确实的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不感觉到希特勒对于陆军领导权的干涉。当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他对于我们的情况解释，都很同情的加以听取，并且也同意我们的意图而毫无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于这个计划始终是莫测高深的，希特勒对于西线攻势的态度在以前早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了陆军总部，这固然很令人感到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观念，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攻势的，若从军事观点来看却是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诚然，他所拟定的计划大纲不可能产生完全解决，理由我早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中，他可能并不曾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战果。不过当A 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能有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着了这个观念，并且自己去适应它——尽管因为害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装甲兵的前进，固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误，但是在当时，局外认却很难认清这一点，因为从滩头上所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来，足以使任何人都很难认清英国人撤运其部队过海的工作会有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对于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的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出德军领导阶层之失败，换言之，也就是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相反，任何并非实际在场的认却很难判断，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决定，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上的部署，却的确使人很感到触目惊心。
　　站在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上，我对于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1942年夏季攻势计划所具有的影响作用都殊少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不曾加以干涉。当我在1942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的意图，并且也毫无疑问曾经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11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这也使我对于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经验。
　　当分析希特勒在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说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大战中的“小班长”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十分敏觉，像他采取A 集团军群在西线上的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的军事家都常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记录上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王公都变成了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术事件和军备问题。他对于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习，并且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的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当他每逢谈到他所不愿意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了出来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问题，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天才却具有过份的自信，结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中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于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遂使他对于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中，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于一个战术机会固然十分敏觉，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不能够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个作战的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例，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清任何远程的攻势作战，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在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对我所说的话，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何者为可以达到的，何者为不可以达到的，完全缺乏一种判断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却不曾认清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他活跃的心灵对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标都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遂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应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同时当情况逆转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的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 至少就对俄国的冲突而言) ，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1943-1944 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地理目标的保有，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俄国的斗争中看来，即可以了解当军事上胜负未决时，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的保持则更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都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只有在确保了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于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他对于这种意志力却是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了其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计算时，是很少考虑到敌人的可能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任何的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会不愿意采纳，即使后者要比他强过了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地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和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于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很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合。直到1938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节节胜利，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不敢冒险。希特勒本人所作的唯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就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其原始计划也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所提出的。尤其是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又要命令撤出该城，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上文中也曾说道，希特勒不敢作军事冒险。归根结底，攻击俄国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的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役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一是他在1943年以后的情况中，拒绝采取弹性的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地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的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以应付主要的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即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一、他可能暗自觉察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二、他也像所有一切的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正足以造成军事上的错误，而更足以丧失其威望。三、希特勒对于权力具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当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阶段中，我与陆军参谋长兹勒尔上将(Col-Gen. Xcitxler) 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却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即不愿意面对又无法避免的决定时，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总参谋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性较低的地区中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的地点。在大多数的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了的时候，他才肯给予太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的数量超过了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位置，例如1943年的顿涅茨地区和1944年的第聂伯河湾，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时，结果也是一样的难免一场争论。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理想，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下他所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于他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性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于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所具有的影响力量也就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的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于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1941年，这种政策几乎使俄国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其1942年的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观念。
　　因为在1941年的冬天里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遂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遭受拿破仑大军团在1812年所遭遇到的同一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于他的歌功颂德，足以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当1942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了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着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个观念。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比较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阵地时，流血过多而受到致命打击，才能讲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是不合适的。德军的数量根本上就不够组织一个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了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可以集中其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的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遂难于避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的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或许才能抵消俄国大军的数量优势。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代价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中叙述1943-1944年的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地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原因，也许要在本性深处去发掘。他对于战斗的看法，只注意到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能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力即足以保证其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其充份的效力，只要新兵器达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和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之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数量的增加是极合理想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了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单位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率特别重大，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明显的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虽然希特勒的扮像很英武，并且欢喜追求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是不合普鲁士传统的。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对于前线上的情况，毫无疑问具有清楚的了解。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清楚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即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够困难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上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了他的黄金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所具有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灵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是不曾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 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软弱的，他过份受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他自己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上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是非常奇怪的，很难于了解。假使说他内心是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于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观念却完全像一个军人，那就是对于战功的勋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点，即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作一个军事领袖。不过假使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则这些缺点也就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中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其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中( 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 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则尽管有上述的诸多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他的政治成功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 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 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自己的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若是接受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于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他事实上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对于军事领袖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是与他不同的。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站在他的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能容许奴才在他的下面，驯服地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他却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 第七章) ，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的问题提出顾问性的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Wehrmachtfuhrungsstab) ，理论上来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观念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为正式的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下述的发展。希特勒把挪威定为最高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那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以后几乎所有的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线还是属于陆军总部的，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其他战场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响力量简直是小得可怜；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我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我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到我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我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 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 ，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 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我所要说的就只以下述几句话为满足。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地位上来看，我认为在战时我无权发动一个政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或也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也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诚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早已明确认识到，即使发动一个政变也不能改变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据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尚未达到那样一点，要把这种行动当作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