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去青楼、钱少的时候思考，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那时候，不用念那么多年的书，尤其不用念数学，只要有派儿，脸皮厚，能臭牛逼，熟读前四史和《战国策》，会说些诸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机会和挑战并存”之类着三不着两的屁话，坚持几年，就成了谋士。再加上一两个胳膊粗、嗓门大、逞凶斗狠、敢剁自己手指头、号称不怕死的哥们。再加上一伙对社会充满不满的群众，出来一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自大狂，说自己是龙是太阳是上天的儿子，振臂一呼，就是一场起义。万一成事了，得势了，一吉普一吉普的大车、二车、女特务、翠儿就不用提了。就算是朱裳这样的女孩，全国这么多人，总能找着十个八个的，平时养着用，战时，撒出一个就能干掉一个董卓或一个吕布。就算找不着，抓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从小爱读《十万个为什么》的那帮人，农贸市场买点猪肉，化工商店买点试管，做几个朱裳，做不出来就砍头。张国栋主持研究工作，刘京伟主持砍头等思想工作。没做出来之前，还能抓几个画家，我来描述，他们来画，总能画出几幅形神俱似的。我已经想出了招募口号：“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该讲解析几何了，数学老师要是不瞪起三角眼，把自己当辅助线添到黑板上才是怪事。我感觉无聊异常。
　　屋外，汽车轰鸣而过的间歇里，黄鹂的啼叫婉转悠扬。阳光的手伸进窗户，细致而耐心地抚摸我露在被子外边的脸。没有风，国槐、侧柏和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们一起，带着傻呵呵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接受太阳的抚摸。冬天里这么好的太阳不能拒绝，仿佛朱裳有一天忽然张开双臂，小声说“抱我”，我一定会像标准色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去的，这个场景我已经练习过好几百遍了。
　　我决定逃学。
　　像平常去上课一样，我收拾好大书包皮皮，到二层父母的房间里胡乱塞了几口早点：豆浆、馒头加芝麻酱白糖。
　　“我上学去了。”
　　“再吃几口。”老妈说。
　　“数学课要迟到了。”
　　剩下的豆浆和馒头加芝麻酱白糖，老妈一定逼着老爸都吃光了。老妈这种习惯养成于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时吃的缺少养分，只能靠量补，所以要多吃再多吃。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妈无视饮食结构的变化，继续填塞周围的家人，我老爸是她惟一长期抓得着的人，可怜的瘦老头很快得了高血脂和糖尿病，一泡尿能招来好些蚂蚁。过去住胡同的时候，我爸一上厕所，全胡同的蚂蚁都跟着去，黑压压一片在老爸身后，可壮观了。
　　我背着书包皮皮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
　　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东西，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孔建国那样苟且善终的能有几个？这些胳膊大腿虽然不太吉利，谁知道哪天你我就用得上。”刘京伟说着话的时候，意色萧然，还用了不少成语，正统的科班教育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和张国栋互相看看，都忙说：“你留着用吧。你全都留着用吧。”回到我的房间一看，发现错拿了两条女人的大腿。以为是大号的男人胳膊，黑灯瞎火的，就拿回来了。刘京伟很大方，说：“秋水，你瘦，你留着用。”我说：“张国栋也瘦，留给他用。要不你以后需要换胳膊的时候，就换上这两个女人大腿。再打架，如果是比你瘦的色狼，以为你一个左勾拳，其实你是一个撩阴腿。百万人里，也就有一两个人能打得过你，西山的大法师也打不过，万一要是遇上你打不过的，你也不急，你四足着地，你就是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你发足狂奔，北京吉普也追不上你。”刘京伟说：“我靠。”张国栋想了想，补充一句：“我靠，也。”

　　杂技团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我们和这里的坏哥哥们都很熟，刘京伟的理想就是加个磅，参股开个汽车修理和配件店。刘京伟爱车，特别是一种美军叫做悍马的吉普，像卡车一样大小。我和张国栋一致认为，只有小男人才会爱上那种车，因为用进废退，女孩坐上这种车，没劲的男人也能让她们兴奋来高潮。刘京伟后来盘踞安徽，成为民营企业家造车的先驱。“这个生意太好赚了，四个轱辘，围一圈铁皮就能跑，就有人抢着买。”刘京伟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那之后一两个礼拜，他就被奸杀在自己旗下五星级酒店的浴缸里，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瓣。老流氓孔建国的修车摊子就在三里屯北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时还没有那个巨大的扎啤杯子形状的售货亭。他一点也不上心生意，我去找他玩，他就问我：“你看我这‘修车’两个字写得怎么样？别撇嘴，名家的手笔，行楷，虽然没有启功、舒同有名，但是其实功夫高出很多。我坐着等活儿，挡着‘车’字，旁人只看见这个‘修’字和‘修’字之下的我。有天一个大和尚路过，问我修什么，以为我在修身养性。还有两个学中文的老外，问我想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做行为艺术。让我什么都不用改变，还是这‘修车’二字，还是我这张脸和工作服，地点改到天安门，他们俩都脱光了，一人装作前车轱辘，一人装作后车轱辘，我用改锥修理他们。”老流氓孔建国要是上心生意，早就招呼我们把图钉从工人体育馆北门一直撒到朝阳公园南门了，而且要路两边都撒。老流氓孔建国有个打气筒，锃亮，打气手柄两端还镶了西汉老玉剑首，玉色青白，红褐色沁，古色古香。平时藏着，谁也不借，只有漂亮的小姑娘来打气，他才拿出来，自己不打，让小姑娘打，自己点一棵“大前门”烟，看小姑娘在阳光中微风中细雨中奶上奶下臀起臀落，然后再把打气筒善而藏之。老流氓孔建国说，他看姑娘如何打气就能断定其人品好坏，是否宜室宜家，我以后有了女朋友一定让她来这里打气，老流氓孔建国答应给免费鉴定。后来骗了翠儿来，老流氓孔建国气筒子都忘了收了，在阳光里微风里细雨里说翠儿是神品，嵌了老玉的气筒子扔在土路上。朱裳眼睛好，离三十米看见他的修车摊，嘟囔了一句：“老流氓。”然后就拉我到别处打气去了。
　　朝阳医院门口的水果摊生意兴隆，病人平常吃不着的水果得病之后都吃着了。一两个看摊的发小瞅见我，老远地打招呼：“土鳖，又被老师赶出来了？”
　　“老师让我帮你盯摊，让你回去补课，从初一补到高三，然后让你参加高考。”板车上有香蕉、橙子、苹果、厚皮的冬季西瓜，都贴了一个外国字的椭圆标签，冒充巴拿马进口。我从板车上挑了一把品相最好的香蕉，撅了两根，剥了皮吃。
　　“你这么撅，剩下的让我怎么卖呀？”

　　“不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群众吗？告诉他们，这把是最新鲜的香蕉，刚从你们家在巴拿马的后花园摘的。不信，撅的痕迹还没老呢。”
　　“那你也别在大马路上这么吃香蕉呀。瞧你的吃法，一口嘬下去，小姑娘看见会难为情的。要是真闲，晚上来打麻将吧，赢光你最后一条内裤。”
　　才早上八点多，透过玻璃窗望去，利康烤鸭店里空无一人。伙计们正忙着将一筐筐的去毛鸭子从小货车上卸下来。街北的工体旱冰场静寂凄冷，没扫干净的煮玉米皮和冰棍纸在没风的冬日里直挺挺地躺着，全然没有节假日小混混、小太妹们吆三喝六呼朋唤友纵横驰骋的欢闹景象。翠儿旱冰滑得可好了，正着滑、倒着滑、侧着滑都会，跳起来转个圈落下来还能微笑。她穿件紧身夹克衫、牛仔裤，显得腿无比悠长，头发用皮筋系起来，在脑后形成马尾巴，前面露出大脑门。翠儿一定要教我滑旱冰，我说没有比我更笨的了。翠儿说，就喜欢教笨人，教聪明人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怕摔，怕摔了之后疼。翠儿说，你可以牵着我的手，你哪儿疼我可以帮你揉。我管姐姐借了她练习排球穿的护膝和护肘，没有护头，我戴了一个老爸的羊剪绒帽子，护耳放下来，带子在下巴上扎紧。我穿戴整齐，傻子一样站在旱冰场里，脚下是带轮子的旱冰鞋，和我常穿的片鞋不一样。这个地面不是我的。翠儿右手牵着我的右手，左手搭着我的腰，教我怎么动腿怎么动脚，周围呼啸而过的小流氓们羡慕得眼珠子鼓出来，像一条条的金鱼，哈喇子流到嘴外边时间长了冻成冰碴儿。几年以后，翠儿报考了电影学院。她功课一般，没力气当运动员，没关系当空姐，所以决定当演员。考演员要考声乐、形体、台词、表演。初试简单，群体表演，题目是火车车站，二十几个人一拨儿，各自搔首弄姿。翠儿在几千人里都能素面朝天，这二十几个人根本不是问题，考官再傻也几眼看出，谁是卖茶鸡蛋的，谁是野鸡，谁是真正的戏坯子。二试要求各用十分钟，表演一种人和一种动物。翠儿说，我还是表演我熟悉的吧。翠儿先表演了一种人：美人。具体形式是，叫最资深的主考官过来给她倒了杯茶，然后慢慢喝了十分钟。翠儿后来又表演了一种动物：色狼。翠儿模拟了她所熟悉的张国栋。翠儿的专业考试得了满分。
　　很久以后，翠儿电影学院毕业了一阵，打开电视看长了也能见着。翠儿约我在工体见面，天下着雨，我出了计程车就看见翠儿打着伞站在旱冰场门口。
　　翠儿说：“我要走了。”
　　我问：“去哪儿？”
　　翠儿说：“去非洲。”
　　我问：“去演戏？”
　　翠儿说：“去嫁人。”
　　我说：“我请你吃利康烤鸭吧，就在旁边，非洲没有。”
　　翠儿说：“抱我。”
　　我两手抱住翠儿，感觉她很小，软得像海绵一样。我两臂一用力，翠儿就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能够装进我的裤兜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鼻子下面，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上雨珠晶晶亮。我的鼻子刚好架在她的头发分际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油光水滑，虽然感冒，鼻粘膜充血，大脑发呆，还是闻得见香气。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去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诗经》，编成歌谣，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坏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东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像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坐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身大肉沉，狮鼻豹眼，脸上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剽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惟一的工作乐趣。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共同构成我的文字师承。
　　其实我教黑人兄弟的好些语言都是从这位大妈处采集来的。我亲眼看着售票大妈把一个东北大糙汉子恶心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让你掏票，你就掏。别老跟我斗贫，别老告诉我你有票。你说前几站我卖给你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出多少张票？一年卖出多少张票？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就认为我一定能记住你的音容笑貌？你把票掏出来看看。我知道你有票，可你得给我看看呀？就是家伙大也得掏出来比比长短不是？”
　　路上车不多，公共汽车欢快地在二环路上开着。吸入鼻子的空气冷而脆，刺激起脑海里沉睡得很深的东西。我厌倦把那些考试后注定会忘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袋，更拒绝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觉耻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用课本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一个学生，就像根据一顿吃肉包皮皮子的多少来选拔英雄一样荒唐。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还是别的地方，“安史之乱”是因为税收政策不对还是因为杨贵妃的乱政，这些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车迎着日头开，阳光包皮皮着身子，人暖洋洋的半睡半醒。儿时的游戏规则写在一张浅蓝的纸上，冬天的空气脆而冷，公共汽车卷起的尘土飘浮在车的周围，车子起伏，像只大船，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到了西二环，挤车的人开始增多，让我想起夏天逃学坐车的情景。天气很热，人们都穿的很少。身后是一对大胸脯顶着后背，前面是肥硕的臀部紧紧挤住下体，车不停地摇晃，身前身后不停地摩擦。我咬牙坚持到停车，身后的大胸脯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大车；面前肥硕的臀部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女特务。我勉强走出车门，脚落地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黯然神伤的战栗。现在的空气脆而清冷，就在这种天气里，一个案件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好人坏人正义邪恶变得混沌不清，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不是案件，而是一个阴谋。女孩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阴谋里起的作用极其重大而微妙，朱裳的意义更加隐涩。朱裳仿佛可以在某种时候改变时空的连续性。转瞬间，这辆公共汽车成为南瓜马车，车上的铜质铃铛叮叮作响。二环路上的楼群像积木一样倒塌，废墟间长出齐腰高的荒草。我感到我和朱裳之间将要发生的事件会帮助我完成对经卷的重新书写，我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所有细节充满深深的恐惧。
　　“雅宝路到了，闲逛一圈了，你爸妈也该下班了，你该下车回家了！”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