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称之为《年报》杂志派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最近以来也集中力量向大众介绍。去年秋天和美国年富力强工作能力正旺的历史学家们生活在同一校园里，他们的工作是写经常教学用的书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从卢罗阿·拉杜里的著作开始。前面业已提到，我当时正打算完成《谈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岩波研究丛书）一书的定稿，关于法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民俗，尽管有渡边一夫以其明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年轻的读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能够同渡边写的联系起来，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间里读那些书。我曾读过拉布雷叙述他们的学派创始者之一鲁西安·费贝尔事迹的书，所以读起来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详细提到，到巴克莱分校前来讲演遍及世界的核状况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机的英国历史学家E·P·托姆斯其人，对于问题意识的悲剧性实际情况并不执拗，而是理智性的豁达，性格明朗，讲话强劲有力。我对他印象很深，读过他作为一位历史家工作之一而写的书，总而言之，学问的性质本身创造人的品质，而且他还坚强地反对并抗议核武器，所以我对他怀有充满敬意的信赖。（《魔女与夏里巴里》，新评论社出版）
　　该论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工作，这篇文章里也有。最近翻译出版的《颠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库克主持的研讨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跨专门领域的学者们之中，看看戴维斯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认识清楚托姆斯、戴维斯等等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使同时代的所有文化问题活性化是多么有效。（岩波书店出版）
　　他们和她们，以及早已逝世的林达夫在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中，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独自书写的形式完成的最后作品《精神史》上，无不对于历史家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规定，而他们和她们是与此定义完全相符的人。“历史家，如果真的名实相符，除了是他人写的‘历史记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须是一个经常随机应变，或者使时代、时间逆行，或者横向滑行，有时还要把钟表的时针停下来，自由自在跳跃旋转的人。必须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门，是强制进行最极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传统寻求‘精神史’的守护神，那么，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库利奥，也不是阿波罗，确实应该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尔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爱的朋友中的学者、艺术家们创办冠以海尔梅斯之名的季刊杂志，希望历史学家们向这个杂志寄稿。我边读渡边一夫的著作，边整理连续讲演的记录，同时也看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里不妨列举一个颇感具体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边一夫的《泰平日记》中，从佛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个市民的日记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1５２５年1０月，巴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疯狂事件。即：五六个人骑着驴，戴着绿色呢绒头巾，在市内十字街，特别是法院大广场的大理石台前，拿着一张卷轴纸，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种荒唐话，和演滑稽戏一样，实际上是另有打算。这些人特别喊得凶的是‘国王要死，贤人们隐蔽之，呆子们全出来’，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监禁在西班牙的国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终于流传开来的结果。……摄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长官莫兰处罚他们……但是根本没有执行。据传说，这些人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
　　这件事渡边一夫理解为确如日记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意图的行动。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戏，实际上是自我显示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一结论是赞成的，但是也认为，既然有滑稽表层，自然就有滑稽深层，应该强调两者的活力，所以我对年轻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说：
　　如果这仅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么，既然摄政太后已经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长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来了。因为事情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人们干的，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没抓他们，还在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用宇宙论的说法就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长官莫兰是不是对此感觉很深？
　　不过，如果1５２５年1０月发生的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的滑稽戏，仅仅是几个人一时冲动的偶发事件，我的话应有的说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历史的佐证，巴克莱分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要读《年报》杂志派的Y＝M·贝尔塞的《节日与叛乱》，从那本书上我找到确实合适的一段。这本书有日译本（新评论社出版），所以引用该译文如下。
　　中世纪的胡闹表演，是1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这个制度规定，各社会团体自己演滑稽戏，自己表演自己，用这滑稽镜子照出自己丑态，而且规定这是一项义务。隶属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书记表演小组，是由年轻的律师、检察官构成的，这是一个这种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闹审判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到了1５世纪被严厉禁止，因此，1６、1７世纪成了已经是惟有宫廷里年轻贵族们才耍闹的一种游戏。
　　就这样，民俗传统的滑稽戏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权力的压禁。然而该政权的危机表现在群众面前的是软弱无力，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反馈。明白这个过程，我以为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时代一个市民的日记，以及渡边一夫解释的意义。
　　也是这本书上，贝尔塞详细论述了从节日祭祀移向叛乱——如果读一读同一主题的另一册著作，即：鲁罗阿·拉杜里的《传说的狂欢节》，就会看到更强烈的魅力。这本书也和贝尔塞一样，同是朴实无华的作者写的书，两者一齐读，更能准确理解原意，我以为这是给非专业人员用的——的过程，同时给节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义：“节日祭祀，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这不能不使我对于自己从事的文学来一个根本的反省。

　　我以为自己对于文学，和同龄的历史家贝尔塞对节日祭祀一样，一直未停止过思考。我认为，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我必须明确地说，也许有人说，这并不是一想就能理解含义的定义，但是我自己把过去许许多多的联系在一起，受同样表现的贝尔塞简明的表现所启示，才能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开始表明节日祭祀与文学有相似之处的见解，是借助于历史家安利·鲁菲普尔的巴黎公社研究，至于对两者的综合，在我眼前架起联结两者的桥梁者却是前面提到的巴普康克等人，以及构筑世界范围具有同时性工作的文化人类学者山口昌男。我经常从学者那里学到立足于他的专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确立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我确确实实受到贝尔塞启发的是他那简明的定义和简明语言的组合：恐怖或希望。我曾经对《危险与希望——美国的科学家运动》这本书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本书符合1９４５到1９４７年这个重要分歧点的年代，详细谈了原子力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作为能源它又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这本书的标题是奥本海默博士1９４５年11月于洛斯阿拉莫斯谈原子力时说的话。他说：“不是只有巨大的危险，而且也有巨大的希望……如果今后能够谋求和平，那么，就存在为此而开始使必要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希望。”此书著者A·K·史密斯是一女历史家，她的丈夫是曼哈顿计划①的参加者。从那以后，危险和希望这个词就刻在我的脑子里。可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说起来实在滑稽，那时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一说起希望，必提绝望这个词和它对称，所谓言语对称结构的所有者一般。（紫竹书房出版）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的代号——译注。
　　由此我思考了贝尔塞对于节日祭祀所下的简明定义，它的方法，恐怖与希望的对置，如此等等的深义。这时，与此相应的事自然也就浮上心头。最近我不再担任为发给新作家文学奖而设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了。那时我就想今后要写写小说，但是现在写作而且发表作品的青年人给我寄来很多信，从邮戳上看就知道是寄自全国各地的。寄信人表示自己从您担任文学奖评委的评选方法以及所作的评语中得到关心。由此可见，您给新进作家的信表现您的诚实。据说您今后不再参与新进作家的文学奖评选活动了，是对担负下一代的作家们不感兴趣了么？您如果依旧关心，您现在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把许多信的内容综合起来并加以概括，所问的内容大致如以上所说。对于这些信我是打算回答的，而且如果说到给年轻作家的信，我就想到应该学习贝尔塞，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话。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按照这个方向，希望大家努力奋斗，而且完成语言活泼，语言和形象活性化的新创作。自己已经是并不年轻的文学一代了，但决心按此方向努力，以上所说就是我回信的主要内容。
　　我们共有的时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如果有人问：我们的时代精神的特性是什么，我以为回答者一定感到困难。对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能够抱什么样的希望？这可能也是难于回答的问题。倒是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一直在多么恐怖之中暴露着而活到今天，但是对此从来不屑一顾，然而实际上恐怖却赤裸裸地悬在我们面前。
　　打开当年９月２1日的晨刊报纸，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海上自卫队的p３c对潜哨戒机，于隐岐岛西北的海上发现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一艘，浮上水面冒着白烟。我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恐怖实体确确实实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恐怖的根源完全是非常荒唐露骨而且十分拙劣的人所作所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几乎原始的——即使原始人也未必制造这种事故——极其单纯而偶然事故造成的开端，就发动一场最后战争，把从原始时代直到２０世纪人类创造的历史，把这整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明，把走向未来的极具可能性的文明，也就是人类的希望，一古脑儿毁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如此规模、如此具体的恐怖之下，营造着我们的生存基础。使我们感到窒息的恐怖实体的情况如何，不妨引用一下当天晨刊报纸商品目录般的文章。
　　GⅡ级是普通动力推动的潜水舰，水中排水量３０００吨。司令塔内装有射程２４００公里，1００万吨当量的核弹头的SSINIS弹道导弹三发。p３c飞机发现的时候，潜水舰的司令塔里正往外猛喷白烟。正赶上收拢导弹，SSICNIS的固体燃料已经点火，一旦潜航，发射管进水，就很可能灭火。固体燃料如果继续着下去，导弹就会引爆、发射出去的危险可就大了。这是军事专家观察的结果。如果SSINIS引爆，一定落在1２００至２４００公里的范围之内，尽管安全装置没有打开不会爆炸，但核污染却是免不了的。（《朝日新闻》）
　　对于我所担心的问题，专家没提到，所以也许是外行人的杞忧，不过，核导弹从苏联潜水舰上发射出去了，雷达上业已发现，美国的核防御网将要立刻反击，好像是瞬时之差没有发生大事，实际上却是SSINIS导弹因火灾而起了火。这一事故前后，我国因为可能搭载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日本非常紧张，日本列岛周围也十分紧张。
　　事故之后的第３天，这天最后的电视新闻节目说，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２０架南下日本海，我听了这个报道之后，尽管已是深夜，仍旧回到书桌前，重新读了华盛顿研究机关的“军备竞赛与核武器研究计划”的负责人W·M·亚钦去年秋季发表的那篇论文。“美国国防部综合评价局，进入1９８４年之后，为了帮助太平洋军司令部，预定向它推荐‘为了掌握高水平的中国、苏联、朝鲜半岛、日本（包括美国在内）复杂的军事形势而作的关于东亚的评价’。这个评价里有‘苏联远东的脆弱性’和‘日本自卫队的改观以及对将来方向的理解’。／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努力的是集中力量于防空和对潜作战，利用苏联远东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如果将来美苏对立，从日本海上封锁它的出海口，就是美日两军的主要作战项目。因此，由于苏联继续在亚洲配备战区核武器（执笔此文时的情报说，新SS—２０基地增加了３处，加上以前的，在远东总共配置了２７个发射台），以及给海军广泛配备核巡航导弹，如果发生冲突，发展成为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的攻击型潜水舰，已经在苏联一向视为圣域的鄂霍次克海加强了对苏联潜水舰尾行作战活动。另一方面，苏联增加了以其逆火式轰炸机对美国舰艇的追踪，以及对日本领空的入侵，正在提高在日本周围的海军作战速度。必须铭记，冷战开始以来美军进行的最大的两项“热”战，在亚洲已经开始。／……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美国不会放下亚洲地上射程远的战区核武器。但是，对于距离遥远，而且以海军为主力的控制区域来说，从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最合适，所以，现在正加紧配备。因此，对这个地区“平衡”的评价难以想象，从某种意义来说成了过去。”（“海上核战争”，《世界》第四六○期）

　　我们仅仅从最近的报纸、电视报道所接触的情况来看，就已经确实认定亚钦一年之前展望的亚洲形势毫未改变，然而还必须强制我们把这大规模的可怕的事故因素看成当今的头等好事。
　　在巨大的恐怖面前，有正气的人应该怎样行动？大概不外乎创造希望的根据，按对抗恐怖的办法行事吧。这就是说，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把两者的关系当作各具强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确时代精神。我以为，特别是使之显在化，表现一个时代精神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制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
　　那还是我儿童时代住在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里的村庄时候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体验了节日祭祀和文学的本质。后来接受了鲁菲普鲁和贝尔塞以及山口昌男指引的新思考方法，才感到这个体验直接地和有意义的血脉联接在一起了。
　　与其说夏天的节祀，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说跳盂兰盆舞更正确，本来是先举行祭祀，从傍晚开始跳盂兰盆舞，这是定不可移的。直到现在我们村乃至日本全国都是用灌的领唱唱片领舞。战败的第二年，战后办的盂兰盆舞是在小学校院子里搭上指挥台，指挥者边打大鼓边唱“民谣”，以农业为本职的演者领舞。本来以扩音机播放的唱片为主流，但唱“民谣”①的演唱者看看站在舞蹈者圈外的那些上年纪的人，发现他们的反应冷淡。
　　①原文为“口说”，意为即兴演唱。译成“民谣”，因为它的词虽是自编然而用的曲子却全是民谣的旧曲——译注。
　　然而我这看热闹的孩子却被“民谣”吸引住了。那演唱者从指挥台下来显得心情不痛快，我大概是没有勇气直接问他所唱的内容，便问我的祖母和她身旁的老人们。据说，战前一位小学教员直接采访演唱者们，把唱词用蜡版印成小册子，他借来看了，演唱的就是本子上印的。据说它的名称以其暴动的领头人为名，就叫“蚕福”，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的故事。我听后记下来的几段盂兰盆曲全是那上面的。战败之后不久，在民主主义的改革氛围之中，把暴动过程编成了“蚕福”当作盂兰盆舞的伴歌，我像受到冲击一般，印象极深。
　　我作为一名作家，一如我过去的工作所示，这番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细想起来，我是从这次盂兰盆舞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根是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民俗与历史，也是第一次碰上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中的一时衰退的状态。其次，“蚕福”暴动的“民谣”本子上，尽管记的全是古式的迭句，但它却唤起了我这少年活生生的想象力，的确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学。如果重读那誊印本小册子，在我脑子里起结晶作用的结果，一定与以前大不相同。不过，“蚕福”暴动的“民谣”以下述骨骼依旧活在我的脑子里。
　　暴动者对“蚕福”的恐怖，随后是对他的党徒们强迫命令，让他们参加暴动，党徒们对此行动的恐怖。因此造成的艰苦生活之中却充满也许会出现什么好转和变化的希望。如此等等，我觉得仿佛几股绳子搓在一起一般。派人去河的下游市镇，从粮仓扛出大量的白米，碰倒的酒桶，那酒奔流不已，这些描写，简直是祝祭时候的气氛，它使我的心为之震颤不已。结局暴动遭到镇压，“蚕福”及其党徒均被处死。为了请他们的亡灵不危害本村，对于“蚕福”等人之死，以哀叹的调子唱出他们的结局。这纯粹是出于安魂的动机创作了“民谣”，作为集合在一起的众人跳盂盆舞的伴歌，大家自然是同意的。总而言之，它是大家确认越过各种各样危机一直生存下来的本村共同体的希望，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它表现了我们森林中峡谷村庄的文学，而且它是生机勃勃的。
　　恕我冒昧，对于年轻的作家们，或者今后想当作家的青年们，我一直想说：“在你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把我以上所说的“蚕福”暴动的“民谣”具有的意义，这回作为你的课题思考思考。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既没有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经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

　　前面我引用了亚钦的论文中长长的一大段，对于可能是一触即发临战形势下的亚洲海域，特别是日本海、冲绳和本土海港的状况，每天都有报道，如果对于这些报道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纪就被推到最危险的局面。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我们还不是自甘处于我是无根之草，大发快活汉子那种慨叹的状态。社会状况、时代将我们席卷而去的危险统统向我们袭来，个人无力逃避，如此危机，难道不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新进的年轻作家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以及语言感觉，与过去的作家相比，显示出卓越的水平。他们如果很好地抓住时代，创造出独自的文学，那就明显地超过我们旧时代的文学。同现在的恐怖对抗又怎样生存下去？同这种恐怖相比，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多么有保证的希望的根据？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年轻的作家就会自然主动地承担起今天最敏感的时代精神的责任。我相信，他们如此这般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状况下的时代精神的文学，同时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读者心情而翘首期待。我并不要求青年作家们以今天的核状况和日本人的关系直接地作为主题写小说，在把贝尔塞关于节日祭祀的话移到文学上的定义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反映”这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的。我曾几次提到，我编辑了广岛、长崎受过原子弹轰炸的人写的以原子弹为主题的短篇名文选集《未知的将来》。即使类似这样预先限定主题而征集的短篇，作家们也是确确实实地各自构筑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且斑斓多彩，可以这样说，我反倒从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学特性。
　　我对于年轻的作家们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进穷途末路，以及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千万不要仿佛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隐歧岛的近海上，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正在冒白烟。这也许就是不仅使日本而是使整个世界的大雪崩之势走向毁灭而扣动扳机的事故。要敢于直面冒白烟的潜水舰照片上表现的恐怖吧！然后以人的自然本色，满怀与之对抗的希望，为此希望而活跃想象力吧！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锻炼的时代精神，即使写的小说是以漂浮于东京的消费生活表层的青春为主题的，也是以某种形式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你们的文学优于进退维谷中的同时代文学。
　　确实有可以示之于众的这类文学表现的例子。“冲绳·通过文学反核反战思考之会”出版的《从岛的空间——1９８４·冲绳·反核反战文学名作选集》中有一篇诗，标题为“回帐篷村——难民收容所时期”。作者牧港笃三是冲绳市的市民，冲绳之战他曾在该地，有此经历，战后在被占领下的冲绳立即把他记录出版的报界人士。他也是把美军政之下冲绳人的心态，以及冲绳人与本土的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微妙的阴暗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如实写出来的人。
　　黎马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帐篷／那照片是报纸上看到的／仿佛半是辛酸半是高兴／但是飘动的是悲哀气氛／／帐篷之形万国一致／正中竖一根棒，四方打上桩／用绳子固定在现实的砂子上／帐篷村里过日子的人又多又杂／每天纷纷攘攘／／夜间从帐篷里落下星星碎渣／人们的牢骚，仿佛蛴螬鸣叫／这就是民众单位的村庄／月夜使帐篷翻倒／住民弹向空中／／难民一无所有／可算赤贫／但是他们有歌声和哀叹声／不过前途依旧让人担心／／和坐在沙发上，打开取暖器／膝头盖上毛毯的时光大不相同／令人担心呵／帐篷村拥抱着我／传来一股味道／帐篷村露出一张脸向外张望，一张无妆无饰的脸／是个年轻女人的胜／进了帐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帐篷里满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帐篷村……
　　舒缓有致的散文调子——由于那切割式的韵律，表现了冲绳语的声调，和超现实主义心象一起成为诗人的个性——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冲绳在战争结束时的帐篷村，现在的冲绳基地的生活，这三层自然而然地重迭在一起，表现了现实的而且深刻的观照。在冲绳之战巨大的恐怖中活下来的人，既有对前途的担忧、叹息，也有明确的希望，在这里都有清楚的再现，谁都能够理解，这些总体，肯定就是战后立即出现的冲绳的时代精神。以此为主轴，向着现在的黎巴嫩和冲绳的时代精神，而且明确地发出“回去吧，回到帐篷村”的要求救济的呼声……我将要看到，渴望挫败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声呼唤冲绳的时代精神，必将提示给大家。与其说是对年轻的新作家说的，不如说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更恰当，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学，仿佛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位冲绳诗人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把它看成对我们是致命的缺陷。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核状况之下居然能够活了下去，那么，我就有个预感，后世史家可能作出这样的概括：２０世纪末也有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并没有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这种预感一直威胁着我。因为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学将被判定，在渡过这核危机上它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