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重治是1９７９年夏季逝世的，初秋的葬礼，各种野花装点祭坛，那气氛的确符合诗人中野，那红花使人觉得任赡派给了我，我便以中野重治的作品“某种乐趣”为题作了准备。但是，刚读完作为讲话的前提而引用原作的几个段落，那位仿佛身居要津的文化官僚型的司仪就发出已经没有时间的信号，结果主题落了空。今年秋季举行中野逝后五周年集会，这次因为多给了一些时间，所以打算重新讲讲这个题目。
　　“某种乐趣”这句话，不言而喻，是从中野重治的短篇作品中摘来的话，我以为像中野那样坚毅的思想家，以这样单纯而朴素的表现，不仅显示出中野其人的骨骼，而且内容之有趣也表明了这位文学家独特的风格。因此，我想通过这一小小的机会，以一个后进作家的身分谈一谈对中野的看法。中野重治1９６０年发表了《日暮》和《某种乐趣》两个短篇。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敬爱这位作家，而同他见面是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如何使日本更广更深地参加它的核战略，从载有核弹的托马霍克号军舰的入港问题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阶层非常广泛，文学家当然是此项运动的参加者。我已经读了他这两个短篇，那时就觉得中野重治必须是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且超过了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越发觉得《某种乐趣》更有意义，以后凡是有中野讲话的集会，一定兴高采烈地前往。当时我的年龄正好是现在的一半，回忆当时，倍觉亲切。
　　不妨重读一下《日暮》。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是中野积累多年的一个男人内心世界，中野写这篇作品时已经是五十八岁了。“‘不是什么日暮而道远。是道近了然而也日暮了。暮色越来越浓……’／‘说到道，这道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该作的事吧。既然这样，何必分远近……’／‘道就在近处’这话我脑子里也有，可是连近的我也没有作。大概‘道远’的道和‘道在近处’的道是不同的。连非常之近的道我也没有作到。”
　　他在这之前不久，遇到一个面色苍白的三十二、三岁的男人，大衣的前胸处揣着一个沉沉入睡的女婴，隔着不太远的距离向他打听去一个远地方该怎么走。他告诉那人之后站在那里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那男人向我轻轻地点头道谢，然后飘飘然地走了。他揣在胸前的女婴大概只有两岁或者两岁半，他整个身躯仿佛像个影子轻飘飘地走去。看来他身无分文，即使早饭已经吃过，那以后肯定什么都没有吃。那孩子似乎也是空着肚子，有气无力地沉沉地睡着。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一定出了什么意外吧……”
　　于是我就像往常惯例那样，把那男人的事搁置起来出了家门。“像往常惯例那样，这实在是要命的毛病”，自己虽然这么想过，但毕竟毫无办法。那男人的脸色足够地显示战争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营养失调。他已经没话了，实际上是此人本来就不爱说话还是有别的原因，反正当时他就是这副模样。他说要去荻洼，可是他从哪里来的呢？看不出他那孩子是当囮子用来骗人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时期……总而言之，一个接一个，仿佛摩肩接踵似地跑去，我就是这副模样，眼下该怎么办呢？论年纪不老不小，只好匆匆忙忙龌龌龊龊地往前奔吧。这么匆匆忙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这位顾虑重重的汉子出了家门之后，打算思考与他处境相同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上了也许是同样只顾外表不看实际而不得不奔波忙碌的旧朋友，于是站着说了几句话又匆匆道别了。
　　我从涩谷上车到新宿下的。／嗓子干得刷拉刷拉的，我想找个喝水的地方。／原来眼前就有，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这时，我看见一位姑娘比我快了一步朝那边走去。是个女学生吧，也许是一位上班的姑娘。她穿着外套，一双黑皮鞋，大步走去。偏巧一个男人在那里正喝水，水在不停地向上喷，那姑娘便不再等候上对面去了。／那姑娘来到那塔形的水盘式饮水处停下来，弯下腰，用右手拧了一水龙头开关，使它弯过来，然后才嘴就着那开关喝水。／我有些幸福感，因为那姑娘太爱干净了……／她喝完了以后轮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边便又匆匆跑开了……
　　这个我有些幸福感就是“某种乐趣”的感受，这里先说这么多，接下去谈短篇小说《某种乐趣》。“芝麻大的事尽管颇有意义，但是把它大吹一通也不好。因为那只不过是稍微有趣而已”，这就是本篇的意义所在。
　　这个短篇完成之前，人物还是可称之为昨天今天的中野本人，参加一个欢迎来自中国的文化代表团，席上的谈话中有“卿”这个字，翻译是优秀的，本该马上就能说出它是公卿的“卿”，但毕竟是青年人，看得出知识不足。随后又出席欢迎来自中国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曹禺的会，也出现了与前一个会十分相似的传达语义受阻的情况。
　　白发的许广平半是注视着日本主人那一边，上身略微前倾和曹禺耳语了一两句话，许广平那上了年纪的脸上微红，曹禺笑着点了点头。那风采显得很美。
　　原来曹禺那时年轻，所谈的事不知道，他没有读过，然而许广平知道。大概她读过那方面的书，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很年轻的时候读过而且记住了。她说：“喂，是园朝啊。”还说：“……也就是石川五右卫门。”她并没有觉得不该插话，只是略显羞涩……

　　看那气氛，和那些话一样有趣。高等奢侈一般的有趣，“什么公卿的卿啦，可说起来卿是什么？公卿又是什么？对这些词毫无所知的青年人当然无从理解……”想到这些我觉得很有趣。
　　随后是日本文化人同苏联作家的会，久居日本的女画家布布诺娃插话给翻不过来的翻译土方帮忙，而且自己颇有些难为情。“‘喂，是指那个事……”／我知道她指出的不会错，但是，她跟土方说话时用的是日语还是俄语，我就听不出来了。因为连坐在她旁边的人都听不清楚的低声交谈，也许是她原本就是只要让土方听明白就行。上年纪人羞涩的表情是很敏锐的。许广平面孔有些微红，羞涩的表情十分明显，相比之下，布布诺娃脸色虽然未变，但内心似乎有些羞怯。／土方继续翻下去，似乎他从布布诺娃那里得到启示继续翻下去的。……不料布布诺娃又说了一声：‘喂，是指那回事！……”她本来是极力压低声调，但话一出口就变了，为此而感到羞涩的表情，我觉得实在有趣。”
　　后来布布诺娃回她的祖国去了，她从自己坐的那艘船的船名想起一个男人。她去中国旅行时，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同一位苏联青年谈过话，因为那青年和列宁全集上也曾出现过的一位革命家同名，然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布布诺娃发觉之后仔细一看才知道，那船是为纪念那位革命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苏联青年向他父亲说有个日本人问过他的名字的事，“你说什么？……“你说你不知道巴布什金？你连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这位彼得堡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以想象那位父亲大声回应的模样。
　　话虽如此，让新人们查问新人们不知道的旧事，效果一定错不了。效果好的事，效果差的事莫不如此。白发而略胖的许广平以羞涩泛红的面色同曹禺耳语，白发略瘦的布布诺娃很不好意思地给土方的启示。事情本身并没什么，但那神态却让我很感兴趣。称之为兴趣是否合适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有兴趣的。
　　他之所以预先写了同第一个短篇结尾的有些幸福感、“某种乐趣”相对立、也就是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是因为这个社会依然照旧制造如此软弱的人，而且是把大人孩子组合在一起。不停地生产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
　　结果被推到这样的两难境地：自己正是为了改造这样的社会才劳动，但是也不能边把这些表现一个一个摆在脑子里并且深深地挖掘下去边干工作。而且这样思考生活意义也会妨碍“某些乐趣”。也许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这种思考强烈，这个男人才渴望“某种乐趣”。结果是，这么匆匆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心里干渴的他，嗓子干得刷拉刷拉而去了饮水处，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嘴对嘴地俯就着水龙头喝水，看到她那副姿态，本人感到“某种乐趣”。这个美好的短篇和中野另一部以构成中野人类观核心的价值，通过“某种乐趣”这面镜子看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在中野逝世之后不久举行的集会上，重新读了这两部作品，使人想起，他对于妨碍“某种乐趣”的人们那些事情，以这两个短篇组成了揭发他们的论点。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怎样抗拒反对“某种乐趣”的事物，而且面对绝对优势的对手是如何给予艰巨抵抗的，只要看一看他的简单年谱就一目了然。
　　明治３５年即1９０２年，中野生于福井县一个自作农兼小地主之家，1９２６年东京大学新人会派他到共同印刷厂领导罢工。这完全是和“某种乐趣”相反一方的社会势力作斗争的工作。３年之后，他成了第一届众议院普选的候补议员，为前往支援工农党的大山郁夫，于高松遭到逮捕。这一年，他出席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研讨会时被逮捕。他同反对“某种乐趣”的势力的斗争，早在昭和年代①尚未开始和刚刚开始的初期，就投身于反抗强权的斗争了。昭和５年即1９３０年，他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罪遭逮捕，被保释的第二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次年移送丰多摩监狱，判两年监禁。直到战败投降为止，他一直忍受着“保护观察处分”①的折磨，官宪也禁止他写作，战败的消息是他４３岁那年再次应征入伍成为一介士兵时听到的。
　　①1９２６—1９９０年——译注。
　　①对犯人不起诉处分者或缓期执行者，实行假释，但由“特定的人”观察指导，以期其自新。实际上就是监视其行动——译注。
　　昭和２２年，中野由共产常推荐为参议院议员候选人，结果当选。翌年福井大地震，他前往调查和救援，在美军占领的情况下，尽管他身为议员，却被当地的美国占领军逮捕而押送回东京。和反对“某种乐趣”者一直战斗不息的中野，昭和３９年却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党籍。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对手从国家权力到先锋政党的官僚主义，可以说多种多样。被开除党籍的３年之前，正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中的中野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如实地反映于前述两个短篇里了。“某种乐趣”似乎能解除“我”的极度干渴一般。我有些幸福感。那姑娘太爱干净了……
　　／她喝完了轮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边便又匆匆跑开了……
　　怀念中野重治的一生并重读他的作品，为了在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的会上讲话作准备，这次不打算谈妨碍“某种乐趣”的事物，主要内容是使中野内心涌起微笑并给他以鼓励的“某种乐趣”的本身。

　　“某种乐趣”这朴素而单纯的说法，表现了历经复杂多变的生活磨难终于达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传达给我们的是真实，同时也让我们受到“某种乐趣”的感染。从朴素的单纯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写人的文学总体的巨大和确实。这次我想谈的就是从这“某种乐趣”中看到的对世界的把握，对人的把握，才是文学的特性。
　　关于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论考相继出现。通过这些论考，自然而然地到达深入研究中野的几多途径。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制造反对“某种乐趣”的社会斗争，他的工作只是表现了“某种乐趣”，但是却有充分的重要意义。我想反复强调，这些地方才是文学的有趣之处。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学习的所在。
　　从前边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经理解到，“某种乐趣”的另一主题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间文化上的断裂，以旧的一代的生活感觉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轻一代却了解得很差。比如，翻译现场上语言与语言对译时的无从理解，就是具体表现。革命后新一代的生活感觉中，对于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经无缘了。中野对于这种断裂未必仅仅否定，而是以宽容的眼光对待。他认为，不知道也不要紧。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那不要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甚至还不行。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周年的集会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后创造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说说话，所以，从表现中野幼年与少年时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开除党籍之后那漫长日子的《甲乙丙丁》，总能找得到——不仅小说，随笔就更无须多说，即使评论文章，从他的思考、论述的文风本身，都能引起读者幸福的微笑——“某种乐趣”，所以我呼吁大家要接受这“某种乐趣”，以此为起点，这样，自然就不会有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的事了。
　　这年的８月５日夜，我躺在从这里能够望见纪念原子弹灾害的那圆顶穹窿遗址的旅馆床上，眼睛凝视着昏暗，想着每次来广岛都给我以鼓舞的重藤文夫原子病医院院长，以及金井利博中国新闻社论委员。这两位已经逝世了。由此而来的感伤情绪一直纠缠着我。阳光普照的和平公园里，青年们正在为了明天的表演而练习管弦乐。宣传车播放着军歌开过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几倍，几乎使全市都能听得见，可能是由于器械精良的缘故，声音并不破。同时播放演说：为什么反对保护日本的美国核武器？拿苏联钱的那些家伙们明天就要举行动员大会……如此内容的演说始终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听来原是所谓忧国派指斥国家主义的自立哪里去了的感事伤情的呼喊。
　　这时，我被床头收音机的广播吸引，终于坐起来，拧大音量，开始收听时事广播。这是广岛广播电台“阿保机——原子弹孤儿，颠沛的青春”节目。一个中年男子用浓重的大阪口音叙说着他的来历，女播音员不时插上几句解说词这样一种形式的节目，那中年男人说的话并不粗糙，大概是想把过去传奇式的经验说个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话都发音很强，而且逐渐地有些气喘。看得出，讲话的人是个吃过苦的，然而也是一个为人朴实无华的人。
　　他讲的经历确实令人吃惊。此人现在在一个制造不锈钢洗碗槽工厂干活，老婆加上５个孩子，一家７口住在市营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阔别３９年的下关到釜山的班轮前往韩国的汉城，一路上边走边回忆的形式构成的。
　　《朝日新闻》社广岛分社拍的纪实电视片“每个人的战争·广岛”（最近，作为岩波新书由岩波书店出版）之中，因为叙述者“原子弹孤儿”现为工人的４７岁的友田典弘的电视片我看过，我想这里不妨说说友田先生的经历。
　　昭和２０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东侧沿河的大手町，因为战争期间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儿童本来是疏散到乡下去的，他因为要和母亲在一起又从乡下回来了，结果遇上了８月６日这一天。那天他去上学，袋町国民学校距爆炸中心４８０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钢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脱鞋处。“我在学校地下室看到的闪光简直没法形容。好像一个大电灯泡砰地一声炸了，白光一闪，一瞬之间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护所领饭团子的时间之外，每天每日到处找我的母亲。到处堆着死尸，我一个死尸一个死尸地查。晚上住在楼房的地下室或者学校的废游泳池。记不得这种日子过了几天，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个熟悉的朝鲜人，他是以前曾经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见，整个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他们在京桥川的桥旁搭了个小棚子，两人就住在里边。这期间金山说要回国，友田下定决心要求金山带他走。从８月底到９月初，金山带着少年友田从广岛动身去了开往釜山的船码头。金山嘱咐他，绝对别说日本话，只喊我“阿保机”（爸爸）。
　　开往釜山的船是条大货船。船底上全铺着木板，几百个人大声说话，大声欢笑，热闹极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船底的朝鲜人一定是为了能回到他们祖国满怀解放感吧，可惜我听不懂话。那场面越热闹我心里越没底，总想，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觉也没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码头，只见许多警察已经等候在那里。对下船的人每个都问一遍。我很害怕，扯着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给我的那句“阿保机”。

　　和金山抵达汉城的友田起了个朝鲜名：金炯进，上了小学，一开头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４０已过的金山结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1３岁，他从家里只拿了一条毯子便出走了。有个叫东大门市场的大自选商场，他从那里偷些萝卜和白薯吃，靠这个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韩国的市场很景气。不过汉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冻伤而失掉了脚趾。
　　接下来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是昭和２５年的夏天打起来的。北方的军队潮水般涌进汉城，朝鲜战争开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弹扯着一条红线在夜空中交相飞舞。到处都是市街战的战场。机关枪的响声分不出来自何方。我在市场悄悄弄下的那个窝和市场全化为乌有。／……我也只好向汉城以南３００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为什么碰上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战后他当上了面包房的伙计，吃住都在那里，算是摆脱了流浪儿的生活。长到２０岁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军里当兵。“因为原子弹我成了孤儿，来到韩国，成了流浪儿，还得东奔西跑地逃战争之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干活的地方想喘口气，又给征去当了兵。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简直没法说1他退伍之后，向广岛写了几封信，要求承认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国的机会。可是当时他已经２４岁了，日本话他只记住“早晨好”、“再见”这么两句。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给他当身份保证人，在广岛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后去了大阪。在一家韩国人开的街道小厂干活，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韩国话说话了，这对他来说就比什么都强。
　　从电视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厂主评价为干活诚实的友田今年请了假，前往韩国，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经有８０岁了，友田打听到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听着纪实广播，听叙述者讲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本来，这个大肆夸张苦难、颠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称实验伦理道德思想的小说。“被黑人海盗无数次殴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来。被保加利亚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绞刑，挨解剖，干苦活划橡皮船……”（岩波文库版）
　　《书简》里也引用了同样的文章，老实人接受哲学大师乐观主义思想的教导，在三番五次的苦难之中也毫不动摇，如果有人问他乐观主义是什么，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汉回答说：‘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疯子一般这么说。’”
　　友田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和朝鲜战争这样的大灾大难，经历过各种困苦生活的磨炼，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过一切全是善事。不过，从友田叙述的回忆之中，确实令人感到含有“某种乐趣”的气氛，虽然细微，然而却不乏光采。在化为一片废墟的广岛这片土地上，友田没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鲜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窝棚：“好啊，好啊，干得不错！别的不说，得先给咱俩弄个住处1以后是去日本人大举撤退中的韩国，告诉他，只能叫他“阿保机”，然后带他回去。尽管金山的家人理所当然地指责金山“为什么带个日本人回来？”然而金山却始终庇护着他。正是战争方酣的时候，战况发生了变化，他得以回到汉城，他回到东大门市场看他的旧窝。友田谈到那时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可是到了夜里，几个不相识的孩子就来了。起初我还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朝鲜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从此以后，我这原子弹孤儿就和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
　　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