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悚，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变化，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模仿，孩子们到底在模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上的画面，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里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就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我们又如何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国锋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龇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扑倒，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在那个年代，为了言论自由这点写进宪法的可怜的公民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的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都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儿，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革命早就被一串排比句诠释过其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早在我们孩童时代，这段触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产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计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儿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跶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词语，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至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想起依然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上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八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铐”，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铐，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皮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至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