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早，李民魁带了八名“便衣”，来到官塘街三家巷口。那八个人都已经抽足了鸦片烟，如今看来都精神抖擞，手里拿着左轮枪，分成两排，在三家巷外面站着。其中有一个不等李民魁吩咐，就发问道：
　　“魁哥，今天是干那家古老大屋，还是干那家大洋楼？”
　　李民魁骂道：“胡说！这两家都是我的拜把兄弟，自然都是好人！你们就在这里给我检查过往行人，要是漏掉了一个共产党，砍你们的头！”
　　又有一个便衣说：“今天怎么检查法，还跟昨天一样么？”
　　李民魁说：“当然一样，还有什么两样？凡是脖子上有红颜色的，抓起来！形迹可疑的，抓起来！说不出十一到十三这三天干了什么事的，抓起来！其他那些心怀不轨的，出言不逊的，怒目相向的，满腹牢骚的，加上那些没有正当职业的，没有饭吃的，没有衣穿的，通通都给我抓起来！谁要是胆敢抗拒，或者恶意诋毁，或者咒骂官府，或者企图逃跑，你们只管给我开枪，打死了十个算五双，打死了一百个算五十双，杀错了，我担待！”
　　第三个便衣说：“大头李，你说过的，要认账。别等出了事情，只管往咱们身上推！那么，你再说，还搜身么？”
　　李民魁说：“搜！谁跟你说不搜的？”
　　第四个便衣说：“女的也搜？”
　　李民魁点点头道：“当然！难道女的就可以随便当共产党么？”
　　第五个便衣问：“全身上下都搜？”李民魁还来不及回答，第六个又问：
　　“裤裆里也搜？”
　　李民魁婬邪地笑着说：“当然！那些女共产就利用那地方夹带军火的！不过你们应该搜得文明些，别太说不过去！”
　　第七个便衣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要是搜出金仔、西纸，鹰洋、银毫，金镯、玉镯、耳环、戒指，挂表、手表，钻石、珍珠等等东西，又该怎么办？”
　　第八个迫不及待地说：“应该共了他的产，不是么？”
　　李民魁转动着他的大脑袋，不停地眨着眼睛，说：“凡是人家各自私有的金银财宝，自以不动为宜；凡是准备拿去接济共产党的，自然一概没收！没收得来的东西，最好能够全部交给上面。可是你们这些烟精王八蛋听着！——即使要留下几成来分，也得公议公分！不能像昨天和前天那样，谁捞了算谁的！那还有什么天理良心？留神你们的脑袋！”
　　一切布置停当，李民魁把左轮手枪插在裤带里，就走进三家巷里面去。前几天，他过了几天十分痛苦的生活。他想离开广州，可是一切交通都停顿了，走不脱。他又没什么钱，只得这里躲一躲，那里藏一藏，整天坐立不安，魂不守舍，悲伤怨恨，肉跳心惊。可是现在又好了，他姓李的又有了出头之日了。他现在第一件事，是要多杀几个人，管他是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一则可以出口闷气，二则可以立点功劳，三则要是能发点洋财，就发点也使得。第二件事，是要去拜访所有曾经离开广州，逃到香港、澳门去过的亲戚、朋友、同事、上司，给大家看看，到底临阵逃跑的算英雄人物，还是临阵不逃跑的算英雄人物。这时候，他一面走，一面想：“这真是乱世见忠臣！幸亏当时我没走脱，否则也就和他们一样，分不出高低了！”走到何家门口，他举手拍门，何家的使妈阿笑出来开门。他问：“大少爷回来没有？”阿笑说：“没有。”他有心想进去坐一坐，但是阿笑虽然年纪比他大十岁、八岁，看见他眼露凶光，滴溜溜只在自己身上打转，就十分害怕，既不让他进去坐，又连趟栊都没有拉开。他站了一会儿，觉着没趣，就跑到隔壁去按陈家的电铃。陈家的使妈阿发见他兄弟李民天和这里的三姑娘很要好，他又是常来的客人，自己的年纪又比他大了差不多二十岁，也就不怕他，开了门，让他进客厅坐。李民魁知道陈家的人都没回来，就问起隔壁周家的情形。他首先用手指朝周家那边指了一指，问道：“你家二姑爷在家么？”阿发的嘴巴做了一个藐视的动作，说：“我家二姑爷不住这边，住那边。他如今跟二姑娘一道下了香港。”李民魁向阿发丢了一个眼色道：“呵，对了，对了。不是你家二姑爷，是周家二小子。他一向在家么？”阿发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就更正他道：“谁说的？谁说他一向在家的？这可瞒不了我！十天以前，他打香港回来，往后就一直没回家！”李民魁说：“呵，知道了，知道了。本来嘛，只有你瞒别人的，哪有别人瞒你的呢？”阿发说：“那当然，那当然。就是你的事情，也瞒不了我。人家共产党革你们的命的时候，你正养了个小子，还没满月，——你想逃走，没有走成功，对不对？你害怕性命难保，整天胆战心惊，对不对？如今你又出头露面，发了不少的横财，对不对？”李民魁强辩道：“这你就猜错了。我一直留在广州，从来不想离开半步。——不过不谈这些，周家三小子呢？”提起周炳，她本来不大清楚，只是听何家的使妈阿笑谈了几句，而阿笑又是听胡杏说的。但是这些都没关系，她不能够因此而承认在三家巷里，还有她所不知的事情，于是就说：

　　“阿炳么？他可不一样。这一个星期他都在家里睡大觉，不知是不是病了。要是病了，多半就是伤寒。六、七天来，大门都没见他出过一步呢！”
　　李民魁追问道：“你说的靠得住么？”
　　阿发毅然保证道：“怎么靠不住？三家巷的事儿，你只管问我！”
　　李民魁按着自己肚子上面的左轮手枪道：“如此说来，他居然没有参加这回造反！唉，真是太便宜他了！”后来他看见陈家客厅幽静舒适，就想赖在这里睡觉，没想到官塘街外面砰、砰响了两枪，他只好又走了出去。
　　过了两天，陈家跟何家、宋家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上上下下，都结着伴儿回到广州来。按陈文雄的说法，这叫做“一场虚惊”。他对一切事物，都表示很有兴趣，都保持着一种幽默感，而对于周炳被人证实了没有参加这次暴动，他感到特别有兴趣。何守仁对周炳很不放心，就劝陈文雄道：“大哥，你知人知面不知心，先别那样相信阿炳。说不定他扯谎，欺骗了我们。”陈文雄学了胡适教授的一句话道：“拿证据来！”后来又加上说：“就算他扯谎，欺骗了我们。可是阿发是不会扯谎，不会欺骗我们的！”何守仁还是吟吟沉沉地说：“照我的看法，倒是把他设法弄到‘惩戒场’去，让他做几天苦工也好。”但是陈文雄不赞成，他坚持他的见解道：“完全不应该那样鲁莽。说实在话，在我们三家巷里，周炳是一个人才，而对于人才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鲁莽从事。要是有机会，”从这一句话起，他改用英文说下去道：“我打算介绍他一个起码的位置，让他从另外一个开头做起。比方商业，就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而凭他的性格，他一旦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他就会做得很卓绝。我坚持我的判断。”这样子，何守仁也就不说什么了。
　　陈文雄的太太周泉回到了外家，见着了爸爸、妈妈，也见着了自己心爱的弟弟周炳，真是悲喜交集。她还是从前那样瘦弱，那样高贵，那样善良，只是去了几天香港，凭空添了一层忧愁的脸色。她想起大哥周金叫人家杀害了，二哥周榕如今又不知去向，只剩下这三弟在家，如今又失了业，不知如何是好，就尽对着周炳哭泣。哭了半天，她收了眼泪，悄悄问弟弟道：“你到底干了那桩事没有？”周炳从来没有瞒过她，这时候也不想瞒她，就承认道：

　　“我干了的！怎么能够不干？我打了三天三夜，如今恍如隔世呢！”
　　随后他就源源本本，把这三天中的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告诉了周泉。说到那悲歌慷慨、激动人心的地方，周泉也肃然动容。对于李恩、杨承辉、张太雷、何锦成、孟才、杜发、程嫂子这些英雄豪杰的壮烈行为，她简直赞不绝口。对于花旗、红毛、日本仔、法兰西这些帝国主义鬼子的横蛮粗暴，她也一同咬牙切齿。对于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政纲，她也认为了不得的崇高与伟大。对于宪兵司令部的密探王九的阴毒下流，以及最后的可耻下场，她也禁不住痛恨、咒骂，最后又拍掌称快。她表示如果能够亲身参加这几天来的活动，真不枉活一辈子。一提到杨承辉表弟，她总是慨叹了又慨叹，惋惜了又惋惜。在结束这番谈话的时候，她千叮咛、万嘱咐地对周炳说：“这些情形，你千万不要泄漏出去！对谁也不能讲你干过那桩事情！不然的话，你就性命难保！”周炳说：“那自然，难道我还是小孩子么？”周泉又提议道：“过去的事情总是过去了。好好丑丑，总不过剩下一场记忆。你以后，就随和着点，跟着陈、何他们两家人混一混吧！陈家是咱家的表亲，我又落在他们家里；就是何家，如今也是你的表姐夫家，也是亲戚了。他们好好歹歹，谅也不会不带挈你吃一碗闲饭的。你要是不愿留在省城，那么，到上海你大表姐那里去，也使得！”周炳只是踌躇着，没有答话。周泉回陈家去了之后，周炳在门口枇杷树下，又遇见了何家的小姑娘何守礼。她去了一次香港，竟也沾染了一点洋气，那服装打扮，简直像个洋娃娃一样，还学会了几句骂人的洋话，像“葛·担·腰”，“猜那·僻格”等等。她一看见周炳，就像去年在罢工委员会演《雨过天青》的时候一般亲热，走过来，拿身体挨着他，尽缠着问他道：
　　“告诉我，告诉我，炳哥！你又没去香港，你又不是没手没脚，你为什么不参加暴动？要是我，碰到这么好玩儿的事情，我非参加不可！”
　　看见周炳不回答，她又大声说：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准是参加了！你哄我，你哄我！对不对？”
　　周炳叫她缠得没法，只得说：“别胡闹了，别胡闹了！你说一说，你在香港吃了多少老番糖吧！”
　　后来陈家三姑娘陈文婕也来到枇杷树下，问周炳看见了李民天没有。周炳说没有见过他，又反问她为什么陈文婷老不见面。她说陈文婷一直回宋家去了，又说：“你还想念四妹么？唉，要不是时势变化，我们原来都以为你俩是不成问题的了！”周炳点头承认道：“是的，想念着她。我很不了解她。我希望能够见她一面，把话说清楚。”陈文婕很同情他，就说：“我们一家人对你都是有好感的。我一定替你问问她，约一个会面的时间。不过，你也懂得，她如今是有家有主的人儿了。那样的会面，会不会增加你的苦恼？”周炳十分动人地轻轻摇看头，没有说话，显得非常温柔，又非常敦厚。当天黄昏时分，陈文婕就来找周炳。这位仗义为他们奔走的人带着一种抱歉的神气，摇头叹息道：
　　“我有什么办法呢？唉，我也没有办法！四妹不同意这种方式的会面。她说，大家亲戚，没有不碰面的道理。她说，人生不过是一场噩梦！——她的脾气，说不定你比我还清楚。后来，她要我给你捎了这个来。”陈文婕说完，就递给他一封信样的东西。他接过来一看，正是去年双十节后一天，他写给陈文婷的绝交信。他匆匆读了一遍，就对他三表姐说：“请你告诉婷表妹，我明白了。”说完，把那封信缓缓撕碎，扔到畚箕里面去。

　　晚上，没有月亮，只有满天的星星。刚过二更天，周炳就穿起那套白珠帆的学生制服，里面加了一件卫生衣，慢步从官塘街、窦富巷，一直走出惠爱路。到了惠爱路，又折向东，一直向大东门那个方向走去。他的手里挽着一个布口袋，口袋里装满了深红色、大朵的芍药花，只见它装得满满地，可又不沉，谁也不会想到里面是些什么。整条马路空荡荡地，行人很少。两旁的店铺平时灯火辉煌，非常热闹的，如今都紧闭着大门，死气沉沉。有些商店的门板上，赫然贴着纸印的花旗、红毛、日本仔、法兰西的国旗，表示他们是“外国的产业”，或者受着外国的保护。有些商店买不到这种外国符咒，就贴了张纸条子，上面写着：“本号存货已清，请勿光临！”或者索性就写着：“本店遭劫五次，幸勿光临”这种字样儿。路灯像平常一样开着，但是昏黄黯淡。时不时听到放冷枪的声音，东边一响，西边一响。广州不像她平时那样活泼、热情、傲慢、自负的样子，却显出一种蒙羞受辱的神态，全身缩成一团，躺在寒冷荒凉的珠江边上。周炳看见骑楼底下有一堆黑魆魆的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具仆倒的尸体。再去几步，又看见另外一具仰卧着的。此外，又有两具并排着的，也有几具纵横交迭着的。有些尸体的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还似乎隐约看得出微弱的反光。他们的灵魂早已离开广州，但是他们的躯体还恋栈不去。周炳从将军前走到城隍庙，他看见了不知道多少的尸体，简直是数也数不清。他笔直地向东走，只是在碰到国民党查夜的人的时候，才转进小路，绕弯子走。走着、走着，他就走到城外东郊的“红花冈”上。这座红花冈本来不算很陡，但是周炳在茫茫黑夜中，总觉着它高大无比，分不出哪儿是山顶，哪儿是天空。这是自从国民党今年四月背叛革命以来，数不清的革命志士流热血，抛头颅，从容就义的地方。和辛亥革命的时候，埋葬七十二烈士的黄花冈相距不远。反革命的刽子手就在这里杀害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又把他们埋葬在这里。如今，这里又成了埋葬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英雄们的公共坟场。
　　“同志们，安息吧！”
　　周炳低声叫唤着。他瞪大他那双朦胧的泪眼，凭借着自己那套白色衣服的反光，摸索前进。凡是遇到斜坡上或平台上有隆起的土堆，他就放上一枝红芍药花，低声叫唤一遍。后来在靠东南角一个大土堆旁边，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高大的、黑色的、雄赳赳的人影儿，他觉着毛骨悚然，大声喝问道：
　　“你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那人回答着。他的嗓子很圆，很响亮，也很自信。
　　“你在这里干什么？”
　　“和你一样，来看看朋友！”
　　那人说了之后，就扭转身，钻到笨重的夜幕后面去了，看不见了。周炳独自一个人，在红花冈上盘桓凭吊，直到夜深还不肯回去。走累了，他就坐在那些土堆旁边，靠着土堆歇一歇。每当他坐下歇着的时候，他的耳朵贴到泥土上，他就能听见有枪炮轰鸣的声音，有冲杀呐喊的声音，有开会、鼓掌、呼口号的声音，有他的朋友们的笑声、闹声、冷静谈论声、甚至喝酒猜枚声，从那土层之下宛然传出，使他舍不得离开。后来他索性靠着土堆，闭上眼睛，凝神静听，一直到浑浑沌沌地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