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所谓《原田情极》里谈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说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经常注射菲洛本。他为人阴险——例如把来访者的谈话录下音来，事后加以分析等等。据说他又是个变态性欲者，同时他还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状。
　　照原田的说法，佐藤还举办过某种猥亵的展览，从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当中颇吃得开。原田还说，他利用理事长的地位非法向外贷款，还挪用公款。原田本来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职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过的。
　　无从查明佐藤非法贷出的款项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照原田说来，佐藤让当地的暴力团自由出入他的家门，当他们的后台。
　　为什么佐藤要和暴力团站在一边？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从“反间谍队”的家伙们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车到处跑这一点来看，他们大概平日间就与佐藤有着某种联系。
　　事件发生后，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里时，他曾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当天晚上他曾企图自杀。以后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佐藤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他非法向外贷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这会使他丧失社会地位，因而感到苦恼，才寻短见的吗？
　　《原田情报》说：“他才是‘白鸟事件’的元凶，是他怂恿曾经用手枪犯过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枪杀白鸟警部的”，并且认为他是“由于眼看这事要败露，才自杀的”。
　　A过去在东京某处参加地痞的群殴，用手抢打死过对方的头子。他还当过自行车竞赛选手，据说车骑得很好。目击者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像是凶犯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走的时候是平伏着腰疾驶的。”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竞赛选手骑车疾驶时总是平伏着腰的。
　　一方面杀过人，另一方面又有这种职业上的习惯，看起来犯人的确像是A，似乎可以赞同原田的说法。尽管《原田情报》说“由于佐藤英明托付A枪杀白鸟，A才干下杀人勾当的”，却不能断定佐藤没有同样委托别人枪杀白鸟。
　　佐藤为什么要豢养一个暴力团呢？据说他有着独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政客，以专横暴戻着称，在他任首相时，曾镇压民族运动。——译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难道他只是出于异常的性格癖好才养着一个暴力团吗？不然的话，他的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就令人想起那伙持手枪的强盗们闯进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办事处的事。二十几名成群结队的强盗把值班人绑起来，抢劫了文件和钱财。札幌的共产党办事处接连三次遭到袭击。虽然报了警，警察却不理睬。后来由于共产党提出抗议，市民也群起责难，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个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产党方面说，抢劫案是当时“反间谍队”雇用的当地右翼分子干的。这种让强盗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实上是为了把放在办事处内的共产党文件弄到手而策划的。但是当局并没有追查到实际背景就罢手了。不，也许警察不敢去碰，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当地“反间谍队”所干的一部分勾当。

　　这么看来，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持右翼并且与“反间谍队”下级特工人员过从甚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据说佐藤理事长曾盗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并且非法贷放。但是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实际情况是不清楚的。说不定是充作这两方面的经费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实例：某着名银行过去被“反间谍队”的下级特工人员敲诈过，拉的亏空至今还没有补上。
　　“反间谍队”本身的预算并不宽裕。这与战前日本军部没有公布所谓军事机密费有很大差别。因此，这些机关就本着经费不足就地筹措的方针办事。尤其是下级特工人员，胡做非为的似乎居多数。
　　最初，这些特工人员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就以不揭发为代价敲诈了他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鸟警部打算揭发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白鸟曾经由于揭露北海道拓殖银行的非法行为而立过功。
　　白鸟的情报工作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人们一直完全不摸底细。他死后市警当局对共产党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日本的治安机关来说，还是对“反间谍队”来说，白鸟大概都是个重要人物。
　　但是要搜集警备方面的情报，势必就得加强与走私分子的接触。白鸟科长侦查的结果，发现佐藤英明正在干这方面的勾当。白鸟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随着接触和侦查的进展，他就越发看出佐藤向“反间谍队”提供资金、替“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垫付经费，并且给他扪介绍冶游的地方等等并不单纯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大概终于考虑要断然行使职权，揭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了吧。但是白鸟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间谍队”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他了解局部的情况，但不了解全貌。这就是白鸟警部的悲剧。
　　白鸟警部一方面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一方面负责管理芒野（当时的冶游区）的风纪，在那一带他颇吃得开。他似乎从那方面也搞到了情报。此外，他还担任着一项重要的工作；替从东京来的美军总司令部人员物色女招待。那些从东京到北海道来的所谓“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猎熊。他们要找个“旅伴”，据说拉皮条的工作就落在白鸟警部头上。大概这种女招待是专门从芒野方面“征召”来的，不过那些被迫陪伴美国人的可怜虫只是白白遭到蹂躏而已，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听说无论老板还是女招待都把白鸟恨之入骨。然而干这种营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违抗白鸟的命令，不知事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比方说，从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来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们大概万般无奈，只好任凭白鸟摆布。此外，暴力团和这些花街柳巷有着密切关系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发生事件的那天，白鸟曾到酒吧间“紫浪”去过。这说明他常到“紫浪”去。这里是他做侦查工作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又是“反间谍队”的联络站——“反间谍队”总部在札幌的“大饭店”。
　　日共办事处就在酒吧间“紫浪”附近，我认为正如日共所指责的，强盗闯进去抢劫文件是“反间谍队”干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鸟警部准知道这些内情。
　　当时设在札幌的民间出版审查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出版物和报纸，首先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连油印的印刷品和小传单都想方设法搜集到手。民间出版审查部的部长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职人员），与“反间谍队”队长坪田格外亲密。据说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每天晚上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边打桥牌边商谈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鸟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间出版审查部来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间里谈公事。据说白鸟警部总是板着面孔，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突然袭击日共在圆山的宣传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间出版审查部，日本警察并没有随行，估计“反间谍队”的队员参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证词”里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个二世，他是“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据说他还负责验收卸在小樽港的占领军物资。
　　但是当时占领军的物资大批被盗卖到小樽市内的黑市上。据估计，那是“反间谍队”队员为了搞到冶游费用而指使朝鲜籍的黑市商人干的。这种盗卖越干规模越大，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铁道支线往货车上陆陆续续装货时，把几车货物连车皮一起盗卖了。
　　干这种勾当的以二世居多，据说品行最恶劣的也是二世。白鸟警部大概与“反间谍队”里的有些队员也结了仇。原因是，由于风纪太坏，据说占领军领导会暗中命令他揭发“反间谍队”队员中不良分子的行为。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由于当时“反间谍队”的二世队员与暴力团在盗卖军用物资方面也是互相勾结的，就可以推断出也许是被白鸟盯上的“反间谍队”队员指使暴力团枪杀白鸟的。据谣传，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报》里的A，也与“反间谍队”有联系。
　　写到这里，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乱猜测的轻率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我无法说出实际下手枪杀白鸟警部的究竟是谁。
　　但是根据现状，以下两点大概是可以说的。
　　一点是手枪的声音。前面已经说过，有两种证词：一种说听见了一声，一种说听见了两声。听见的人觉得声音很轻。正如拙文开头处所说的，勃朗宁手枪的声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声震撼肺腑的轰鸣。
　　声音听起来很轻，会不会是因为那支手枪有着特殊的消音装置呢？按说当时只有美军使用的勃朗宁手枪才有那样的装置。

　　再说，两辆自行车沿着南六条的雪道。行进时，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人（指凶手）跟另一个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他还说，像是白鸟的那个人“脸色非常苍白”，也许是犯人在行凶前威胁了白鸟，因此白鸟的脸色才变得苍白的吧？但是他也许对这种威胁半信半疑，随后半信半疑的事真的发生了，一刹那之间他的背被子弹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枪杀白鸟时就不会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凶手大概是跟白鸟连一面之缘也没有的人，却以某种方式认出了那就是白鸟。
　　比方说，可以设想有个人告诉他那就是白鸟，于是他就靠近了正骑车行进的白鸟，先问清楚“您是白鸟先生吗？”然后再行的凶。说不定他把会成为物证的手枪暗地里处置掉了，把自行车也拆开，浇上汽油焚毁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报》里提到了从黑龙会里解散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某方面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的日本人。这样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都在潜伏着，而且这又是边骑自行车行进边射击的。
　　总之，尽管距离非常近，从一枪就击毙白鸟这一点来看，干这事的大概是个枪法极好的人。在幌见岭上每人只打了一枪的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决没有这种本领。似乎也可以断言，更不会是连幌见岭的射击演习也没有参加过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为什么要潜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检察当局所说的那样，他受到日共组织的庇护，由人民舰队机关经由海上送到国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谁都会想到，如果他没有行凶，他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进行辩护。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这个事件中被告的处境，也许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白鸟事件”与“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并不是个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计划的阴谋，而一半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组织犯这样的罪也不足为奇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外面”对日本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勾当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党内也有所滋长。
　　枪杀白鸟的案件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却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即便把它作为“日共干的勾当”而加以利用，舆论界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仅“白鸟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结果一定也会同样变为“札幌的共产党干的勾当”。
　　这样的背景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看吧，“白鸟事件”发生之后，北海道最强大的、形成整个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区日共地下组织不是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吗？这不正是制造“白鸟事件”的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