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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着闲荡的牛群,踉踉跄跄走上了一条土路,世界在我脚下歪斜着。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我的皮肤黄得好像纱丽,感觉有无形的手,在活活剥着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躺倒在路边。路对面有个老头,正在一口大铁锅里搅着东西。他旁边是个鸟笼,鸟笼里是一只蓝绿相杂的鹦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空酒瓶,从我身边经过。这就是我记住的最后一件事。
四十一……四十二……
我在一间大屋子里醒来。空气中热浪迫人,弥漫着类似哈密瓜腐烂后的味道。我躺在一张钢架单人床上,为了不硌人,床上铺了床垫,没弹簧,不及一本平装书的厚度。房间里塞满了同样的床。我看见一条条枯瘦的胳膊垂在床边,一条条火柴棍一样的黑腿,支棱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之外,一张张牙齿残缺的嘴张开着。天花板上毫无用处的吊扇。墙上大块的霉斑。窗户挨着我,灌入灼热而黏稠的空气和刺目的阳光。护士是个膀大腰圆、面带怒容的穆斯林汉子,名叫古尔?,他告诉我,我将死于肝炎。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我要我的背包皮。什么背包皮?古尔冷冰冰地问。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的衣服,钞票,书,照相机。小偷只给你留了这个。古尔用叽里嘟噜的英语说着,朝我旁边的窗台一指。是那张照片。我拿起它。萨丽娅,她风中飞舞的长发,她周围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爱琴海在她前方骤然升腾。我喉头哽咽。我不想死在这儿,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死得离她如此遥远。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间。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门,久久地、漫无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离这医院,逃离病患和将死之人的集体喘息。我在多尘的晚霞中走过街道,路边是涂鸦污损的墙,卖货的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紧紧挤在一起。我穿过小路,路边有些小女孩,头上顶着满筐的生粪,一些浑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铝桶里煮着破衣烂衫。我在翻猪槽?一样的小巷里左拐右转,老是想到马纳尔,在病房里等死的马纳尔,那屋里塞满了像他一样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萨丽娅,坐在礁石上远眺大海的萨丽娅。我感觉到,在我心底深处有某种东西牵扯着我,像海里的回头浪一样拉拽着我。我想屈服,就让它把我掳去好了。我想放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从现在的这个我脱身而出,抛开一切,就像蛇丢弃旧皮。
我并不是说马纳尔改变了一切。他没有。我继续迷乱地游走于世界,又过了一年,最后终于进了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坐在角落里的桌前,低头看着一份医学院的入学申请。在马纳尔和这份申请之间,有我在大马士革度过的两个星期,在那儿,除了两个女人的笑脸,我几乎再无其他的记忆,她们画着浓浓的眼线,每人镶了一颗金牙。也有在开罗地下室里度过的三个月,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分租式公寓,房东抽哈希什抽上了瘾。我花萨丽娅的钱在冰岛搭公共汽车,跟随着慕尼黑的一支朋克乐队。1977年,我在毕尔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断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当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或是卡车的车斗里,我的思绪总会兜回到马纳尔身上。想着他,想着他临死前极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对痛苦时的束手无策,这让我做过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牢靠了,就像临睡前的小小保证,醒来时便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门。
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我得知玛达丽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萨丽娅和我们待在一起,起码要待一小段时间。
“就几个星期。”她说。
我们在吃晚餐,我们四个,有一道白豆汤是妈妈和玛达丽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萨丽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对玛达丽娜的消息感到突然。显然是的。萨丽娅平静地向自己嘴里喂送着食物,每当勺子送到,她便将面罩轻轻撩起,就那么一点儿。此时她讲起话来,吃起东西来,已经不再让我心烦,起码不像看到一个老年人,戴着不合嘴的假牙吃东西那样心烦,妈妈多年以后就是那个样子。
玛达丽娜说她拍完电影之后,就来接萨丽娅,她说电影应该圣诞节前就能完成。
“说实话,我要把你们全接到雅典。”她说,脸上洋溢着惯常的愉悦。“咱们一起参加首映礼!那该多棒啊,对不对,马科斯?咱们四个,盛装打扮起来,漂漂亮亮,仪态万方地走进戏院。”
我说对,不过我不太敢想像妈妈穿起花哨行头,仪态万方地走进任何东西的模样。
玛达丽娜唠叨了一通这样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说过两个星期,等学校开学,萨丽娅就能够跟着妈妈恢复学习——当然是在家里。她说她会给我们寄明信片,给我们写信,寄电影剧照。她还说了好多别的,可我听不进那么多。此时我的感觉就是心里的巨石落了地,从头到脚一阵晕眩。我对夏季行将结束的恐惧,如同我肚子里的一个绳结,每过去一天,便缠得紧一些,而我要备好一副铁石心肠,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别。如今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渴望着在早餐桌上见到萨丽娅,聆听她声音里那些怪异的动静。我们勉强吃点儿东西,便出门爬树,在大麦地里互相追逐,分开庄稼,发起冲锋,呼喊着战斗的口号,蜥蜴在我们脚下四散奔逃。我们在山洞里藏起了假想的财宝,还在岛上找到了几处地点,可以传出最棒、最响的回声。我们用自己的针孔相机,拍下磨坊和鸽舍的照片,拿给鲁索斯先生,让他帮我们洗印。他还让我们进他的暗房,教我们摆弄不同的显影剂、定影剂和停显液。
玛达丽娜宣布要走的那个夜晚,她和妈妈在厨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玛达丽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时萨丽娅和我待在楼上,正在玩塔弗利棋?。萨丽娅占据了玛纳位?,而且已经将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盘。
“她有情人了。”萨丽娅摇着骰子说。
我吓了一跳。“谁?”
“‘他问是谁’。你认为是谁?”
这个夏天,我已经学会了从萨丽娅的眼神中读出她的表情,她这会儿看着我,一如我站在海滩上,问水在哪儿。我想赶快补救一下。“我知道是谁。”我红着脸说,“我的意思是,谁是那个……你知道……”我只是个十二岁的男童。我的词汇表里还没有“情人”这样的词。
“你猜不到吗?导演。”
“我正想说来着。”
“埃利亚斯。他是个人物。他把头发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样。他还留了点儿小胡子。我猜他认为这样很潇洒。他很可笑。他认为他是大艺术家,毫无疑问。我妈也这样认为。你真该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德行,她很腼腆,很听话,好像因为他是个天才,她就得低眉顺眼,事事都由着他。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就看不出来。”
“玛达丽娜阿姨会嫁给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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