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我终于接到了盖瑞打来的电话，但我不觉得自己接了他的电话以后心情变好了。他没有告诉我他去了哪——我没有问，他也没有主动说——这让我有一点点不愉快。当我告诉他我对盗窃案发生时间的分析以及我对“同谋”的推测时，他说，那孩子可能是为了躲避警察，所以才改变作案时间，或者，就是一次随机的作案——他可能刚巧经过你家，看到了你和艾玛出门。
　　我还在仔细思考，他开口说：“那些人一般都是单独作案的。”一般？我问他：“一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知道有几起绑架案确实是两人一起合伙的——一个负责寻找目标，一个负责动手——但他认为，通过分析，我的案子应该就是一人所为。”他还说，“他不是说了，他建那座小屋很不容易，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任何事，让你觉得他有个同伙啊，对不对？”
　　“可能是吧。但他有一张我以前的照片，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照片？你以前没有说过。”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那些我已经问过自己的问题。那变态可能是从哪里拿到的照片？为什么他偏偏要选那一张照片？最后他说，有些事情目前还解释不清楚。他说：“如果这照片是放在你办公室的，那么，就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拿到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是，“还有人知道你把这张照片拿回来了吗？”我说没有，他要我继续保守这个秘密。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在和他谈完电话以后心情反而变得更糟了。我很烦，我把气撒在卢克身上。反正我也不知道最近我们怎么了。我原以为，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开诚布公的谈话能让我们更亲密，但最近却总是感觉很难继续，上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要睡觉了，便挂断了电话。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困。
　　我似乎总是对卢克在那天迟到的事耿耿于怀。在我被人绑架的时候，他是不是正在给顾客赔笑脸？他发现我不在家的时候，为什么不马上开车去我推销房子的地方找我？为什么他感觉到出事以后没有立刻给警察打电话？他完全可以先报警，再给我妈妈打电话。我的这些想法都很偏执，我知道，如果是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老是想，他每耽搁一秒钟就减少了找到我的一丝希望。
　　在我们交往期间，我一直认为他是个闲散的人。现在，我开始想，也许他就是个很被动的人。他会抱怨餐厅里的某个服务员或厨师，但他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去改变。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耐心、充满爱心，而且诚实。他人真的很好。在我被绑架之前，有时也会想，我想要的是不是不只是个好人，但我被关在山上小屋的时候，我所想起的却全是他的好。现在，他还是那么耐心、那么充满爱心、那么诚实——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男人。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在警察局晕倒之后，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妈妈和盖瑞，他们站在我的病床边。我没有看到韦恩。我也没有注意到坐在病床边椅子上的戴安，直到听到她对我说：“你醒了啊。”
　　戴安对我笑着，我还记得她搂着我时的情形，脸上有点儿发热。然后，妈妈才意识到我已经醒了，她扑到我身上，差点把我胳臂上输着液的针头撞掉，她哭着说：“我的宝贝哟，我可怜的安妮小熊。”
　　我不知道他们给我输液输的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很难受，很恶心，我说“我想吐”，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一个医生来拉我的胳臂，但我把他推开。然后，又有更多的人来按住我，我拼命反抗，突然，我感觉到胳臂上一阵刺痛。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继父正坐在我床边，手里还攥着他的牛仔帽。我一睁开眼，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去叫罗琳……她去打电话了。”
　　“让她打完。”我轻声说。我的喉咙因为尖叫已经哑了，而注射的各种药物更是让我口干舌燥，“能不能帮我拿点水？”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最好还是找个护士来。”说完他就出去了，那些药的药力又上来了，还没等他们回来，我又睡着了。
　　医院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医生和护士对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又是摸又是戳，而这些地方是你平常绝对不会让陌生人去碰的。我住在医院的第一天，就至少发作了两次惊恐症。他们给了我一些镇定的药，晚上又给我一些药，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酒，之后，又继续给了我一些缓解恶心的药。这家医院很小，所以，来给我送药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护士，她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叫我亲爱的。每一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想让她别那么叫了，但我说不出口，只好她一来就把头转到一边。她在离开病房之前，她都会用她温暖的手摸摸我的胳膊，捏捏我的手指。
　　我住院的第二天，情绪平稳了一些，盖瑞告诉我，警察正在分析我在审讯时说的话，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起诉我。

　　“起诉我？为什么？”
　　“毕竟你杀了人，安妮。无论当时是怎样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些程序必须要走。”
　　“你会逮捕我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起诉你，但我有责任告诉你现在的状况。”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责怪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找个律师，但当我看着盖瑞涨红的脸颊时，我意识到，他其实更加尴尬。
　　“嗯，如果警察决定起诉我，那大家都会觉得警察是一群愚蠢的混蛋吧。”
　　盖瑞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
　　他又开始问我关于那变态的问题，当我抬起手去挠脖子的痒时，我发现，脖子上的项链没有了。
　　盖瑞说：“你进来的时候医生把它取下来了。你出院的时候会还给你的，现在和你的个人物品放在一起。”
　　“项链不是我的。是他给我的。他说，那是他给另外一个女孩子买的。”
　　“什么另外的女孩？你为什么之前没有说过？”
　　他这突如其来的责问让我有点儿伤心，我说：“我已经习惯戴着它了，我忘了。如果不是你们没完没了地问那么多问题，可能我不会忘记告诉你们。再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我之前实在有点儿忙。”我举起手，把手臂上还在输液的针头给他看。
　　他平静下来，说：“对不起，你说得对，安妮。我们问了你很多尖锐的问题，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这很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关于那变态的一切——包皮皮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还有那个直升机女飞行员。盖瑞经常会打断我的讲述，提出一些问题，有时候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他会朝我靠过来，但他会小心地保持平静的语气，他会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奏讲完整个故事。当我讲起那变态对我的强姦、对我的各种惩罚时，他会一边做记录，一边攥紧手中的笔，却能时刻保持冷静的表情。有一半时间，我简直不敢看他，只好盯着墙壁，数墙上的裂缝，我列举着那变态对我的各种虐待，就像在列举一份来自地狱的清单。
　　妈妈坚持要在盖瑞询问我的时候待在我旁边，她会时不时让继父去买杯咖啡。每次韦恩出去的时候，他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简直见所未见。如果盖瑞在问我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犹豫了哪怕是一秒钟，妈妈就会马上跳起来，说我看上去很累了，或是说我脸色苍白，建议我们赶紧叫医生来，我觉得，她才是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尤其是当我说起那变态强姦我的情形时。她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断帮我把被子掖紧。我说的那些事情越是可怕，她就把被子掖得越紧，好像是想把所有糟糕的经历都捂在里面。我不喜欢这样的关心，但我知道，她听到我的这些经历，一定感觉很无助，管它呢，如果这能让她好过一点儿，那就随她吧……再说，我也没有力气反抗她。

　　我住院的第三天，盖瑞告诉我，小屋特殊的设计让警察们相信了我的话，而且他还肯定，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提起任何诉讼。戴安最近都没有来，盖瑞说她已经回到克莱顿瀑布区，去处理调查其他的案件了。
　　盖瑞让我把同样的事情讲述一遍又一遍时，我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耐心，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没有确认那变态的身份。在他手上，没有采集到指纹。他们提取了他的DNA，但盖瑞说，光有DNA没用，必须还有要比照的样本，而他们在系统里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可以比照的记录。那变态的尸体在炎热的铁皮工棚里放了几天，脸上已经很难看了，他们只好画了一张素描画，输入电脑系统，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当我问起有没有通过他的牙印查医疗记录时，盖瑞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甚至是那辆面包皮皮车也没有起到作用。车是偷来的，车牌是从另一辆车上偷来的，偷车的地点是当地一家商场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没有监控摄像头。
　　“你觉得我们能找出他是谁吗？”有一天，我问，“能找出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吗？”
　　“你所记得的一切都能帮到我们。”
　　我坐起来，直直地盯着他的脸：“不要跟我说这些警察的官腔，我想知道你怎么想。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老实说，我不知道，安妮，但是，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帮你找到答案。你应该知道答案。”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坚定与热情，“我们谈话的时候，如果你妈妈能够离开，我的工作会容易得多。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我也觉得很难在她面前谈这些。”
　　妈妈回来了，身上一股香烟的味道，盖瑞对她说：“罗琳，我觉得最好还是由我来单独问安妮。”
　　她握着我的手：“安妮需要家人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