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塞缪尔·维勒先生和家属的一场动人的会晤。匹克威克先生在他所居住的小世界游历一番，并且决定，将来尽可能少和它打成一片
　　塞缪尔·维勒先生入狱之后没有几天，一个早晨，用尽心机收拾好主人的房间并且看见他舒服的坐下来埋头于书籍和文件之中以后，就退出来把之后的一两个钟头自己来尽情享受一下。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山姆想，在户外喝一品脱黑啤酒一定会使他愉快度过这么个把钟头，正像沉醉在别的什么小娱乐里一样的。
　　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就走到酒吧间，买了啤酒，并且弄到了“不过是昨天的前一天的”报纸，于是走到九柱戏场子上，在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了，开始用非常沉着而有法则的态度自得其乐起来。
　　首先，他喝了一口啤酒提提神，其次，抬头望望一扇窗户，对在那里剥马铃薯皮的一位青年女子丢了一个柏拉图式[注]的眼神。之后打开报纸，把它折得使警察局的报告露在外面；而这在刮着一点风的时候做起来却是件麻烦而困难的事，所以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后，他读了两行报，突然停止，去看两个快要打完板球的人，那一局结束的时候，他用赞赏的态度喊了一声“很好”，看一下旁观者们，探查他们的感觉是否和他自己的相符合。这又包括抬头看看窗户的举动；因为那青年女子还在那里，因此，再丢一个眼神，并且再喝一口啤酒用演哑戏的手势表示祝她健康，这些普通的礼貌，山姆都做了；而且对一个睁大了眼睛注意到他这种行动的小孩子恶狠狠地皱了皱眉头，就把一条腿架到另外一条腿上面，双手捧住报纸，开始聚精会神地读起来。
　　他差不多刚使自己心平气和达到了那种不可缺少的入迷状态，就觉得好像听见老远的过道里有人喊他自己的名字。他一点也没有搞错，那名字很快从一张嘴巴传到另一张嘴巴，几秒钟的工夫空中就充满了“维勒！”的呼喊。
　　“在这里！”山姆用洪亮的声音吼叫说。“什么事呀？谁找他！是有专差来说了乡下家里失火吗？”
　　“敞厅里有人找你，”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
　　“当心那报纸和酒壶吧，老朋友，行吗？”山姆说。“我就来。该死，如果他们喊我上酒吧间，是不可能这么大叫大闹的。”
　　山姆说了这话，附带着在那位不知道要寻找的人就在身旁。还在狠命尖叫“维勒！”的青年绅士的头上轻轻一拍，连忙穿过场子，跑上台阶，到厅堂里去。在这里，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东西便是他最心爱的父亲，坐在楼梯最下面的一级上，帽子拿在手里，用他的特大的嗓子叫着“维勒！”每半分钟一次。
　　“你吼什么？”山姆暴躁地说，那时老绅士刚好又叫完了一声：“弄得你自己这么滚热，很像一个惹人生气的吹玻璃瓶子的人似的。什么事情呀？”
　　“啊哈！”老绅士答。“我开始担心你到摄政公园附近散步去了，山姆。”
　　“得啦！”山姆说，“不要拿贪婪的牺牲品开玩笑了，离开那楼梯板吧。你坐在那里做什么？我又不住在那里。”
　　“我有一个大笑话告诉你呢，山姆，”大维勒先生说，站了起来。
　　“慢一点，”山姆说，“你背后都是白粉。”
　　“那倒对了，擦掉吧，山姆，”维勒先生说，他的儿子替他掸灰。“在这里假如衣服上带了白粉[注]走来走去，是要让人说闲话的啊，呢，山姆？”
　　因为说到这里维勒先生露出快要朗朗大笑的明确无疑的征兆，山姆就插上来加以阻止。
　　“别出声，请你，”山姆说，“世上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的一张老画牌[注]。那末，你高兴什么呀？”
　　“山姆，”维勒先生说，擦着额头，“我恐怕在这几天中间我会笑得中风了，我的孩子。”
　　“那么你这为了什么这样呀？”山姆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呢？”
　　“你想想看，谁和我一道来的，塞缪尔？”维勒先生说，退后一两步，噘着嘴，展开了眉毛。
　　“派尔？”山姆说。
　　维勒先生摇摇头，他的红脸蛋被努力找寻出路的笑意胀得凸出来。
　　“脸上长着雀斑的家伙吧，或许？”山姆想起来说。
　　维勒先生又摇摇头。
　　“那么是谁呢？”山姆问。
　　“你的后娘，”维勒先生说；幸而他说出来了，否则他的两颊定会由于那种很不自然的膨胀不可避免地裂开。
　　“你的后娘啊，山姆，”维勒先生说，“还有那红鼻子的人，我的孩子；那红鼻子的人。嗬！嗬！嗬！”
　　说了这话，维勒先生开怀大笑起来！山姆向他看看，带着一种露出牙齿的开朗的笑容，慢慢地那笑散布到整个脸孔。
　　“他们来和你作一次严肃的交谈，塞缪尔，”维勒先生说，擦擦眼睛，“不要把不合人情的债权人的事漏了风声，山姆。”
　　“什么，他们不知道是谁吗？”山姆问。
　　“一点儿也不清楚，”他父亲答。
　　“他们在哪里？”山姆说，以此回答着老绅士的所有的露齿笑。
　　“在酒吧间里，”维勒先生答。“找红鼻子的人可不要到有酒的地方去找；他是不去的啰，”塞缪尔——他是不去的。我们今天早上从‘侯爵饭店’来，这一路车子坐得很愉快呵，山姆，”维勒先生说，这时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用音节分明的口气来讲话了。“我赶着那匹老斑马，驾了属于你后娘的第一个妈的小双轮车，搬进去一张安乐椅给牧师坐。我一点都不乱讲，”维勒先生带着深深轻蔑的神色说——“我一点都不乱讲，他们搬了一副活动踏脚在我们门口的路上，给他爬上马车的呢。”
　　“真的吗？”山姆说。
　　“是真的啊，山姆，”他父亲答，“我真希望你看见他上车的时候有多么紧地握住扶手呢，就像他怕要直挺挺地栽下来跌成几百万原子。不过他到底还是摇摇摆摆地爬上车了，我们就出发了；而我倒觉得——塞缪尔，我说我倒觉得——我们转弯的时候他发现颠得有点太严重哪。”
　　“什么，我想你是碰巧撞着了一两根街上的柱子吧？”山姆说。
　　“恐怕是，”维勒先生答，把眼睛咪成一条线，“恐怕是撞着一两根，山姆；他一路上老飞出那张安乐椅。”
　　说到这里老绅士把头来回晃着，发出一阵嘎哑的内在的咕嘻噜的声音，附带着面部的一阵猛烈的膨胀和脸上一切器官的阔度突然增加——这些征象使他的儿子惊诧不已。
　　“别害怕，山姆；别害怕，”老绅士说，那是他靠着很大的挣扎和抽筋似的在地上跺了好多次脚、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之后说的。“那不过是我正要发出来的一种温和的大笑罢了，山姆。”
　　“唔，假如是这样的话，”山姆说，“你最好还是不要再发出来吧。你会发现它是一种危险的发明呢。”
　　“你不喜欢吗，山姆？”老绅士问。
　　“一点也不喜欢，”山姆答。
　　“唔，”维勒先生说，眼泪还在从两颊往下滚，“我假如发作完了，那对于我是解脱，有的时候就可以令你的后娘和我之间省掉许多话；不过恐怕你是对的，山姆：它太像中风那一类事情了——太像了，塞缪尔。”
　　这谈话把他们带到了酒吧间的门口，山姆在门口停一下，回头对还在后面傻笑的可敬的长辈诡秘地瞟了一眼，随即领头走了进去。
　　“后娘，”山姆说，非常有礼貌地对那位妇女致敬，“非常感谢到这里看我。牧师，你好吗？”
　　“啊，塞缪尔！”维勒太太说。“这很可怕呀。”
　　“一点儿也不阿，妈，”山姆答。“是吗，牧师？”
　　史的金斯先生抬起两手，翻着眼睛，翻到只看见眼白——不如说是眼黄——但是没有答话。
　　“是不是这位绅士害了什么痛苦的毛病！”山姆说，看着他的后娘要求解释。
　　“这个好人因为看见你在这里，因此伤心了，塞缪尔，”维勒太太答。
　　“啊，是这样吗，是吗？”山姆说。“我还担心，由他的样子看来，他是吃最后一根胡瓜的时候忘掉撒胡椒了。算了吧，先生；骂人并不要额外花钱的，就像国王责骂大臣们的时候说的啰。”
　　“年青人”史的金斯先生像煞有介事地说，“恐怕你并没有因为吃了官司软化下来吧。”
　　“请你原谅，先生，”山姆答，“你所说的是什么呀？”
　　“我担心，年青人，你的本性没有因为受到这种惩诫变软了一点吧，”史的金斯先生大声说。

　　“先生，”山姆答，“你讲这话太抬举我了。我希望我的本性不是软的呵，先生。很感谢你的好意，先生。”
　　话谈到这里的时候，一种无礼的近乎笑声的声音从老维勒先生所坐的椅子那里发了出来；维勒太太听见了，连忙考虑了这一切的情景，似乎觉得她有慢慢发作起歇斯底里来的义务。
　　“维勒，”维勒太太说（老绅士坐在一个角落里），“维勒！过来。”
　　“非常感谢你，我亲爱的，”维勒先生答：“不过我在这儿很舒服。”
　　听了这话，维勒太太哇地一声哭了。
　　“出了什么毛病啦，妈？”山姆说。
　　“啊，塞缪尔？”维勒太太答，“你的父亲叫我难过啊，难道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益处吗？”
　　“你听见没有？”山姆说，“太太问你，是不是什么对于你都没有益处。”
　　“很感谢维勒太太的客气的探问，山姆，”老绅士回答说。“我想一根烟斗对于我是极为有好处，可以通融一下吗，山姆？”
　　这时候维勒太太又流了些眼泪，史的金斯先生哼了起来。
　　“哈罗！这位不幸的绅士又发病了，”山姆说，看看大家。“你觉得现在的毛病在哪里呀，先生？”
　　“在老地方，年青人，”史的金斯先生回答：“在老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呀，先生？”山姆问，外表上很憨直的样子。
　　“在心里，年青人，”史的金斯先生答，把他的雨伞压在马甲上。
　　听了这句动人的回答，那位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感情的维勒太太大声抽噎起来，并且说她深信红鼻子的人是一个预言家；因此大维勒先生就低声大胆地说，他一定表面上是圣西门、而内里边是圣华卡这两者的联合教区的代表。
　　“恐怕，妈，”山姆说，“这位脸上抽筋的绅士是有点儿口渴了吧，因为他眼前呈现着这种忧郁的景象的关系，是这样吗，妈？”
　　那位可敬的妇人看看史的金斯先生，等待着他的答复；那位绅士呢，眼珠乱转，用右手卡住自己的嗓子，模仿着吞咽的动作，表示他口渴了。
　　“恐怕，塞缪尔，他真是伤心到这种地步了，”维勒太太哽咽地说。
　　“你喝惯了什么口味的呀，先生？”山姆答复说。
　　“啊，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一切的口味都是无聊的东西啊！”
　　“太对了；真是太对了，”维勒太太说，咕咕噜噜地哼了一声，并且表示有同感地摇着头。
　　“唔，”山姆说，“我相信也许是的，先生；不过哪一种你觉得是特别无聊的东西呢？你最喜欢哪一种无聊的东西的味道呢，先生、’”
　　“啊，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我是统统轻视的。如果，”史的金斯先生说，如果它们中间有哪一种比较不那么可增可恶，那就是叫做甜酒的那种液体了——热的，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还要放三块糖在平底的大玻璃杯里。
　　“说起来真是抱歉得很，先生，”山姆说，“他们偏偏不允许在这里卖这一种特别无聊的东西。”
　　“啊。这些积习难改的人心真狠啊！”史的金斯先生脱口而出地喊。“啊，这些不人道的迫害者的可诅咒的残酷呵！”
　　说了这些，史的金斯先生又翻着眼珠，还用雨伞拍打着胸口；如果我们说他的愤慨的确是显得非常真实不假，那对于这位可敬的绅士是完全公道的。
　　维勒太太和红鼻子的绅士不约而同用非常猛烈的态度对这种不人道的习俗加以抨击、并对它的创设者痛痛快快发泄了种种虔信而神圣的咒骂之后，后者就提议来一瓶红葡萄酒，加点儿水、香料和糖，热一热，那么既有益于胃，尝起来又不像许多别的混合品那么没味道。因此就吩咐这样去办，在等着的时候，红鼻子和维勒太太望着大维勒，并大声叹息。
　　“喂，山姆，”那位绅士说，“我希望这次高兴的会面能使你感觉精神提了起来。非常愉快而有益的谈话啊，是不是，山姆？”
　　“你是个堕落的人，”山姆答：“我希望你别再对我说那些不体面的话。”
　　维勒先生不但没有被这种非常正当的回答教导得好些，反而立刻露出牙齿大笑起来；这不听劝告的行为使那位女士和史的金斯先生都闭起了眼睛，难堪地在椅子里前后摇着；他呢，还趁兴打了几下手势，暗示要捶打和扭那位史的金斯的鼻子；他这样做做手势，似乎给予他精神上很大的安慰。有一次，老绅士几乎被拆穿秘密，因为尼加斯酒送来的时候史的金斯突然一动，使他的头刚好和维勒先生的攒紧的拳头碰上，因为他那拳头伸在离他耳朵不到两时的地方描摹想像中的空中的爆竹的，已经伸了片刻。
　　“你干吗这样野蛮地伸出手来接杯子？”山姆非常灵敏地说，“你没看见你打着这位绅士了吗？”
　　“我没有去打他呀，山姆，”维勒先生说，因为这意想不到事件的发生多少有点害怕了。
　　“试一试内服剂吧，先生，”红鼻子的人带着一副悲哀的脸孔揉着头的时候，山姆说。“你觉得来这么一杯滚烫的无聊的东西如何呀，先生？”
　　史的金斯先生口头上没有答复什么，不过他的态度是富于表情的。他尝了尝山姆放在他手里的那只杯子里的东西，把伞放在地板上又尝了一口：用手轻轻抚摸了两三次肚子；随后一口气全喝完了，咂着嘴，伸出那只平底杯还要添一点的意思。
　　维勒太太在痛饮这种混合剂上，也不甘落后。这位好太太开始的时候非常肯定声明说她一滴也不能沾——后来就喝了一小口——后来就一大口——后来就许多口；她的感情的性质属于很容易受强烈的饮料的影响的那一种，她喝一口尼加斯酒就淌一滴眼泪，这样下去，越来越感伤，最后竟然达到了很可悲的地步。
　　大维勒先生带着许多鄙夷的神情看着这些情景；当史的金斯先生喝完第二壶同样的东西开始带着悲伤的态度叹气的时候，他就公开表示不赞同这所有行为，说了许多不连贯的杂乱无章的话，只听得出他屡次愤怒地反复说“胡闹”这两个字。
　　“我告诉你吧，塞缪尔，我的孩子，”老绅士对他的太太和史的金斯先生相互目不转睛地注视了许多之后，凑近儿子的耳朵低声说：“我想你后娘的肚子里一定有什么毛病，那个红鼻子的人也是一样。”
　　“你是什么意思？”山姆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山姆，”老绅士答，“他们喝下去的东西好像一点也不滋补。立刻变成了热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你相信我好啦，山姆，那是天生的缺陷啊。”
　　维勒先生发表这种科学见解的时候做了不少加以证实的皱眉和晃脑袋。维勒太太看见了，她认为是在说她或对史的金斯先生或者他们两位的坏话，正准备无休无止地发作下去，这时候，史的金斯先生用尽全力挣扎着站起来，开始发表一通有效益的演讲给大家听，特别是给塞缪尔先生听，他用动人的字句严厉地要求山姆在把他投入的罪恶深渊里小心警惕；杜绝一切虚伪和骄傲心思，并且一切事情上都要拿他（史的金斯）作榜样，那样的话，他迟早有可能有指望得到这样的可慰的结果，也就是说，像他一样，是一个最可敬的和无可责难的人，而他的一切熟人和朋友都是毫无前途地被上帝放弃的放荡的可怜虫；这种想法，他说，不能不给予他最大满足。
　　他进一步又要求他，首要的是避免醉酒的罪恶，他把那比做猪的污秽习惯，说那些喝在嘴里的有毒的和害人的麻醉药是要毁掉人的记忆的。演讲到此时，这位可敬的并且长着红鼻子的绅士异样地语无伦次了，在他的雄辩的激昂慷慨之中来回地摇晃着，只好抓住椅背来保持直立的姿势。
　　史的金斯先生并未要求他的听众警戒那些假先知和卑鄙的宗教嘲讽者：这些人既没有解释宗教的首要的教义的常识，更没有感受它的首要的原则的心胸，在社会上是比普通的犯罪者还危险的分子：他们必然是欺骗那些天性最软弱的和最不明事理的人，轻侮和鄙视那应该被视为最神圣的事，并且使不少优秀宗派里的许多善良而端正的人名誉有一部分扫了地；但是，他在椅子背上倚了好久，合着一只眼，把另外一只大霎而特霎，所以我们假定他是想到这一切的，不过没有让人知道罢了。
　　演讲之际，维勒太太在每一段的末尾都哭泣：同时，山姆坐在一张椅子上，把手臂搁在椅背的顶端，抱着极温和而殷勤的态度看着说话的人，时而抛一种赏识的眼光给老绅士，他呢，开头的时候倒很高兴，到了大约一半的时候却睡着了。

　　“了不得！很妙！”山姆说，那时红鼻子的人已经说完，戴上了他的破旧手套：所以他的手指穿出破洞，指关节也露出外面了——“非常妙。”
　　“我希望这对你会有好处，塞缪尔，”维勒太太严肃地说。
　　“我想会的，妈，”山姆答。
　　“我但愿我能够希望这对你的父亲也会有好处，”维勒太太说。
　　“谢谢，我亲爱的，”大维勒先生说。“你觉得那对你自己怎么样呢，我亲爱的？”
　　“嘲弄者！”维勒太太喊。
　　“你简直是瞎子摸黑呀！”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说。
　　“假如我不能弄到比你的月亮光更好的光明，我的可珍贵的人呵，”大维勒先生说，“那么很可能我会一直继续赶夜车，直到完全离开了大路。那么，维勒太太，假如斑马还在马房尽挺下去的话，我们回去的时候它就什么也挺不住了，说不定那只安乐椅连同坐在里面的牧师会一道翻身撞上什么树篱了。”
　　听了这种如果，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显然特别惊恐，连忙拿起帽子和雨伞，提议立刻出发；维勒太太也同意。山姆陪他们走到看守间的大门口，于是有礼貌地告别了。
　　“别了，塞缪尔，”老绅士说。
　　“什么别了？”山姆问。
　　“得，那么再会吧，”老绅士说。
　　“啊，你就是指的这个啊，是吗？”山姆说，“再会了！”
　　“山姆，”维勒先生低声说，小心地四面望望：“替我问候你的东家，告诉他，如果他把这里的事情想通了，就通知我吧。我和一个家具匠想出一个弄他出去的方法。一架钢琴，塞缪尔——一架钢琴！”维勒先生说，用手背拍着儿子的胸堂，自己退后一两步。
　　“你讲的是什么？”山姆说。
　　“一架钢琴啊，塞缪尔，”维勒先生答，态度更神秘了，“他可以租一架来的；一架不能弹的，山姆。”
　　“那有什么好处呀？”山姆说。
　　“让他叫我的家具匠弄回它来，山姆，”维勒先生答。“现在你懂了没有？”
　　“不懂，”山姆答。
　　“里面没有机器啊，”父亲小声说。“把他装在里面不成问题，连他的帽子和鞋子都在内，从腿中间呼吸，那是空的。准备好了到美国去的船票。美国政府决不会放弃他的，只要他们发现他有钱花，山姆。让东家留在那里，等巴德尔太太死掉，或者等道孙和福格受了绞刑，后面这一件事情我想是可能先发生的，山姆；然后再让他回来，写一部关于美国的书，那就可以把用掉的本钱都赚回来还不止了，如果他把他们痛骂个够的话。”
　　维勒先生用非常热心的耳语声说了他的计划的要点；随后，好像怕再谈下去会削弱这令人心惊的消息的结果，就行了一个马车夫的礼走掉了。
　　山姆刚刚使被他的尊长的秘密消息所大为扰乱的脸孔恢复了平静状态，匹克威克先生就向他招呼了：
　　“山姆，”那位绅士说。
　　“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我要在监狱里兜个圈子走走，我希望你跟着。我看见一个我们认识的犯人走过来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微笑着。
　　“哪一个，先生？”维勒先生问：“那个戴假发的绅士吗，还是那个穿长统袜的有趣的俘虏？”
　　“都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你的老朋友，山姆。”
　　一我的朋友，先生！”维勒先生喊。
　　“那位绅士你是记得很清楚的，我敢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否则，你就比我所想象的更不关心你的老朋友了，别说！一句话也别说，山姆——一个字也别说。他来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的时候，金格尔先生走来了。他看来没有先前那么可怜，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衣服，那是靠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帮助从当铺里卖出来的。他并且还穿着干净衬衫，头发也剪过了。可是他非常苍白和削瘦；当他拄着一根手杖慢慢地走过来的时候，很容易看出他曾经遭到疾病和穷困的严重磨难，仍然非常衰弱。匹克威克先生招呼他的时候，他脱了帽子，而且看见了山姆·维勒似乎很卑屈的羞涩。
　　紧跟在他后面走来的是乔伯·特拉偷先生，在他的罪恶目光里，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对伴侣缺乏忠诚和依恋的。他仍然是又褴褛又污秽，但是他的脸已经不象前几天初遇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时候那样的塌陷了。他对我们的仁慈的老朋友接下帽子的时候，含糊地说了些不连贯的感谢话，咕噜着救他免于饿死什么的。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不耐烦地打断他。“你的山姆跟在后面吧。我要和你谈谈，金格尔。你不扶着他能走吗？”
　　“当然，先生——不成问题——不要太快——腿发抖——头发晕——尽兜圈子——象地震似的感觉——非常象。”
　　“喂，把手臂递给我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不，”金格尔答：“不可以的——还是不那样的好。”
　　“胡说，”匹克威克先生说：“倚住我吧，我要求你，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看见他又窘又兴奋，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就直截了当用自己的胳臂拉住那害病的江湖戏子的手臂，扶着他走，一句话也不再说。
　　在这全部时间里，塞缪尔·维勒先生所显示的是想像力所能描绘的最不可遏制的和撩动人心的惊讶表情。他在极度的沉默中从乔伯看到金格尔、又从金格尔看到乔伯之后，轻轻地喊着
　　“唔，我真见鬼了！”并且重复了最少有二十遍，这之后，似乎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又在默默的晕迷之中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来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回头看看。
　　“来了，先生，”维勒先生答，机械式地跟着他的主人；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在他旁边一声不吭走着的乔伯·特拉偷先生。
　　乔伯把眼光盯着地上，好一会儿。山姆呢，因为紧盯着乔伯的脸，就是老撞上走路的人，碰着小孩子，被楼梯和栏杆绊得东倒西歪似乎完全不知不觉。直到乔伯偷偷抬起头来说：
　　“你好吗，维勒先生？”
　　“正是他呀！”山姆喊；确认无疑地验明了乔伯的真正身份之后，就拍了拍大腿，打了一声又长又尖锐的唿哨来发泄他的感情。
　　“我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先生，”乔伯说。
　　“我想是的吧！”维勒先生大声说，怀着毫不掩饰的惊奇打量着他的同伴的破衣服。“还不如说坏了，”特拉偷先生，就像那位绅士把一只好好的半个银币换了两先令六便士吉利钱[注]的时候说的罗。”
　　“的确是，”乔伯回答说，摇着头。“现在不可能欺骗了，维勒先生。眼泪，”——乔伯带着转眼之间的狡猾神情说——“眼泪并不是困苦的唯一的证据，也不是最好的证据。”
　　“可不是，”山姆带有表情地回答说。
　　“它们也许是假装的，维勒先生，”乔伯说。
　　“我知道嘛，”山姆说：“真的，有人永远把它们预先装好，在愿意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塞子拉开。”
　　“是的，”乔伯答：“不过这类事情也不是很容易假装的呢，维勒先生，而且装起来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呀。”他说了之后，指着他的塌陷的两颊，并且卷起衣袖露出一只好像一碰骨头就会断手臂；它在薄薄的皮肉的掩盖之下显得多么突出的脆弱啊！
　　“你怎么折磨起你自己来了？”山姆问，吓得往后退。
　　“什么也没有做啊！”乔伯答。
　　“什么也没有！”乔伯像回声似的说。
　　“过去好多星期我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乔伯说：“吃喝也几乎没有。”
　　山姆对特拉偷先生的瘦脸和破衣服总括起来一瞥，随后，抓住他的膀子，使出全身的力拖他向别处走。
　　“你上什么地方去呀，维勒先生？”乔伯说，依然在他的老仇敌的有力的掌握之下挣扎着。
　　“来呀，”山姆说：“来呀！”他不作任何解释，一直拉他到酒吧屋里，叫了一瓶黑啤酒；酒很快拿来了。
　　“喂，”山姆说，“喝了吧，一滴都不要剩下；喝了把酒瓶翻过来，让我看看你把酒喝下去了。”
　　“但是我亲爱的维勒先生，”乔伯抗辩说。

　　“喝下去，”山姆强制地说。
　　受到这样的训诉，特拉偷先生就把壶放到唇边，于是轻轻地和几乎觉察不出地一点一点使它在空中倾斜下去。他停顿了一次，呼一口长气，只此一次，而且并没有从酒壶上抬起头来。随后不久，他就伸直了胳臂把酒壶举出去，底朝上。没有什么落在地上，除了很少的几点泡沫，慢慢地脱离壶边，懒洋洋地掉下去。
　　“干得好，”山姆说。“你这么一来感觉怎样了？”
　　“好些了，先生，我想我好多了，”乔伯回答说。
　　“当然的，”山姆好发议论地说。“就像往气球里打气；我用肉眼也看得出来你这么一来胖些了。再来这么一下，你说怎么样？”
　　“我想不用了，我非常感谢你，先生，”乔伯回答说——“真是不用了。”
　　“好，那么给你来点吃的怎么样？”山姆问。
　　“多谢你的可敬的东家，先生，”特拉偷先生说，“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半只羊腿了，那是烤的，下面烧马铃薯，懒得煮。”
　　“什么！他在供养你们吗？”山姆加强语气问。
　　“他在供养，先生，”乔伯答。“还不止这样呢，维勒先生；我的主人病得很重，他帮我们弄了一个房间——以前我们是在狗窝一样的房子里——替我们出租金，先生；在夜里什么人也不知道的时候来看我们。维勒先生呵，”乔伯说，这次眼睛里真含着眼泪了，“我甘愿服侍这位绅士，直到我倒在他的脚下死掉。”
　　“我说呀，”山姆说，“对不起，我的朋友——别提这话！”
　　乔伯·特拉偷吃惊了。
　　“别提这话，我告诉你，青年人，”山姆肯定地重复说。“除了我，没有人能服侍他。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就让你再知道一个秘密吧，”维勒先生付啤酒账的时候说。“请注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在小说上读到过，也没有在图画上见过什么穿紧身裤和打绑腿的安琪儿——连戴眼镜的都没有，照我想起的，虽说同那样打扮相反的东西倒大概有的——不过，乔伯·特拉偷，你记住我的话，既然如此，他却是一个真正彻头彻尾的安琪儿；我倒要看看，有谁敢对我说他知道有一个比他非常好的呢。”说着这样挑战的话，维勒先生把零钱放进旁边的一个小口袋里扣好了；顺便做了许多表示确信的点头和手势，就出发寻找话中的那个人了。
　　他们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原来和金格尔在一起，很真诚地谈着，对于聚集在板球场上的群众一眼也不看；那一堆堆的人群是很混乱的，很值得看一看，假如有那份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的话。
　　“唔，”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时山姆和他的同伴走近了。“你要看看你的健康变得怎么样，同时你想一想吧。你觉得自己担任这项工作的时候，就把意见写出来给我，我考虑了之后就和你讨论。现在你回房间去吧。你累了，你还不能在外面待得时间太长呢。”
　　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昔日的活泼劲儿一点都没有了，连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困境中第一次无意间碰见他的时候他装出来的那点悲伤也没有了——不声不响地深深鞠了一躬，示意乔伯不必现在就跟着他去，于是爬一样地慢慢走了。
　　“多么奇怪的场面啊，是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高兴地掉头看看说。
　　“非常奇怪，先生”山姆答。“怪事层出不穷，”山姆自言自语加上一句，“假如那个金格尔不是在干洒水车那一类的事情，那我就大错而特错！”
　　弗利特监狱的这一部分，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站在那里的由墙壁围成的场子，恰好宽阔得满能够做一个板球场：一边当然就是围墙，另外一边是监狱的一部分——这里正对着（或者不如说假使没有围墙的话就是正对着）圣保罗大教堂。许多的承担者，带着百无聊赖的神态在那里荡着或坐着，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在监狱里等待上破产法庭去被宣告“垮台”的日子，而另外一些却已经在那里扣押了一期又一期，尽可能在虚度年华。有几个褴褛不堪，有几个穿得漂漂亮亮，污秽的很多，清洁的很少；但是全都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没精打采，在那里懒洋洋地闲着瞎混，和走动着。
　　有许多人在懒洋洋地靠在俯瞰运动场的那些窗户口；有的在和下面熟人大声地谈话，有的在和下面的一些养撞的掷球手玩球；另外一些在看着人家打板球，或者注意着报分数的孩子们。污垢的、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们在通到位于场子一角的厨房去的路上走来走去；另外一个角落里，孩子们叫着、打着和玩着；球柱的翻滚和玩球的人们的叫唤，不断地和这些以及其他千百种声音混杂着；完全是一片喧哗和骚乱——除了几码之外的一个可怜的小棚子里，那里安静而恐饰地停着昨天夜里死掉的高等法院犯人的尸体，等候着验尸的作弄，尸体！这个法律家的术语所指的就是组成活人的一切忧虑、爱恋、希望的悲苦之动乱回旋的总体呵。法律占有了他的身体；它现在停在那里，裹着尸衣，作为法律的大慈大悲的庄严的证物。
　　“你要去看看使用嗓子的铺子吗，先生？”乔伯·特拉偷问。
　　“你说的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反问。
　　“使用嗓子铺子啊，先生？”维勒先生插嘴说。
　　“那是什么呢，山姆？鸟店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上帝保佑你，不是的，先生，”乔伯回答说：“店铺，先生，就是卖烧酒的地方呀。”于是乔伯·特拉偷先生简单地解释了一下，任何人都不能把烧酒拿进债务人监狱，违犯者要受到重罚；而这种商品却是拘禁在里面的女士们和绅士们所非常看重的东西：所以不知哪个投机的看守，为了某种捞外快的原故，默许两三个犯人零售杜松子酒这种受宠爱的东西，为了使他们自己落点好处。
　　“这个办法，先生，已经逐渐推广到所有的债务人监狱里了，”特拉偷先生说。
　　“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山姆说，“除了送钱给看守的，无论谁想做这种坏事，看守们都非常小心地加以禁止，所以有时报纸上称赞他们的机警呢；这有两种结果——吓得别人不敢做这门生意，和抬高他们自己的人格。”
　　“完全是这样的，维勒先生，”乔伯赞许的说。
　　“对，但是这些房间没有被搜查，看看有没有烧酒藏在里面？”匹克威克先生说。
　　“当然搜查过的罗，先生，”山姆答：“不过看守们事先就知道了；通知了叫叫儿，你去看的时候大约只好暗自在肚子里叫叫罢了。”
　　这时，乔伯已经敲了一扇门，有一位蓬头的绅士开了，他们走进去之后他又把门闩了，于是咧开嘴巴露齿一笑；乔伯报之以同样一笑，山姆也是：匹克威克先生呢，觉得人家或许希望他也如此，就一直微笑到这会晤的最后。
　　蓬头的绅士似乎对于他们的交易上的这种无言的宣布颇为满意；从他的床下拿出一只扁平的石头子，那大约可以装两夸尔，从里面倒出三杯杜松子酒，乔伯·特拉偷和山姆用非常熟练的态度喝了下去。
　　“还要吗？”那位叫叫儿绅士说。
　　“不要了，”乔伯·特拉偷答。
　　匹克威克先生付了钱，门拨了闩，他们走了出来；洛卡先生正好走过，蓬头绅士对他友善地点点头。
　　匹克威克先生从这里走出以后，走遍了所有的过道，上下了所有的楼梯，又重新在院子里各处兜了一圈。监狱的居民们大体上似乎全是弥文斯、史门格尔、牧师、屠夫和腿子的重重复复。在每个角落里，都是一样地污秽，同样地骚乱和喧嚣，有同样的特征；在最好的方面或最坏的方面都是一样的。整个的监狱似乎是不安定而骚乱的，而人们来来去去地爬过、掠过，好像不安的睡梦中的黑影。
　　“我看够了，”匹克威克先生投身于自己的小房间里的一只椅上的时候说。“这些景象让我头痛，我的心也痛。从此以后我要做我自己房间的囚犯了。”
　　匹克威克先生顽强墨守着这个决定。整三个月，他都是整天关在房里；只在夜里偷偷地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那时候他的同狱的难友们大部分已经睡在床上或者正在房间里喝酒。他的健康显然开始因为严密的监禁而受到损害了；但是，无论潘卡和他的三位朋友的屡次请求，或者塞缪尔·维勒先生的更加常常提出的警告和劝诫，都不能使他把顽强的决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