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手续延误了我的行期，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在地球上笼罩，此后在萄萄牙又度过了一个患肺炎的倦怠冬天，这才终于抵达了美国。在纽约我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命运提供给我的一件轻松工作：它的要务是开动脑筋编写化妆品广告。我喜欢它散漫的特性和伪文学性的外表，只要没有更好的事做，就去干这活。另外，我受纽约一所战时大学的敦促，着手完成专为英美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费了我几年的工夫，每天工作量很少，在十五小时以内。当我回首这些日子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整齐地分裂成宽裕的光亮和狭窄的阴影：光亮是属于在宏大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所得的慰藉，阴影则是属于我那些恼人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说得不少了。到现在为止，了解了我，读者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我急于瞥见一个在中央公园里嬉闹的性感少女时(啊，通常离得很远)，我会是多么烦困和燥热；而当那些除过臭的职业女郎，被某间办公室里某快乐汉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会怎样被击退。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一次我病倒了，险些要命，这使我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是又住进了医院。
　　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好象对我很有裨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医生，一个很有魅力爱讽刺的家伙，留着浓浓的褐色胡子，他有个哥哥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赴加拿大北极地区。

　　我被委派作它的“医药反应记录员”。我与两位年轻植物学者和一位老木工偶尔分享到(从未很成功)我们的一位名为阿尼塔．绚翰逊的营养学家的厚顾——他不久就飞回国了，我很高兴这样说；关于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所知甚少。根据投入的气象学家的人数判断，我们可能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磁极，一直追到了它的巢穴(在威尔士王子岛的什么地方，我想。)有一小组，与加拿大人在麦尔维尔海峡的皮尔方位会合建立了一座气象台。另一小组，也同样误入歧途，收集起浮游生物。第三组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起肺结核病来。伯特，一位电影摄影家——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我曾经和他一起奉命分担一大堆仆人的工作(他，精神也有点毛病)——坚持认为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的是考查天气改良对北极狐皮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宿在花岗岩后寒武纪世界中，住的是预先建造的小木屋。我们的供应充足——《读者文摘》，冰激凌搅拌器，药物卫生纸，圣诞节的纸帽。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了，也许正因为缺乏幻想，日子空虚。周围都是萎靡的植物，比如矮柳灌木丛和青苔，我猜想，它们又被狂吼的大风渗透吹净了；在完全透明的天空下(然而，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靠天空显现)坐在一块大鹅卵石上，我奇异地感觉到肉体疏远了我自己的灵魂。没有诱惑物使我发疯。那些脏乎乎又红光满面的爱斯基摩小姑娘，一身鱼腥味，满头乌黑吓人的头发，豚鼠一样的脸，对我激起的欲望甚至比约翰逊医生还少。在极地周围，性感少女是不会出现的。

　　我把分析冰河堆积物、椭圆形冰丘、小妖精、俄国城堡的工资交给了我的长辈，一度曾试图草记下我愿意认为是“反应”的东西（比如，我注意到在深夜太阳底下梦见的事物易于高度着色，我也认为有必要就许多重要问题测验一下我的各类同伴，比如怀乡并对无名动物的恐惧、幻食症、梦遗、爱好、收音机频道的选择、表情的变化等等。所有人对此都厌腻透顶，于是我只好立刻彻底扔掉了这一项目，不过，在二十个月冷劳动(一位植物学家这样命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虚构了一份精心伪造且非常富有情趣的报告，读者可以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鉴》上读到它，同时在《极地探险》杂志为那次远征所发的专号上也有刊登；总之，那次远征与维多利亚岛上的铜翅蝴蝶之类并无真正关系，这是我后来从我和蔼的大夫那儿获悉的；它真实的本质是被喻为“秘而不宣”的，所以仅让我加上一句，无论它是什么，目的是极好地达到了。

　　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失常(如果是忧郁症或一种不堪忍受的压迫感，用这残酷的字眼很适宜)又发作了一次，读者一定会为我感到遗撼。我又彻底恢复了我在先前那所极其昂贵的疗养院治病时发现的一件事。我发现戏弄精神病医生真是乐趣无穷：狡猾地引他们误入歧途；永远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玩这花样的门道；为他们编造复杂的梦境，纯古典式的(这使他们，梦境勒索者自己也做梦，并尖叫着醒来)；用虚构的“原始场景”愚弄他们；永远也不让他们瞥见一点点一个人真正的性欲状态。通过贿赂一名护士，我得以接近一些档案，欢欣地发现一些卡片上说我是“潜伏性同性恋”以及“完全没有性能力”。这场游戏真是太棒了，它的结果——就我而言——是使我在痊愈以后(睡觉很香，胃口象女学生)，还整整多呆了一个月。而后我又加了一星期，只为了一位强壮的新来者，他是个被免了职的(当然，也是精神出了问题的)大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很有窍门令病人相信他们能化想象力为具体现实；跟他较量我可得了不少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