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妇女杂志》写现代生活专栏，一晃已近10年。在我来说，这专栏是我的一株无心之柳。因为我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家庭型”的人。回想《妇女杂志》创刊之初，发行人张任飞先生曾找我主持编务。我说，这不是我的专长，不敢承诺。又过了一阵，他因为看到我在联合报所发表的几篇《青春组曲》，就又提起，想让我写个专栏。在姑且一试的心请下，我答应下来，没想到这一写，就写了这么多年。
　　说我不是个家庭型的人，主要是因为我自12岁进初中起，就在学校住读。离开学校以后，仍是只身在外做事。寒暑假才回家小住，不但自己觉得像个客人，家中也把我当成“稀客”。一切家常琐事似都与我无关。我在家的生活内容，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和父母聊聊天，和弟弟妹妹利用清晨绝早的时间，打打球；或很迟的夜晚，享受散步、看星、说故事的快乐。既不知柴米油盐何价，也不知婚丧嫁娶的礼俗，过的完全是飘潇自适的“方外人”一般的生活。只因为学生生涯就是如此，尤其所读的是公费学校，连筹措学费的“人间事”都不存在。天天只知“打铃吃饭，打铃上课，打铃睡觉”，自己只要念书和游玩就足可对得起所有的人了。偶尔回家，父母既不想用家事来烦我，我自己也觉得无此必要，生活对我来说，似乎就是如此的不费丝毫力气，即可高枕无忧。
　　这样的生活情调，养成了我日后脑中一直没有柴米油盐的习惯，而且也像命中注定我是要过如此的生涯。值得注意的是，这原因，并非因为我家中如何的富有；而是因为我的生活不需多少金钱。读书固然是公费，不必自己筹措，初入社会，是在北方乡下一个极小的小学教书。论收入，几乎是没有。由于战乱，学校发不出薪水，只能负担我的住处，和替我向当地唯一的饭馆挂账包皮饭，每天按时送来两餐，却使我能够继续享受“不问人间事”的神仙生活。没有钱而能有如此无忧无虑的日子可过，大概走遍天涯，也难以找到。而我的乡下生涯，却就是可以不需金钱而过得海阔天空。日常每天上6小时课，年轻的我，不知疲倦为何物，课后照样和学生一同打秋千、跳房子。晚上人散后，对着一罩小小油灯，写毛笔字，抄古诗词，或读《辞源》消遣。任凭世界大战惊天动地在远处进行，我这里却只是“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这学校，原是一座古庙的后院，前面庙门常关，后门贴着这么一副淡淡的对联。入夜只有院中一株老树与我为伴。

　　在这所小学校所过的“神仙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可纪念的一段“清修岁月”。真个是，“觅得桃源好避秦”。日本人的铁蹄不至，炮火不扰，都只因为这是个偏远的小小村落。也可说，上天赐我这段生涯，是给我一次最具体的启示与导引。它使我知道，不受琐事牵绊的日子，并非来自物质上的富有，而是来自物欲上的淡泊。在那样“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而毫无收入的情形下所过的生活，却是无比的逍遥。日子里有享不尽的清风明月，云水田园；还加上乡间甘美无比的淳朴人情。也从那时，我体悟到不必栖栖逞逞在物质上营求，而自有精神上的富有的真理。
　　离开乡间，回到都市，过了几年必须住在家里的生活，也被事实所迫，负担起从未打理过的柴米油盐，却始终觉得，那只是个过渡。譬如出门办事，坐车前往，车上的一切，不必认真。因为那只是个“过程”。战争应当不是常态，那么，在战时的生活形态也就只是一时的变局。心理上既觉得这只是“暂时如此”，因而一切的烦琐也就只当它是过眼云烟，而没有十分把它放在心上了。
　　后来，战争果然结束，我也就挥别一切一切，只身一人，飘洋过海，来到台湾，追求另一种了无牵挂的日子。

　　按理说，结婚成家，应当是无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家庭型”的人了，但不知怎的，这些年来，无论收入多么微薄，我却只有很偶然的几段时间是家中没有帮手的。外子常常是在几乎翻脸的情形之下，强迫我接纳在我认为是毫无必要的佣人。说来很难令人相信，他并不是那种很“宠太太”的人。正相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点也不替我设想”，因而使我经常感到“受冷落”。我觉得他之所以时常“很生气”地叫介绍所送佣人来，并非因为怕我辛苦，而是因为我做的家事使他“受不了”。其实，我不但家事做得不坏，而且常常是越做越有兴趣。到我家里来过的人也都知道，我炒的菜既快又好；布置的房间虽不豪华，却很明朗。3个孩子在学时，虽然并不都是名列前茅，成人后却也都能“各安生理”。一个家庭主妇所该做到的，似也无非就是这些。只是外子常有这种“打击我理家情绪”的“不当措施”，使我不知不觉也就继续安于我那“非家庭型”的生活方式。真使我不得不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了。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要说明，为什么我给《妇女杂志》写了这么多年的专栏是个“意外”。因为我这一生中，用在家庭上的工作时间和心思，所占比例实在太少。就以今天为例，我早上6点钟起来，梳洗完毕，搭车去了故宫，在山上绕行一周，就坐在后山的石头上听蝉鸣。然后步行下山，坐车回家，已是9点。吃了一点东西，就坐在这里写这篇要交的文稿。11点多了，想起中午的菜单，跑下楼去想叮咛佣人一番，才看到她已经在做卤鸡和红苋菜。这只是她刚来时，我曾教给她的菜单之一。后来，她就经常在看见我忙写东西的时候，自动去做安排，倒也安排得有板有眼。有时反而会开玩笑地对我说：“等你下来再开始弄菜，不等到明天才怪！”
　　像我这样一个时常放下家务而做自己的事的人，而要给《妇女杂志》写专栏，实在应当惭愧。

　　不过，从读者们还算喜欢我所写的东西看来，或许，我正是占了一个只缘“不”在此山中的旁观者的“地利”之便，可以有机会用客观的心情，了解“家”之为物是包皮括了一些什么内容和有些什么苦乐，以及应当如何去处理和面对。由我这“局外人”虽然一直不是“家庭型”，却也终于维持了一个连自己都觉满意的家这件事实看来，主理家务可能有“必须完全投入”和“可以不完全投入”的两种路线。“必须完全投入”的好处是全心全力，有得来不易、问心无愧的完美；“可以不完全投入”的好处是，有机会腾身出来，旁观自己的处境和家庭各分子的动态。所谓“观其底蕴，察其几微”，可以在关键的地方“略施小术”，而扭转全局。只要目标正确，方法恰当，发自诚心，似乎也可顺利地带动这一班人生的列车。所需要的大概也只是得知道按哪一个扭，用哪一个键，动哪一个开关而已。
　　大概我给《妇女杂志》写的这一小小专栏里，所透露的也只是这一点点枢机，使“身在此山中”的妇女同胞看了之后，能够会心一笑，肯定一下自己尚在犹豫之中的看法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说，妇女们都可以学我的样，不动手做家事，而能有如此“尚可告慰”的下场。因为它第一得要有这么一个令你生气的、剥夺掉你做家事的愿望与乐趣的丈夫。不信你问问外子朱永丹，他为什么总是很“火大”地给我找个佣人，他决不说是为了怕我辛劳，而会告诉你，那是因为“我晚上上班或外出时，没人替他看家”。而我不肯找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扣在家里，不让他出去”。
　　任何女人如果遇上这样的丈夫，不离婚才怪！
　　而我却就这样的“拥有了”一个家和一点“置身事外”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