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端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望着。
　　教室里的学生稀稀落落的。今天只来了二十多人。往常，这班学生是七十八人的。自从毕业考试之后，有很多已经不来了。要升学的有五十六人。补习了一个多月，现在联考也过去了。今天早上，原来只来了七八个人，他要他们挨家去叫，下午再来。可是，现在点多了，也才只来了这二十多人。
　　“学生们是多么忘恩负义！”他站在那里，忿怒地望着他们。“升学考试过去了，你们就不肯听我的话了。”他说，“昨天，在考试以前，我不是和你们说过，今天来对答案吗？”
　　“为什么只有你们这几个人？”
　　学生们张大眼睛望着他，他们回答的声音和表情极不相称。他们说：
　　“不知道。”那声音淡淡的，冷冷的，简直就带着嘲讽。
　　昨天联考的时候，他一直守在考场，有人考得不坏，有人却是失常。徐小宝的应用题错了三题。徐小宝在班上成绩算是好的，从五年级有补习的时候开始，她一天都没缺过补习的。他想不到她会错三题。黄习勤错了四题，阅读测验也没做完。
　　陆永新也没做完。
　　他感到十分气恼。
　　“你们都昏了头吗？”他问，“平常我没教过你们吗？”
　　他准备把这些联考的试题，再给他们讲解一下。
　　人数太少，等一下再讲。“等一下可能还会有学生来的。他们只不过是迟一点而已。”
　　他想着，走下讲台，来到窗前。窗外是一条沙子多、水泥少的走廊。那走廊就是两年来，这班学生活动的空间。他们的教室在三楼，他不让学生们到楼下去，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下课说是十分钟，但他只让他们上上厕所，跟着就回来做算术。
　　这时，他忽然看见窗外靠墙的地方有两个人影一闪。他立刻认出了他们。
　　“张富年，吴美玉，怎么不进来？”他走到教室门口，严厉地说，“已经晚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张富年剃着光头，戴着眼镜，头上冒着汗。吴美玉是个瘦瘦苍白的女生。看见他走过来，两个人突然像商量好了似的，回身朝楼梯口跑出去了。
　　“回来！回来！”他往前追了两三步，站住了。他听见张富年喊：
　　“吴美玉！我们不要回去！回去要挨打的，我们已经毕业了！”
　　他怔住了。望着那空空的走廊，空空的校园，校园里满是阳光，那几丛扶桑，和一行尤加利，在强烈的阳光下，涂了些浓浓的阴影在泥土地上。他好像很久没有注意到那些扶桑和尤加利，它们都长得又高又壮了。那尤加利刚移植过来的时候，细细幼幼的，用木枝架着。现在它们又高又直，两年的功夫，它们长大了。
　　“是的，它们长大了。”他望向那条田埂，张富年和吴美玉正一前一后地沿着田埂跑，越跑越远。
　　“我管不了他们了！”他想着，蓦然感到一阵迷惘。他低着头，慢慢地走回讲台。见那二十几个学生心不在焉地在那里坐着，疏疏落落的，这二十几个人，在容纳七八十人的教室里，是显得太空空荡荡了。
　　天气十分热。南风闷恹恹地从敞着的教室后门漾进来。往常，这微微的，热热的南风，总是使学生们瞌睡，特别是在下午，他必须时常用教鞭敲打着讲台或学生的课桌，使他们振作一下。
　　但是，今天，学生们没有睡意。他们坐在位子上，面向着他，坐得很直。书桌上没有书，没有考卷，书桌的黑面衬着学生的白衬衫，一方一方的，像一些图案。
　　是的，他们已经毕业了。不管他们是否已经考取联考，他们已经不必再听他的讲解和责骂了。
　　他看着这二十几个学生，学生们的脸上现着心不在焉的表情。
　　“你们并不在乎考取考不取，是不是？”他压抑着自己，放平静了声调，问着，“你们并不在乎，是不是？”
　　学生们没有反应，心不在焉地坐着。
　　阳光照进来，照在课桌上，很无聊地那么照着。学校很静，全校只有他们这一班学生。不，只有这二十几个人在。这二十几个人淹没在这一大片静寂里。
　　有蝉声在尤加利树梢上嘶叫。增加了那闷恹恹的感觉。
　　已经是暑假了。蝉的声音就显示着那倦怠欲眠的假日。两年恶补的赛程已经过去了。昨天，是终点。今天已经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没有想到一切消失得这么快。前天下午，他带着学生看完了考场回来，又给他们做了最后一次温习，临放学以前，他说：
　　“明天好好考，后天早晨点钟，到学校来对答案。”
　　昨天，他在巡视男女生考场的时候，还又嘱咐了一遍。但是，今天，却只有这几个人来了。如果不是他派学生去叫，连这几个人都不会来的。
　　似乎关心联考结果的，只有他自己，（当然还有那些学生家长）孩子们是不关心的。他们已经跑完全程了，无论是胜是败。
　　他回头看了看黑板，那上面有他今天一大早看到报纸之后，抄在黑板上的那一大堆答案。忽然，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了。学生们自己会去查对的，他们不需要他了。
　　他前天还故意不让他们带着书包皮回去，而他现在明白，学生们连那书包皮都可以不要了。
　　他看了看那二十几个静默着的，心不在焉地学生，嗒然地说：
　　“好了！收拾书包皮吧！”
　　“早就收好了。”学生们齐声说。
　　他又是一怔：“早就收好了？”
　　“前天就收好了。”
　　他忍了忍，勉强振作地说：
　　“再看一看！看看课桌里面，有没有遗漏的东西？有没有不要的东西？不要的东西也带回去，带回去再丢掉。别留在课桌里、”
　　学生们俯下头去，看了看他们自己的课桌，再一个一个地抬起头来，肯定地说：
　　“没有了。”
　　他想了想，急于克服那无聊的、被冷落的感觉。他说：
　　“有住得近的同学，你们帮他们把东西带回去。或者告诉他们自己来拿。”
　　学生们点着头，迫不及待地把书包皮背在肩上。
　　他看着这几个心不在焉的学生，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于是他习惯地说道：
　　“好！我们下课。”
　　那个做级长的男生习惯地喊了一声“起立！”大家跟着站了起来。
　　“敬礼！”学生们朝他鞠躬。
　　他该还礼的，但是他怔了任，拖延着，没有还礼。他极想留他们在这里待一会儿，但是，他不知怎样才可以留住他们。而就在这个时候，那级长已经不等他还礼，就自动地喊了“礼毕！”的口令。学生们就像得了大赦似的，背着书包皮，头也不回地彼此推拥着走出教室去了。

　　他站在讲桌前，望着学生们。照例，他们是从教室的后门走出去的。那几个高个子，就先走出去了。高个子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董季珍。董季珍是留校补习的。她这已经是第三次读六年级了。头一年，她考取的是夜间部，家里不给她读，让她回来补习了一年。第二年，她连夜间部也没有考取，家里只得又让她回来读。
　　董季珍的母亲是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妇人，对女儿是一脸的严肃。但她每次来拜托老师的时候，总是谦卑的：“老师多费心呀！我只有季珍这一个女儿，我要让她考上市女校才行啊！不然，她的前途就完了啊！”仿佛她生平的希望，和她女儿一生的命运，都系在他的身上。“老师你尽管打她呀！我决不计较。”当然，他要打的。
　　六年级，有几个不挨打？“打”是最直接而有效的办法，去逼迫人们接受那超过他们智能范围之外的东西。当老师们没有办法给年幼的孩子注入超量的知识时，他们只好用训练马戏团的方式。那是世上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惟一直接有效的方式。
　　他望着董季珍的背影。她比别的同学高出一个头。从后面望去，短短的头发，盖不住她脸颊上的成熟。那成熟，涂在一个六年级学生的疲劳而又麻木的、无暇修饰的脸上，那带着几分神经质的成熟，即使她背向着他，他也熟悉那难耐的不调和。
　　她这次总算可以考取了。刚才他问了董季珍，她这次考得不坏，她的分数已经可以达到市女校的标准。但是，他替她算了算，等她大学毕业时，已经要岁了。
　　这是说，假如她母亲不坚持一定要她考入第一志愿的高中或大学的话，假如坚持呢？
　　那么就难说了。
　　可怜的董季珍！
　　隔着几个学生，他看见张立中的背影。张立中是男生中最高的，他那泛着灰黄色的衬衫，汗湿了的后背，黑黄的皮肤和头发，是一个颜色。张立中总是那么脏的，连手臂也是那么脏。他是无可救药的学生，总是坐在第六排（成绩坏的那一排），他其实是不必尝试升学的，家境又坏，智力又差，但是，他母亲要他升学。“你打他嘛！随便你打！老师！我不是那种护犊子的家长。”
　　他当然打他！不要说张立中，这班上，没有一个人不挨打的。不挨打怎么能读六年级？只是，张立中挨得特别多罢了！他每次发考卷，第一个就是打张立中，他错得最多，不用看，就可以断定的。
　　于是，他眼前闪过张立中那被汗水与泥浆浸着的黑瘦的手。那挨打时，抽搐着而又不敢躲开的手。那有几次被打得流了血，而红肿起来，第二天仍再在原处打下去的手……当然，那不只是张立中的手，余仁德的手也是这个样子的。魏振声。李小华、刘宝宝……都是这个样子的。小学生就是洗不干净他们的手，即使洗干净了，不到一分钟，也会再脏下去。当然，他们并不是玩脏的，他们并没有时间玩。他们是写考卷写脏的。考卷和自来水笔、和橡皮、和尺、和垫板、和他的鞭子，就织成了那一片黑乌乌的汗与泥，泥与汗，就那么脏，洗也没有用的。
　　连女生也不例外，她们十个人里有八个有头虱。黑裙子多半是不换洗的，看不出来脏，但是发着酸臭，头发粘粘腻腻的。中国女孩子的直头发，脏了真是难看！
　　他打她们的手心，那手比男生纤细些，但挨打的时候，那污黑的、抽搐的感觉是一样的。女生的疲累与麻木，看来比男生尤为可厌！
　　真的！那是可厌！那感觉就是可厌！他打男生和女生的时候，心中推一的感觉就是可厌。有时，打到最后，他就想吐。他就忍不住自己的脾气。他会骂：
　　“你们没有脑子吗？你们不可以变聪明一点吗？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懂得用功？！”
　　他骂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座火山。他在喷着岩浆。他不由自主地那么喷着。岩浆是不由自主的，是爆发出来的，是激烈上升着的。是滚烫的，是在烫到别人之前，先烫到自己的，他就是那座火山。似乎所有这夏天的热度，都集中在他的身体里，再爆裂出来。灼烫着他的躯体，他的心。他骂着：
　　“你们为什么这么笨啊！”
　　而那声音，从现在起，他才感觉到那声音是静下来了。
　　高的学生走完了。前排几个矮个子的“萝卜头”也走完了。他们那矮矮小小、发育不良的身体，总是令他激怒。
　　“为什么你们的家长这样不注意你们？”这学期一开始，他就对他们的家长说过：“天，到联考还有天。这天，一天一个鸡蛋吧，才个鸡蛋。给他们吃嘛！你们就早一点起床，别让稀饭团刚煮好而烫得咽不下，使孩子们来不及吃就走。学校点上课，你们点分起来煮饭嘛！”而孩子们还是越来越黄瘦。这些家长！只知道求老师恶补，而自己却不照顾他们的孩子！这些矮个子，又矮又瘦，又青又黄，眼睛近视，缺少精神。一到下午就打瞌睡。而当他打他们的时候，就更做出那么一副吓得半死的可怜相。近来，一切可怜相都使他激怒。“为什么要做出这副样子！为什么？！难道你们有意让我看到自己的暴虐？你们这样瘦小，而我还要打你们，逼你们？！而我又怎么能不打你们，不逼你们？！”
　　矮个子也都走了，那个方脸的女生，妈妈是个“欧巴桑”，曾经找到学校来，一言不发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掉头就走的。那个耳光，至今仍留在他的脸上，热辣辣的。那“欧巴桑”忘记当初怎样高兴自己的孩子分到最好的升学班上来了。
　　那个头上有个疤的男生的爸爸也来找过他。那人走进教室，拿起他桌上的一迭簿，兜头就给了他一记。然后，扭头就走了。
　　他们仿佛是商量好了的。他们都不理论，也许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来理论，才只是以牙还牙，“你打我的孩子，我就打你。”
　　而他也没有同他们理论。他没有时间去理论。他太忙。他每一分钟都宝贵，他每天从早上点钟上课，到晚上点钟下课。给学生们一个小时吃晚饭，然后接着再补习。补到点。点分，或点。他不敢说究竟补到几点。寒假也不例外，星期天也不休息。
　　有个学生家长说，孩子总该洗洗头、洗洗澡啊！
　　他忘记他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这种愚蠢的、不切实际的问题，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的。他奇怪那些家长为什么忽然忘记孩子升学是多么重要。为什么会忽然忘记假如考不取，那后果是多么可怕！像董季珍，考不取，要重读一次六年级。六年级啊！难道他们不知道六年级是什么意义？六年级是火山、是热、是急、是累、是赶、是艰辛、是折磨、是数目字、是数目字与数目字的拼凑组合、是数目字的魔法，是要求百分之百精确的数目字的考验。你考不取初中，就难免要回来再接受这一套！

　　像董季珍，刁钻古怪的习题，使董季珍成为那么一副神经质的样子！
　　而你们还要洗头！洗澡！还要调剂身心！还要教育原理！教育原理！
　　“见鬼的教育原理！”他记起那个由省小转来的学生家长。家长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学教育的。家长很有风度地向他开训：
　　“林老师也是学师范的。”那学生家长说，“师范学校的老师一定也教过你，该怎样用鼓励和引导的办法去教学生。体罚是要不得的，补充教材是违令的。现在的教材是不合课程标准的。恶补是有害儿童身心的。”
　　那个家长似乎压根儿就忘了当初他是为了升学才托人情进入他这班来的。大家都知道他教算术有专长，而他对学生的体罚和严格是人人皆知的。
　　他看着那西装整齐的中年人。客气地答应着：“是的！是的！”
　　“我比林老师年纪大，因此敢来谈谈道理。”那家长说。
　　他点着头。
　　“年青人办事总未免急于求功，性情也暴躁些。”那家长说。
　　他再点着头，而且赔着笑。
　　“是的。”他答应，“是的，谢谢您，以后要改善。”
　　还有什么“以后”呢？那时离联考只有一个月了，再挨过这一个月，就一切都过去了。
　　家长们希望孩子升学，所以找最严格的班来读。
　　家长们又心疼孩子，所以来抗议授课时间太多，来要求游戏的时间，来要求合理的教育。
　　合理的教育？！合理的教育是不加任何教育当局所不许的补充教材，按规矩上劳、美、音、体，按时上下学，礼拜天休息，寒暑假不进修……
　　可是，谁敢那样做呢？谁敢让孩子进入那样的班级呢？升学是现实的，榜一出来，你就明白，你要求“合理”的时候是何等愚蠢了！
　　他敷衍走了那位家长。
　　没有什么可“改善”的！好在还有一个月，过了这一个月，联考一完，一切就都过去了。
　　是的，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教室空下来了。学生都已下楼去了。他们将像往常那样，拐过这幢灰色的楼房，从围着铁丝网的那一边，抄小路出去（那样才不会给人发现他们在补习）。
　　一部分走田埂，一部分走邻近那所初中的操场。那些下雨的日子，那些黑沉沉。湿漉漉的夜晚，他听着学生们像幽灵似地溶入泥泞的黑夜，消失在疲倦的梦里。剩下他，在清冷黯淡的灯光下，收拾考卷，对着凌乱的空下来的课桌，对着一教室被遗弃的疲倦，他时常就这样独自站在讲桌前。站着，什么也不想地站着，不知要站多久，没有人催他去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
　　也许，他推一可想的是，又挨过了一天。没有人来干涉他地又挨过了一天。
　　当然，也时常有被干涉的时候。督学来过，局长来过，不明身份的人们来过。
　　有同事来通报他的时候，他就把灯关掉。实在躲不过，他就编个谎，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改善。”反正他卑躬屈节就是。事情总会过去的。他早已习惯了被反对，然后被谅解；被辱骂，然后被拜托；或被拜托，然后被辱骂。他习惯了这矛盾，他谅解这矛盾，他安于这矛盾，他无视这矛盾。
　　他不去想这矛盾，他没有功夫去想这矛盾。
　　他的工作是从早上点到夜晚点。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他每天除了工作及睡眠之外，只有一小时剩余。这一小时，他只能洗洗脸，吃点东西，上上厕所。
　　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只是算术考卷、阅读测验、国语试题——而大部分是算术，是那些刁钻古怪的算术。他把可能搜罗到的算题，都搜罗了来，给学生们做。什么叫“不超出课本范围”？由基本的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数、面积、体积、容积，你可以如万花筒般地变化出无穷尽复杂的问题。万花筒的变化并未超出那几个玻璃片。所谓“不超出课本范围”，就是依照这样的逻辑而来。他必须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搜罗补充教材。而有经验的六年级老师都知道：“即使这样，联考试题中，也不会有一题是和我们平常所做过的完全一样。我们只是尽量做了类似的一些题目而已。”
　　数目字在他脑中像轮盘赌。转、停、转、停、转……他下的赌注是“考取初中”。
　　在数目字的旋转中，他睡去，再醒来。他自己也是一具轮盘，在固定的位子上转、停、转、停、转……
　　有几天，他病了，懒得下楼。他就在教室里吃和睡。学生来了，他就上课；学生走了，他就睡觉。
　　天，他像在万米跑道上跑着的一个马拉松选手。他跑到第天了。他跑完第天了。他的轮盘静下来，学生走了。
　　在联考的前一天，他把一切应考的注意事项，整整齐齐地印了六大张。其中从怎样把握分数，到别穿新衣服，以免分散注意，到别喝冰水。他再三地叮嘱。他还带学生去看了考场。在考试的那一天，在考前的几分钟，他还骑着脚踏车，在男生和女生两边的考场轮流地跑着，去面授机宜。学生们如溺水者抓住救生艇般地倾听着他叮咛。
　　而现在，才只隔着一个夜晚，就这么一个夜晚，他忽然发觉，他被遗弃了！
　　他站在讲台前面，望着下午的阳光。多久未见下午的阳光了！这个学期，天来，每一天，每一个晴晴雨雨的下午，他都在黑压压的教室里，穿梭在学生与学生的行列之间，讲解着、考问着、打着、罚着、骂着、爆炸着、激怒着、再冷静下来，讲解着、考问着。
　　时常，他对自己的声音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单调的、拖长的、像一匹驴子在无聊地叫着的，从早到夜的，他在做什么呢？难道说，这就是教育？
　　他没有时间去回答自己，从来没有时间去回答自己。
　　而现在，他看见了午后，阳光，黄白色的，涂染在几张课桌上。这教室和校园一样地空下来了。
　　他挥不去这古怪的感觉。他茫然地站在讲桌前面，他不用再讲算术了！那些行程问题、鸡兔问题、分数、利息、那些工程问题。那些多位的乘除，都不存在了。
　　教室空了，声音也停了，他的心也空了。

　　“做什么去呢？”他问着自己。
　　美娟最后一次来学校找他，是月的事。那天，下着雨。美娟在教室外面等了他三个钟头。而他下课之后，美娟已经要赶最后一班车回去了。
　　从那以后，美娟没有再来。她只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她要回南部去做事了。
　　他知道“回南部”三个字的意义。美娟的家里，几次催美娟回去，和一个×大毕业的学商的人订婚，而美娟一直恋着他，希望他对她认真一点。
　　他是认真的，只是，他没有时间表示他的认真。
　　于是，美娟走了，永远地走了。
　　现在，他有了时间，而美娟已经走了。
　　他茫然地望了望墙角边那张办公桌，桌旁，挤在角落里的是他一两年来，不舍昼夜地坐在那里批改作业、吃饭、午睡的椅子。那只是约莫四尺见方的一小块空间，挤在那个角落里，他天天在那里忙着的。而现在，他开始觉得那个角落陌生起来了。
　　他怎么会在那四尺见方的空间度过这许多日子的呢？他怎么度过的呢？
　　他远远地望着那个角落，那是个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光线很暗，桌上还堆着考卷、考卷、考卷……各种各样的考卷。有的是学生做过的，有的是空着未做的，有的上面打着匆忙的对号或错号，有的上面有苛刻的分数。
　　那桌子有两个抽屉，一边是放各种表册的，一边是放钱的。他所收的补习费、考卷费，以及他的薪水等等，就都放在里面。考卷费该给商人的已经给了，补习费和薪水是他的收入，他很清楚地知道那是多少钱。那是他一年来，不眠不休的代价！
　　那耻辱和被指责的实证！他不要去看它们，他不必去看它们。他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分量，比谁都清楚。那是他出卖教育良心，出卖师道尊严的代价。认真说来，那代价，和他所出卖了的东西相比，是太菲薄了！
　　他走下讲台，沿着那一行行的课桌走过去，走到最后一排的一张课桌旁，刚好是第张，的百倍是，这一排多排了一个位子，这教室共有排座位，有排是人，有两排是人。除以是除不尽的，人又不能得小数。他想着，一阵失望的感觉就袭了上来。
　　他摇摇头。两年来，数目字的纠缠，使他有点神经质。他记得那天，当那位家长向他开训的时候，他不知怎的，竟拍着自己的后脑说：“我承认，我承认，紧张的教学，使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也都有点神经质，神经质，不大正常……”
　　他为什么那样说呢？他惊异自己为什么要忽然说自己神经质。他后悔自己那样说。然而现在，他想到自己那天的话是多么真实了。
　　一年来，他在数字的纠缠下，觉得一切都离开了常轨。比如说，他要学生为了争取速度，要尽量地记住一些不易除尽而实际上可以除尽的数目。比如说，是的倍数，也是的倍数之类。他后来就时常不知不觉地计算着自己的脚步和呼吸速度的倍数，脚步的速度可以被呼吸的速度除尽吗？如果除不尽，可以点小数补零吗？
　　那么，呼吸和心跳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如果他发现能求出，他就快慰，如不能，他就有失望和焦虑之感。
　　他走到最后一排的一张课桌旁，他躬着身子，在那低矮的椅子上坐下来。
　　椅子是木条钉的，坐在上面很不舒服。那硬硬的木条，顶着他的臀部，使他发痛。几乎坐了没有三分钟，他就想要站起来，但是他没有。他坚决地让自己坐在那里，而且坐得用力一些，使自己更痛一些。
　　“孩子们就是这样坐过来的。”他对自己说，“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月、两月。”
　　他坐着，躬着身子，感觉到椅子的硬度和臀部的痛楚。他抬头望向黑板，黑板上是他刚才写的那密密麻麻的答案。距离太远，他看不清楚，他可以猜到一些，但不能全部猜到。字太小了。那么，晚上呢？平常教室是在下午点钟暗下去，冬天和下雨的日子，当然会更早一点。但他是要在点钟才允许开灯的。因为他不能“明显”
　　地让校长知道他在补习。虽然，校长并不是不知道。而学生就是在那样的光线下，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地挨过来的。
　　那匆忙的便当、那雨夜的跋涉、那教鞭的凌厉、那数目字的折磨、他都是知道的，他都是早就知道的。
　　而他是多么想把董季珍的家长拉来，让她坐在这硬板的椅子上，从早晨点到晚上点；从落雨的早晨，到阴冷的黑夜；一星期接一星期的，不休止、无变化的，在数目字与教鞭的交响下，度过三个天噩梦般的日子。
　　他觉得他就是董季珍的家长。
　　他不让自己离开那椅子。他要让自己坐到深夜点，然后在黑暗中摸下楼梯，独自一人，尝一尝孩子们夜深摸下黑暗楼梯的滋味。
　　他希望，学生们会因此而忘记他的教鞭，忘记这里的硬木凳、忘记雨夜、忘记挥汗的夏午。而只记住榜上有名的快乐——或者不如说，记住离开小学的快乐。
　　而他将不再回到这里来了。
　　一年来，不知几次有人游说他，让他放弃保送×大的权利。
　　“就教小学吧！收入令人羡慕呢！”
　　他也曾这样考虑过。但是现在，他突然了悟，他是多么厌倦这把学生“打”进初中的行业了！是的！他厌倦，他十分地厌倦。尽管到今天为止，他仍是那么尽责，但尽责并不表示他对这工作具有热忱。他只是想把学生“打”进初中，以对得起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而已。他是工具！付出劳力、时间、爱憎……付出自尊、付出良知，只为了那考验一切的升学考试！
　　他也突然明白，为什么前几天，自己把当初要人数学系的志愿改为社会系了。
　　他原来是那么热爱数学的，而这两年下来，他厌倦了那纠缠。正如一个喜欢肉食的人，在连续不断顿各种烧炒卤炖的肉食之后，他已经是一见肉食就想作呕了！他要到另一种学科里去，让自己清醒清醒。找回良知、找到真理、找回道路。
　　然后，或许将来有那么一天，他也可以有力量去影响别人，使别人也清醒清醒，找回良知、真理和道路。那时，家长们将不再把未考取第一志愿的孩子送回来重读六年级，老师们将不再出卖良知，而孩子们将不再如此凄苦……
　　他坐着，茫然地坐着，在那硬木条的凳子上。蝉声在树梢嘶叫，校园里古无人声。世界是这样寂静，这样寂静，在连续不断的“念、背、打”，“念、背、打”
　　之后，在连续不断的轮盘赌般地旋转之后，世界是这样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