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克洛夫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着窗外巴黎寒冷而又明媚的晨光。这是他和贺尔汀前天晚上分别后的第二个早晨了，可直到现在，贺尔汀仍然没有权到她哥哥。
　　“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我相信他准会打的。”几分钟前，贺尔汀在电话里对他说。
　　“假如我要出去一会儿，那您么办？”他问道，
　　“别担心，我会找到你。”
　　别担心？她竟会这么说，真奇怪，也不想想他在什么地方，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那简直是无休止的发疯。那天他们离开乡村旅店，开车回到了蒙马特大街，就从旅馆里走出一个人来，接过了他们的雪铁龙汽车。他们步行在大街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又走过人行道旁的两家咖啡馆。咖啡馆里有人向他们频频点头，说明诺勒可以回到他们租汽车的地方去。
　　从蒙马特，她领着他穿过巴黎，越过塞纳河，到了日尔曼街，在那里的一个旅馆落了脚。他办了个登记手续，还付了当晚的房租，但这只是个幌子，他并没有住在那个房间里。他们却在舍瓦尔大街上又找了一家旅店，在那里的登记处，他用了一个软饮料招牌上的名字：Ｎ·弗莱斯卡。
　　贺尔汀在门厅里请他留步，并对他说：如果她听到哥哥的消息，就打电话给他。
　　“能不能解释一下？”他这样问。“我们干嘛要这样做？我住在哪儿，用不用自己的名字有多大关系，就不能告诉清楚？”
　　“有人看见你和我在一起了。”
　　贺尔汀，奇怪的签字；人和名字一样奇怪，真是个脆弱与坚强的混合体。不管在以往的岁月里她忍受过多大痛苦，她却从不顾影自怜。她认识到她所继承的是什么，明白纳粹的后代无时不受到敖德萨和复仇团的追逼。他们只能过这样的日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日内瓦行动一定能帮助这些孩子，一定要帮助他们。诺勒自已已经这样决定了。他很自然地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倘若不是因为他的非凡的母亲敢做敢为，他可能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了。
　　然而，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考虑。那些影响到日内瓦行动的问题。那个难以捉摸的安东尼·博门特是谁？他是哪一边的人？冯·泰波尔一家在巴西到底出了什么事？约安·冯·泰波尔对密约知道多少？
　　如果说有谁能解答这些问题，那就是约安……约翰·丹尼森。
　　赫克洛夫特又踱回窗前，一群鸽子在近旁的屋顶上掠过，晨风中它们拍着翅膀向高处飞去。三个星期前，他对冯·泰波尔这家人，以及他本人的名字还闻所末闻，可现在竟与他的姓结下了不解之缘。
　　贺尔汀，奇怪的名字，奇怪的姑娘。一个性格复杂，内心充满矛盾的姑娘。他从未与这样的女子接触过，就好象她来门自一个时代，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正在与已经成为历史的一次战争的恶魔战斗着。
　　复仇团，敖德萨……狼穴，他们都是些战争狂人，彼此间毫无意义地残杀着。尽管战争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结束了，早巳成为过往的历史。
　　半空中俯冲下来的鸽子，纷纷落在平坦的屋顶上。诺勒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明白了一件过去不明白的事儿，从那天晚上见到奥勃斯特先生起，这个问题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可当时他却毫无察觉！
　　是的，战争并没有结束。战争的死灰在复燃。根由就是日内瓦密约：
　　会有那么一些人要阻止你，欺骗你，以至杀死你……
　　敖德萨。复仇团。这些都是日内瓦行动的死敌！他们是千方百计要破坏密约的疯子和恐做主义分子。倘若换了别人，一定会上诉国际法院，揭露这笔账目；然而，无论敖德萨还是复仇团都不会这样做。贺尔汀错了——至少是部分地错了。无论双方对纳粹党领袖的子女的兴趣有多大，他们都要转而与日内瓦的事业做斗争！为的是阻挠它！这些人已经获悉，在瑞士某个银行，以特殊方式储存着的那笔巨款。他们并已行动起来，设法阻止这笔款项的支付。如果杀掉他就算成功的话，这算得上什么重大决定？他们完全可以把他牺牲掉。
　　这就解释了飞机上马钱子碱中毒面事件——那可怕的谋杀是冲着他来的。这是复仇团的恐怖手段。同时也说明了里约热内卢的—系列恐怖事件——古瞭望台的枪声以及夜间行车子弹击碎玻璃，这些都是敖德萨成员，莫里斯·格雷夫和那些心理变态的唤罗们干的！他们不但知道，而且对日内瓦密约的情况一清二楚。
　　如果他们知道密约的话，也一定清楚冯·泰波尔一家人的情况，这样对发生在巴西的事件就不难解释了。原因根本不在于他们母亲，而在于约安·冯·泰波尔。他要逃出格雷夫的敖德萨组织的魔掌；作为保护者的哥哥，他挽救了全家幸存的成员，他自己和两个姐妹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里约。
　　目的是活下去，完成日内瓦的密约。
　　“说不定哪一天，会有人来谈一件很奇特的安排……”
　　钱与消灭敖德萨，还有复仇团的力量，都会被包皮含在这个“奇特的安排”之中，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密约无可非议的目标。
　　诺勒现在完全明白了：他与约翰·丹尼森，还有柏林的一个叫凯瑟勒的人，将控制日内瓦行动，并将领导设在苏黎世的机构；清除各地的敖德萨成员，粉碎复仇团。在需要进行的赎罪工作中，其中一项就是要使那些疯子安分下来。因为疯狂是谋害和屠杀的祸根。
　　他想给贺尔汀打电话告诉她：她马上就不用四处奔波了——他们将告别这种四处奔波的日子，不再躲躲藏藏，不再担惊受怕地生活。他想把这些话告诉她，同时他又多么想见到她啊。

　　可是已经说好不给她往加利玛尔打电话，无论怎样都不给她打电话。真是在发疯．她简直在发疯，可是他又不能食言。
　　电话——他得在尚－爱丽舍附近给美国邮件办事处打电话。他告诉过桑姆·布诺凡托拉，他要求查找—点有关的消息。
　　通过电话查对消息是件很简单的事，过去他曾这么做过。用不着让人知道他在哪儿。他放下咖啡，走到电话机旁。他突然想起还应该给他母亲打个电话。现在往纽约给她打电话还太早，可以晚些时候再打。
　　“对不起，先生。”美国邮件办事处的办事员在电话里说：“您必须亲自签名才能给您电报，非常抱歉。”
　　电报！诺勒放回听筒，他感到心烦，但并不生气。走出旅馆活动一下对他有好处，这样可以不必一心想着贺尔汀可能来电话的事。
　　他走在舍瓦尔大街上，冷风拍打着他的面颊。一辆出租汽车送他过了河，进入尚－爱丽舍街区。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真让人精神焕发。他摇下车窗，顿时感到心胸畅爽。几天来，他第一次感到充满信心，他知道现在要去什么地方。日内瓦行动日期更近了，原来模模糊糊的敌友阵线也日趋明朗了。
　　看来，无论在快件办事处等待他的是什么消息也无关紧要。在纽约和伦敦，没有他对付不了的事情。他现在苦苦等待的是他将在巴黎与约翰·丹尼森会面，商谈，还要制定出计划。第一步就是去柏林找到埃瑞克·凯瑟勒。他们知道谁是敌人，只要躲开他们就是了。贺尔汀的朋友可以帮忙。
　　他钻出汽车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美国快件办事处的有色玻璃窗，这时，一个疑问突然闪过：对方拒绝在电话里为他读电报，这难道会是个圈套吗？是否想借此让他露面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此番不是在自投罗网吗？肯定是英国情报机关玩弄的把戏。
　　诺勒暗自发笑。即便英国人逮住他，他完全可以这样回答，约翰·丹尼森和他一样，根本不是杀人凶手，也许比五处的人要清白得多呢。
　　他甚至可以进一步提出建议，让皇家海军多花些时间，好好审查审查海军中一个备受奖赏的军官。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有这样的可能性：海军中校安东尼·博门特是敖德萨的成员，是在巴西被一个名叫格雷夫的人吸收进去的。
　　诺勒觉得好象掉进了万丈深渊，在半空中向下坠落，窒息得透不过气来，腹部空虚，胸膛下方一阵阵难忍的剧痛。心中顿时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悲痛和恐惧……他强忍着怒火，看着电报：
　　你父于四天前死去。无法与你联系。请回电话。拜德福。
　　母亲
　　另一封电报是纽约警察署的大卫·麦尔斯中校打来的：
　　由于理查德·赫克洛夫特新近死亡，你必须马上与我联系。
　　做为一名职业警察，诚请你在与别人
　　取得联系之前先与我通话。
　　另外，还有布诺凡托拉留在里约热内卢的两个电话号码，和继第一封电报到达美国快件办事处之后，重复拍来的六封——六封！——询问电报，都是按日期和时间排列的。麦尔斯每天询问两次，核对他的电报是否已收到。
　　诺勒在尚－爱丽舍大街上走着，竭力想理一理纷乱的思绍，控制自己的悲痛。
　　理查德·赫克洛夫特——他唯一的父亲。“爸爸”、“我的父亲”……这些称呼包皮含善不尽的深情和敬爱，也饱含着温暖和幽默，理查德·赫克洛夫特高洁的气质，从不会使自己失去尊严。他曾经指导他的儿子——他的继子——不，不是继子，就是他的儿子。他除了在非干涉不可的情况下，从不干涉儿子。
　　啊，天哪，他去世了！
　　伴随这突如其来的痛苦是恐惧和愤怒——是麦尔斯电报中的暗示所引起的。他是否对理查德·赫克洛夫特的死负有某些责任呢？啊，上帝！难道说这一死亡与在大西洋三万英尺高空放进饮料中的一种马钱子碱有关系吗？它和日内瓦行动交织在一起了吗？
　　难道他就不明不白地为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人，把从小就与自己相儒以沫的父亲断送掉了吗？
　　他来到了乔治第五旅馆的拐弯处。宽阔的十字路口车辆十分拥挤，路口对面有一道与路边的咖啡馆一样宽的篱笆，它的上方是一块招牌：福奎咖啡馆。
　　这儿的一切他都很熟悉。一年前他曾在乔治第五旅馆住过一阵，时间不长。那是出于一个经营旅馆业的大富翁的好意；那家伙有个幻觉——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以为他在堪萨斯城还有一个与这座旅馆外观一模一样的旅馆。
　　赫克洛夫特曾与副经理交上了朋友，如果此人还在那儿，大概会让他使用电话的。即便查明电话是从乔治第五旅馆打的，也只是知道他的情况而巳。况且有关他的行踪，让他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些假情况，这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
　　先发制人。
　　“当然，我很高兴。诺勒，别后重逢，太好了。很遗憾你不在我们这儿住，这儿要价太高，我也不怪你。来，用我办公室的电话。”
　　“当然，要把电话费的账记在我的信用卡上。”
　　“别担心，我的朋友。以后再说。来杯开胃酒怎么样？”
　　“好的。”诺勒说。
　　现在是巴黎时间十点四十五分。纽约时间是差十五分六点。假如麦尔斯真象他电报中表示的那么着急，时间早些晚些都无关紧要。他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他又扫了一眼麦尔斯的电报。
　　由于理查德·赫克洛夫特新近死亡……
　　作为一名职业警察我诚请你在与别人取得联系之前先和我通话……
　　这一劝告带着不祥的语气，所谓“别人”指的就是他母亲。

　　他把电报纸放在桌子上，从衣袋里掏出了爱新的电报。
　　你父于四天前死去……无法与你联系……
　　当他觉察到自己对父亲的死可能负有责任的时候，负疚、恐惧、愤怒的情结把他折磨得心神不宁，他由于没有守候在母亲身旁而产生的负疚感更增加了他的悲痛。他可能负有责任吗？他知道谁负有责任，他能感觉到。
　　他痛苦地想知道，麦尔斯是否已给爱新打过电话。如果打过，他对她说了些什么？
　　电话铃响了。
　　“是诺勒·赫克洛夫特吗？”
　　“是我，很抱歉让你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我……”
　　“我们闲话少说吧。”麦尔斯打断他的话说：“我只想说，你已经违反了联邦宪法。”
　　“等一等。”诺勒生气地打断他的话：“我犯了什么罪？你已经找到我了，我并没有躲藏。”
　　“找了他妈的一个星期才找到你，这就可以说，你公然无视法律。不通知我们，你就离开了纽约市！”
　　“我有要紧的私事，我留话了，你没有权利指控我。”
　　“那么，说你犯了故意妨碍审判罪，你总抵赖不了吧？”
　　“什么？”
　　“你曾在英国的那架747飞机的休息室里呆过，你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我是否可以这么说，那件事没有发生？”
　　“你在说些什么呀？”
　　“那杯酒是预备给你喝的，不是给奎安屯的。”
　　赫克洛夫特知道他会这样说，但他受到的激动并没有因此而减轻。不过他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同意这个罪名。“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胡言乱语。”
　　“听我说：你是来自一个聪明、正直家庭的聪明、正直的公民，但你在这五天之内的行为却实在愚蠢，也算不上正直。”
　　“你在污辱我，却没说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你在电报中说——”
　　“我们马上就谈。”侦探打断他。“我想让你知道你现在在哪一旁。你瞧，我想让你合作，而不是对立。我们跟踪你到里约。我们和——”
　　“你们什么？”诺勒心想，难道桑姆出卖了他？
　　“这不难，顺便提一句，你的朋友布诺凡托拉不知道。他为你打的掩护经不起推敲。他说你在库腊索岛外面的一条船上，可是荷兰移民机构根本没有你入境的记载，我们搞到了他打过的电话的海外电话号码，还检查了各条航线。你是乘布拉尼夫号班机离开纽约的，住在里约的波托阿莱根旅馆。”
　　外行的确不是专业人员的对手啊！诺勒边想边说：“桑姆说你打了好几次电话。”
　　“不错，”麦尔斯表示同意。”你离开了里约，我们想弄清你的去向；我们知道萨姆会和你联系的。你在伦敦的旅馆没收到我的电报吗？”
　　“没有。”
　　“我相信你的话，电报丢失了。”
　　可是那份电报并没有丢失。诺勒心想，是被狼穴的人偷走的。
　　“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说正事吧。”
　　“你还不太明白。”麦尔斯接上说。“我们和里约大使馆谈过了，是和一个叫安德森的人谈的。他说你给他讲了个奇妙的故事；你怎么被诱入圈套，怎么被追踪，怎么被枪击。他说他一点也不相信；他以为你是个捣乱分子，痛痛快快地让你离开了巴西。”
　　“我知道，他开车送我上的机场。”
　　“你想把这件事告诉我吗？”侦探问道。
　　诺勒盯着墙壁，以解除一下压在心头的重负。寻求官方的保护，是这样的轻而易举。这位见不着面的麦尔斯中校就能行使这种权利。但他却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不，你帮不了什么忙。已经解决了。”
　　“是吗？”
　　“是的。”
　　有几秒钟，双方都没开口。
　　“好吧，赫克洛夫特先生。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因为我认为我能帮助你，而且你也需要帮助。”麦尔斯停顿了一下。“现在我正式请你返回纽约市。你被认为是一件杀人案的主要目击者，对我们的司法审讯有关键的作用。”
　　“对不起，现在不行。”
　　“我知道你不会回来。所以还是让我非正式地请你回来为好，这关系到你父亲。”
　　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就使他难以自制。他轻声说道：“他是被害的，对不对？”
　　“我没听到这个消息。你瞧，如果我听到的话，我就得到我的上司那儿去报告，你不是因为恼火才这么说的吧？你做出的结论根本不是以我对你说的话为根据的。我本该要求引渡你才是。”
　　“算了吧，麦尔斯！你的电报并不难理解。什么‘新近死亡’啦；什么‘作为一名职业警察我诚请你’啦！他妈的！我还不知道这话的意思吗？”
　　于是，纽约那一头又停了片刻。“好了，你将了我一军，你找到辩解的理由了。”
　　“他是被谋杀的，你说？”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你对我母亲怎么说的？”
　　“什么也没说，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也回答了我的下一个问题，你还没有和她通过话。”
　　“显然是这样。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父亲大概是遇上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事故，出事后一小时，他由于伤势过重，死在医院里了。”
　　“事故的经过呢？”
　　“一个布鲁克斯区的老头子驾驶的汽车在普拉查旅店附近失控；汽车失去控制后，窜上路边，撞入人行道的人群，当场三人死亡。你父亲被挤到墙上了，几乎被挤烂了。”
　　“你的意思是说，汽车是冲着他去的？”
　　“很难说。因为当时人群一片混乱。”
　　“那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麦尔斯迟疑了一下。“汽车是冲着他去的。”
　　“开车的是谁？”

　　“一个七十二岁的退休会计师；有心脏病，装着心脏起博器。他没有家室，身上的驾驶执照是七年前就吊销的。心脏起搏器在事故中断路，还没到医院他就死了。”
　　“他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吗？”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你想听吗？”
　　“你说吧。”
　　“你回纽约来吗？”
　　“别逼我，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
　　“我认为那名家伙是刚入伙的，据推测车里还有一个人，或许坐在后排座位上，用枪顶着他的脑袋。他破坏了起博器，在混乱中跳车逃跑了。我看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使得在其中丧生的不只是要杀的那个人；让人看起来象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恶性事故。”
　　诺勒屏住呼吸。过去也出过一次“奇特的事故。”伦敦一列地下铁道列车失去控制，使五人丧生。在死亡的人当中，有一位唯一清楚约翰·丹尼森在《卫报》谋事底细的人。
　　这是血腥的谋杀……
　　这样联系起来分析，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你没有深入调查吗，麦尔斯？”赫克洛夫特问。
　　“虽然我说这是个推测，也不是没有证据的。在事故报告上看到赫克洛夫特的名字后，我做了一点点调查。布隆克斯区的那个老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是47年来到这个国家的，据说当时是个身无分文的犹太移民，一个达豪集中营的牺牲品。不过，从他那半打存折来看，他现在早已发迹了，而且他住的地方简直就象个堡垒。除此以外，到这儿以来，他往返德国已经十三次。”
　　诺勒前额冒出了汗珠。“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看那老家伙没在集中营呆过。即使呆过，也是管理人员。在他住的公寓大楼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人们从来没见他去过犹大教堂，我看他是个纳粹分子。”
　　赫克洛夫特咽了口唾沫，“这怎么能说明他与我父亲有关系呢？”
　　“通过你。这其中的来龙去脉还不敢肯定，但可以认为是通过你。”
　　“通过我？”诺勒感到自己的心跳骤然加快了。
　　“对，在里约，你对安德森说，有个叫格雷夫的人是个纳粹分子，他想杀害你。安德森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简直是疯了。但我不这样想，我相信你的话。”
　　“当时我害怕到了极点，我并不想把一件事同另一件事联系起来。那是一个误解……”诺勒竭力想找到合适的措词。“格雷夫是个偏执狂，一个脾气暴躁的德国佬，所以我才叫他纳粹分子，就是这样。他以为我在写生，把他的庭院画下来。”
　　“我说过我相信你，赫克洛夫特。”侦探打断他的话。“而且我有我的理由。”
　　“什么理由？”诺勒觉察到自己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他突然感到害怕了。父亲的死就是个预兆。复仇团，敖德萨。无论哪一个，都是不祥的预兆，必须把母亲保护起来！
　　麦尔斯还在讲话，赫克洛夫特却听不见这位侦探在说什么了。惊慌之中，他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必须阻止麦尔斯！不能让他把手伸到日内瓦来！
　　“飞机上要杀害你的都是德国人。”麦尔斯解释说。“他们用的是五年前在幕尼黑被害的两个美国人的护照，但他们是德国人；牙齿鉴定使他们暴露了。他们在肯尼迪机场被枪杀，尸体是在运燃料的卡车里发现的。杀死他们的子弹是从德制海克勒与考克九毫米直径手枪里射出来的，消音器是慕尼黑制造的。你猜一猜那个小老头去德国的时候到哪儿去了——至少他的六次旅行我们可以查出来。”
　　“慕尼黑。”诺勒轻声说。
　　“不错，慕尼黑。一切都从那里开始，一切仍然在那里进行着。那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帮纳粹分子仍在自相残杀，而且你已经卷进去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诺勒感到精疲力竭，身心的疲惫和恐惧使他难以忍受。“别管它了，你帮不上什么忙。”
　　“见鬼？有些事我也许能阻止，能阻止另一次谋杀。”
　　“你还不明白吗？”赫克洛夫特痛苦地说：“我这样说是因为被害者是我父亲，在纽约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在这儿解决。给我时间；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时间，我会回去找你的。”
　　“多久？”
　　“一个月。”
　　“太多了，减少一半，给你两星期。”
　　“麦尔斯，求求你……”
　　电话里咔嗒一声，纽约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两星期，天哪！简直是不可办到的事。
　　但是非得办到不可。在两星期之内，他得有能力阻止麦尔斯，不让他再往前走了。他可以运用日内瓦的钱财来办这件事。
　　一个拥有七亿八千万美元的慈善机构的话会有人倾听的——会有人把它当作秘密，平静地倾听的。
　　一旦提出款项，就可以做出安排，达成默契，做到相互合作，就可以揭露敖德萨，消灭复仇团。
　　这一切只有三位认可的后代到了日内瓦银行的时候才能实现。对此，诺勒确信无疑，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把母亲保护起来。并且要和爱新取得联系，让她明白，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她必须隐蔽起来。
　　他对她能说什么呢？她从来不服从他的决定。如果她一旦认定丈夫是被谋杀的，她绝不会听从他的话。
　　“喂，喂，先生！”接线员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您往纽约要的电话——”
　　赫克洛夫特飞快地挂上了电话，震得电话铃发出了响声。
　　他不能对他母亲讲话，现在不行，一小时以后再说，反正现在不能讲。他需要考虑一下。
　　这么多事情需要考虑，这么多事情需要做。
　　他快要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