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婬。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婬的康乐村找。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两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