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的感知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在自己坚守的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它是不可预见的，它指向的都是不确定的东西。它会被偶然所摇曳。当它将自己选出时，它的无常会与唯一的可能性相关联。头脑里的食指不停地侵入。我们期待着这种侵入，却从未准备好接受这种侵入。这是自己产生的不安。一种机械般精确的不安。它知道它将和我们去向哪里。我们，只有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它是那个辫子边走边甩的小姑娘。我们是那个一直被拉在她身后亦步亦趋的小男孩。
　　这不安是在感知的静谧中的一种侵袭。当人们尝试着在文字中与不安的袭来相遇的时候，借助一种旋转一下子跃到无常之处，人们必须要以极其短促的节奏写下他的句子，这些从各个方面看都开放的句子，为了能够进行转换。那是穿越空间的跳跃。那些掉下来的，开启的或是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的，人们没有写下来的东西，会被人们在写下来的东西中被感觉到。说出来的，在对待那些没被说出来的，必须战战兢兢。
　　我是从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是从那些书里感觉到的。那些在我读书时包皮围着我，循着自己的轨迹的东西，是从字里行间掉落并被开启的或是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的东西。是那些被省略的东西。
　　从被故意倾斜的，背靠背或头并头挤在一起的段落的次序中交错地落下了许多片段，这个段落是应该享有优先权的。外部发生的东西会被那些肆意妄为的其他东西所冲破，它是来自内部的。然而，从内部而来的，片刻之后又会从外部涌进。
　　自传，亲身的经历。是的，这很重要。写作的时候，头脑中的那根食指也在从经历中寻找自生的感知。外部的环境会烙上印记。村民和市民是不一样的。就算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做这件事的地点如此相异，以致他们做事情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了。这是处于边缘上的异质。然而这边缘还是在努力侵入，向中心进军。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一个写作层面是那个巴纳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我搬到城市以后的那些来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是那个极权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让一切经历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为权力的视线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后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和“国家”的东西，只是一个偏远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来自洼地的那只德意志蛙象征着对一种表达方式的寻找，为了一种感觉，一种被监视着的感觉。那只德意志蛙在乡下是一个看护者，是民族中心主义，是公众的看法。那只德意志蛙在一个托词下将对于个人的控制合法化，这个托词是：保留本性。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叫做“德意志民族特性”。然而这只德意志蛙的眼睛一如既往地什么都没有成功地保留下来，因为这只眼睛是强权的眼睛。本性经常会成为排斥，因为它是被强制地进行的。那只德意志蛙把一切都变成了虚荣和禁止。它知道，当每个人都个性十足的时候，是不可能组成团体的。它手里攥着它的不成文的法则。它以公众意见的名义进行着评价和审判。对于个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它评价为“耻辱”。对于个人对外做的事情，它评价为“罪过”。
　　那只德意志蛙把每个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里面，通过各种联系，暗涌着伤害、剥夺权利，还有细小的肮脏的报复和仇恨。那只德意志蛙把亲戚和邻居都束缚在冰冷的附近，人们躲避和寻找着的附近。那只德意志蛙把整个颤抖着的村子紧紧绑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着，从脑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愤愤不平构成的坡度上滋长着。
　　那只德意志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独裁者。在幼儿园，在学校里，它就已经开始从村子里向外乜视了。它的瞳孔从那里就转向了那些还将保持一阵子抽象但后来又变得具体的东西：那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国家，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那个因为不在人的头脑里而把每个人都变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觉意识”。于是欺骗的工作继续完美地进行着，带着表象的劳作。
　　或许一切都起自那个无害的甚至听起来充满诗意的镜子前的禁令。“魔鬼坐在镜子里”，当我小时候往镜子里看的时候，祖母会这么说。当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有些为自己而高兴的时候，谁会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不会持续呢，当我站在镜子前时，祖母的声音可能会悄悄地响起“早起唱歌的鸟儿被猫吃”。祖父当时也知道，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什么。
　　祖母的那些格言有时知道，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知道什么。
　　我唱着民歌，我不会其他的歌。人们也一起咏唱那些忧郁的赞美诗。当一个人用半高的音调自吟自唱时，那些歌就已经走了样。

　　我的父亲从冲锋队里学了一首歌：“假期证，你是所有证件里最美的证”。当父亲醉醺醺地自顾自地哼起这首歌时，它在某些地方就变得非常有力而又无助。当他的脑袋因为喝醉而摇晃成两个的时候。他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哼唱着这首歌。在他的双眼里还闪烁着那个冲锋队员。醉态使这首歌变得比它本身更加难以忍受，使它以另一种方式让人生厌。这歌是关于从前线回来的休假。在这些平坦的田野之间，在那个偏远的村落，在那把油腻的刀子后面，在他那长着老茧饱经沧桑的双手后面，这首歌听起来含着另一种方式的威胁。自从和平以来，我的父亲还没有休过假。他和战争之间已经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又唱起了这首关于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歌。
　　他脑子里的食指自然地将这首歌从醉意中调了出来，他没有忘记这首歌旋律上的每一个音符，没有忘记歌词里的每一个字母，这说明，他还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如同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他也从来没后悔唱过这首歌，就像他从来没后悔过参加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赢了，这里现在就是德国了”，我的祖父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在草丛间，在石灰质的鸡粪中。祖父用他那过于沉重的斧头劈木柴，或是将用来当做饲料的萝卜弄碎。他呻吟着，极目远眺，我的视线甚至可能会掠过一座座花园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寻找他口中的“德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后来我问他，“即使这里成了德国，那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你是个成年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呢。”
　　他只是摇着头，“幸好你的叔叔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说，“而且听不到你的话了”。我的叔叔是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的叔叔在城里上了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村里的理论家，他把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能够为元首效劳的荣幸通知给了大家。他当时站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大酒桶上口若悬河。那天是村里教堂落成典礼的纪念日，纳粹旗也悬挂到了电线杆上。那时还拍了很多照片。
　　对我来说，那个村子就像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阁且无人问津的档案。一个尘封已久的装满了当时的记忆的抽屉。
　　就这样，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这些人民的节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泽。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进行曲。

　　当母亲在冬季的夜里织毛衣时，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为我知道，当她还是个姑娘时，在那些打仗的冬天里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哼唱着“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乡之夜”。在哼唱的时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摆动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绿或黄或光秃秃地立在花园里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离开村子奔向战场的和她同样年纪的男子们。在这样的夜里，毛衣针成了她的步枪。编织，棉线上的行军。
　　这是一种行为，群体的行为。当她们独处时，是另一种行为：她们认真地遵守着那个告诫“魔鬼坐在镜子里”。
　　当她们走向柜子时，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体，她们就朝天花板上看，因为每个房间里都可能会发生一些被人们称为“耻辱”和“不贞”的事情。人们必须得裸着身子朝镜子里看或是在穿长筒袜的时候想，别人触碰到自己的皮肤。穿着衣服的时候，是个人，不穿的时候就不是。那张庞大的皮肤啊。
　　镜子是有毁灭性的。祖母的告诫和格言都知晓这一点。
　　关于感知自己的禁令在与物品打交道时也起了作用：木头摸起来很舒服。我在上面来回摩挲着，可当我发现我摩挲的是一扇门时，便不寒而栗。
　　那只德意志蛙的禁令盘桓在那些让人感觉亲近的行为方式之间：
　　父亲允许我给他分头路，扎领结，金属的压发扣紧紧贴到头皮上。父亲允许我解开他的头巾，给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项链。他只是不允许我把手伸到他的脸上。如果我有意或无意地这样做了，他会把领结和压发扣还有头巾和项链统统扯下来，用胳膊肘儿把我推开，大声喊道：走开！通过一次，我便永远地记住了，他不能忍受别人把手伸到他脸上去。
　　我们总是手足无措地站在这些东西面前。每当我们做点儿什么事情，它们就出现在那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什么时候在哪里会把我们分开。只是这就已经让我们变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当我们比折磨着我们的东西更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不停地在改变自己，恰恰是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改变了自己。我们在无数次重复后依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