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国家到处可以看见地面上蜿蜒的管道，有的离开地面一点点，有的凌空而设，高过桥梁。它们呈现的是一幅力不胜任的工业化景象。顺着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缝处都在往外冒气，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这种气体，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如果感觉受到威胁了，把这种气体当做威胁的鬼怪显身，这不是隐喻，而几乎就是现实。德国的公路上没有这种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德国公路平坦，交通标示牌上画着蹦跳的鹿，标示牌上的鹿甚至还长着角。我有时问自己，这些鹿角是带着皮的还是不带皮？沿途都有电话设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还在路上开着车的人还不需要它们。开着车我觉得不能让这些电话设施发现自己，它们代表着那些数不胜数的已经不再在路上的人——死于车祸者。他们在这里与仍旧在路上的活人打电话。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这些，但我却总是这样想，就像是一种强迫症。这只是有关我那看不见的行囊，也就是我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的更深含义的一个例子。
　　后来我在报纸中读到：
　　“金克尔在他的讲话中使用了航海学隐喻。他说，自由民主党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为兰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离开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头聚会是自由民主党在自由主义大本营举行的阅兵式。
　　‘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有我的根，我愿意与这里息息相关。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
　　……自我批评和公开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后必须航向明确地重新起航。’天气好的时候做到思想自由并不难，碰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贡献力量，让自由民主党在艰难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外交部长虽然说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实际上他却是在应用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把昂纳克归入萨尔州。人们很难反驳金克尔的地方主义，金克尔在德国确实很有根基。尽管如此，为了谈论家乡，他还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隐喻，这样他的语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园的方向。航海的画面给了他诗意的感动，因为他从来没有无家可归过。

　　罗马尼亚对这个国家刚刚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来说意味着更深含义。德语是我的母语，但与这里的语言相比，它是我带来的语言。在我学会它的地方，政治上隐喻的乏味是类似的。那里和这里一样，这类词汇同样经过人为的过度牵强而不可避免地变得滑稽，从而词不达意。虽然这样还是有区别：那边的意图更阴暗，目标直指生活本身。
　　就是一般的词如商店、街道、理发师、警察，在日常使用时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为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本身就不同。人们无法两次学习同一门语言：我说的是从前说话时使用的相同的词，但现在我要赋予它们一些新的内涵。
　　我们的脑袋里没有电影中的快动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东西，人们也无法更快地理解。因为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有可能了解所有细节。一个陌生的地点使母语的思维和表达也变得迟缓，因为母语对我的嘴和耳朵来说都是熟悉的，这就让人觉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有一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下大雪时房主没有义务扫雪和撒石头子防滑。雪下得不那么急时才需要拿起雪铲和沙石桶。鉴于这一理由，纽伦堡-菲尔特地区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驳回了一名过路人的赔偿诉讼。这位妇女要求房主赔偿5000马克，因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们却认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体到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时’，才有义务铲雪和撒防滑石子。”
　　谁要是来自独裁体制和一贫如洗的国家，他就很难想象这种对公正的追求。我读这则消息时无意间觉得像模仿式的讽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却出于害怕笑了起来。就像我看到以下场面会害怕得笑起来一样：有两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们要去人民公园，在路过某后排房屋的篱笆墙前她们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个小池塘，像扇门那么大，上面游着三只鸭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那是人民公园的鸭子。另一位说：那我们得报告。

　　在德语中可以用报告这个词来婉转地表达那个直白的词：告密。在这个语言中告密这个词可以文雅化，大概是通过经常被使用。只有在做某件事的同时把相应的词弱化，做这件事的人才能摆脱良心的不安。一个经过弱化的词也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不是也可以说与朋友们联系，或是说给他们打电话，那边没人接听嘛。但是在居民登记处一词中这个词让人听起来就两样了。
　　到达德国让我第一次觉得有一种定局的感觉。我想不是因为两国在空间上的距离，这种感觉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产生。我痛恨乡思这个词，我拒绝如此来命名那份痛。我可以一直不使用这个词，但那种状况却无可否认。想起过去总觉得悲哀。我知道自己是自愿离开那里的。但如果自愿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他人的威胁的话，又何从谈起自愿呢？被安全局逼入绝境，最后我自己不得不远走他乡。没有什么是结束了，仅仅是中止，因为被打断了。
　　在我到达德国后的最初几周，德国房间中的那种空空荡荡让我十分害怕。在罗马尼亚住房都是塞得满满的，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地毯和壁毯，桌子总是放在屋子当中。无论往哪儿看都是拥塞的生活。这里房间中空着的地方让我害怕，它们给人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我的眼睛看到这种空着的地方就会眩晕。无论我坐在哪儿或站在哪儿都觉得不牢靠，无论我吃什么、喝什么、手里拿着什么或是嘴里嚼着什么，味道都不错，对我来说却是生疏的。无论我说什么，只能表达出一半意思，我觉得自己正在自我消失。在罗马尼亚恐惧让人无法忍受房子里有空的地方。东西越少的地方，人们想要的越多。让身边充满各种物件给人一种安全感。什么都摸一摸，确实能触碰到立在那里的东西，这让人产生信任感，因为在外面大街上每个个人的特点都被抹煞了。仅仅那些人们费力搞到的物品才肯定能保证人们拥有自己的历史。人们让生活有个固定的形式，为的是不失去自我。

　　那时我对柏林的朋友们说，为了能在这么空荡荡的住房里生活，人的内心得特别坚强。
　　我在罗马尼亚的房间——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们也在那里进进出出——里的冰箱上多年贴着一首诗。这首诗是萨拉·基尔施在东德写的，当我把它贴到冰箱上的时候，基尔施早已被从东德赶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贝蒂娜，我们的心依旧孤寂
　　笔尖滑落信笺，为他们
　　威严的国王们，和令人
　　无比心动的王子们
　　今夜，一如往日
　　贝蒂娜，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是灰暗的房，寂静的街
　　是忽然的
　　一声凄凉的车鸣
　　这首诗向我保证，日子会一天天过下去，这种龌龊的生活不会突然结束和消失。我每天都预计着，我的朋友们和我会遇上什么事，生命从而就会终止。这首诗也预计到这一点，所以它既让人恐惧，又让人不再害怕。如果我在脑子里默诵这首诗，它会被自己的诗行吓住。我坦然面对危险，因为我无法通过自己去减少它。要是有一天情报部门所威胁的干掉我的事被付诸实施的话，我想，那么危险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因为它结束了。我知道危险愿意活着。我们的心仍旧战栗成为一种保证，死亡还没有成为已经决定了的事。这首诗中也写道，人们如何在住宅里或是在外面的光天化日下走动，如何从窗户往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