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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顿茶包皮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他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2月28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皮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儿在外面呆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吗？”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随时给自己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端午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她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上的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呆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皮“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他把该说的话说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28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这事真的有点蹊跷。”吉士道，“不过，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能登报寻人吧？既然她已经关了手机，说明她此刻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络。你所担心的碰到坏人的几率，很小。我劝你把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们不也已经离婚了吗？先不去想它，或许过些日子，答案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你说呢？”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提到他不久前结识了一个叫张有德的人。他是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慷慨地答应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5000元的出场费。作为交换，徐吉士在报社提供了一个职位，给张有德从民办大学毕业的外甥女，而且保证不让她上夜班。同时，吉士还许诺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报道集团事务。当然，这些都不过是饭桌上的口头协议。吉士笑道：
　　“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会议就定在4月1号到4号。地点就在花家舍。上午开会，下午游玩。吉士已经派人去那里看过了。宾馆就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据说环境相当不错。
　　“会议通知呢？”

　　“早发了。”吉士掸了掸身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与会者名单，是我和晓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沉副市长答应出席。鹤浦的大小媒体全体出动。开幕式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一场研讨会，我看就你来主持，怎么样？”
　　端午竭力推脱。最后，在吉士的胡搅蛮缠之下，他只答应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担任讲评人。随后，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其他细节。聊着聊着，吉士又把话题绕回到家玉出走这件事情上来了。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讨会议的细枝末节，吉士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你刚才说，家玉还往你的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有多少？”
　　“大概有80多万。”
　　“这他妈的太奇怪了！这哪里是离婚啊？倒有点像是……”
　　端午大致能猜出他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儿子若若早已放学。像往常一样，他进不了家门，就坐在门口的一张石桌上，写家庭作业。天已经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脸颊冻得冰凉。端午一边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乱的书本，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万一儿子问起母亲，他应该如何搪塞。没想到，儿子猛吸了一阵鼻涕之后，忽然仰起脸来，对他说：“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吗？她在哪儿？”端午脱口道。
　　儿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怎么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把电话打到了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尽管端午盘问再三，还是没能从儿子的口中获悉更多的信息。不过，既然家玉给儿子打了电话，至少说明，她现在的状况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端午总算略微放了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家里一直电话不断。先是小顾，然后是小秋，文联的老田、小史，甚至就连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来凑热闹。
　　还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怀柔讲习班的同学，姓陶。这给端午带来了一个错觉，仿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生在他们家庭的小小变故。或真或假的问候与关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领，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难以启齿的种种枝节。
　　端午不免在心里暗暗责怪吉士多事。
　　唯有小史来电中那句无厘头的“恨不相逢离婚时”，让端午开怀大笑。她还像以前一样傻呵呵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她已经怀了孕，正在学开车。看来心情挺好。她说：“早知道你这样的人还会离婚，我就没必要那么急着离开方志办了。”
　　端午表示听不懂她的话。
　　小史笑着解释道：“我是你故意丢失的小女孩呀。”
　　虽说话有点暧昧，可端午听了，心里倒是抖了两抖。放下电话，端午想着她那高大颀长的身体，还是在书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戴思齐的老娘”，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胡依薇，也给他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反复嘱咐端午“要挺住”，“无论如何都要挺住”。没想到，说到后来，她自己忽然哭了起来，让端午颇感意外。只得反过来胡乱劝慰她。可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她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戴思齐自从开学后，竟然一直没去上过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没顾上问。
　　绿珠给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当时，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开会，他打算将母亲和小魏接过来住几天，顺便帮着照看一下孩子。他以为绿珠还在云南的龙孜，其实，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华东第九设计院所属的一个名叫speed-cape的工作室里挑灯夜战，为他们在大山中的“后现代建筑群”进行最后论证。
　　绿珠的声音中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她说，她每天都与姨妈联络，对端午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却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张爱玲，却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命运。
　　她说，她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在返回龙孜之前，她打算回鹤浦来休息几天。
　　“你哪都不许去！等着我！呆在家里，老老实实地，乖乖地等着我！”
　　他很喜欢绿珠撒娇似的命令口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还想跟她臭贫几句，可绿珠很不得体地说了句“我现在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电话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