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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 - 第二部-山河入梦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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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皮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皮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道: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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