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谭功达的结婚申请书很快就批下来了，县民政科通知他带上照片去办理登记。那些日子，谭功达和张金芳正忙着搬家。但张金芳还是抽空从供销社买了两块布料，替谭功达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叽中山装，自己则做了一件劳动布褂子。谭功达在张金芳的催逼下去理发馆剃了个头，随后两人穿戴整齐，去“新时代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事情很快就办妥了。
　　大红烫金的结婚证书，就像是一张命运的判决书，谭功达的心里沉甸甸的。张金芳也高兴不起来——半个月前，她终于相信谭功达被撤了职。不过，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能够在县城落脚生根，心里就觉得是个很大的安慰。她从集市上买来了油菜籽，把院子里的地都翻了一遍，种上鸡毛菜。她盘算着靠卖菜挣几个钱，贴补家用。等到青菜刚刚从地里钻出来，县里已经三番五次的派人来催他们搬家了。
　　分给他们的新房子在西津渡，张金芳预先去看过一次。正房只有一间，又小又破，奇怪的是还有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本来，张金芳还存着一点心思，打算在结婚的时候办几桌像样的酒席，将乡下的亲朋故旧都请到城里来逛逛，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情形，其恶劣程度早已超出了她的预期。渐渐的，她开始有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堆满了怨毒。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成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办喜酒的事再也不提了。
　　谭功达整天坐在书房里，要么趴在桌上看地图，要么翻看旧报纸，还用红笔写写划划的，天塌下来都不管。他既然已不当县长了，还在那儿又划又写的，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开始张金芳倒还能隐忍，后来也就恶声恶气地支使他干这干那了。可不论是什么事，只要一到他手里，必然弄得一塌糊涂。到了晚上，张金芳静下心来细细一比较，还是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丈夫好！他是个木匠，手又巧，脾气又柔顺，整天笑咪咪的。她想起来，就在替他入殓的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竟然也是笑眯眯的。
　　到了搬家的这一天，在收拾行李时，张金芳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拆开过，她就拿去给谭功达看。谭功达正在捆箱子，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赶忙丢下行李，一把从张金芳手里抢下信来，躲到书房里去了。他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道：“你这是多此一举！我又不识字，哪里就能偷看了你的秘密？”
　　这封信是姚佩佩写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小字：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从信件下方的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一个多月前。大概老徐带信来的时候，是张金芳接的，她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随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谭功达痴痴地望着窗外幽幽的蓝天，心中大有麦秀黍离之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切切”两个字，心里有一种难忍的刺痛。他徒劳地在脑子里搜索着那个清真馆的具体位置，就好像他刚刚收到这封信，而姚佩佩此刻正坐在清真馆的窗前，焦急地看着手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佩佩。佩佩。
　　按照县里的规定，老房子里原有的家具一律不能带走。这么多年来，谭功达也没添置过什么像样的物件，所以搬家一事倒也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张金芳不知从哪里雇来了一辆驴车。隔壁的老徐夫妇都赶来相送，他们站在院外说了会儿话，彼此都有些伤感。老徐在谭功达的肩上拍了拍，低声道：“功达，若是依我，就不和他们硬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写封检查，事情就过去了。”谭功达脸色铁青，什么话都没说。老徐的爱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一旁擦眼泪。张金芳把院子里的鸡毛菜拔得一根不剩，装到一个大网兜里，车夫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的新家在西津古渡一个名叫胭脂井的巷子里。那一带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集散地，一眼望去，阴湿的长街两边，都是低矮狭小的鸽笼一般的屋子。原先白色的洋灰墙如今早已爬上了一层黑霉斑。顺着巷子往里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绒线铺，一家茶社，还有一个面馆。
　　谭功达的新家就在巷子的中段。这个房间原来是专门给妓女接客用的，所以设计得十分狭小。进门是一个阴暗的过道，泥地软软的，有些潮湿。过道尽头就是所谓的正房了，房间里有一扇北窗，虽然狭小了些，倒也敞亮。张金芳几天前就已经让木匠打了一张大床，搬了进去。可这张大床往里一摆，就几乎把房间占满了。三个人进了屋，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

　　张金芳说，她预先察看了这里的地形，窗子外面是一大块茅草地，她打算在北墙上开一个小门，然后自己动手在屋外搭一个灶披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儿生火做饭了。
　　“乱弹琴！”谭功达怒道：“连个书房都没有，叫我在那儿看书？！”
　　“不用急”，张金芳安慰他道：“我们慢慢再想办法”。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就在胭脂井的面馆里吃了饭，回到家中早早就躺下睡了。谭功达刚刚睡着一会儿，就感到自己的后背湿乎乎的，扭头一看，张金芳嘴里咬着被单，哭得浑身乱抖。谭功达一时也没有心思安慰她，因为他的心里也烦透了。黑暗中，他听得张金芳叹息道：
　　“功达，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命苦？爹娘出死力，拼命跑码头、养蚕子、贩河豚、卖豆腐，累得吐了血，才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置了四十来亩地。还没有来得及插秧种麦，偏巧就解放了，富农那顶帽子就稳稳当当落在了我爸爸的头上。顶着这个帽子，我也就挑不上好人家了。糊里糊涂嫁给了村里的小木匠。他们兄弟七八个，家里穷得丁当响。可没过几年消停日子，大坝上闹事，那死鬼偏偏要去看热闹，被人一推，脚底一滑，一头栽到悬崖底下，摔了个稀巴烂，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知巴结谁才好。原以为菩萨奶奶显了灵，让我遇见了你，做成了这个姻缘。可你又倒了这么大的霉……我走到哪里，那霉运就撵我到哪里，如今发配到这么一个肮脏的地方，你又没事做，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谭功达只得转过身来，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她。张金芳忽然止住了哭泣，用手推了推他：“你闻闻，房子里总有一股什么味？就像是肠子烂掉的味道……”
　　谭功达嗅了嗅，空气中果然有一种怪味：它裹挟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有点甜，又有点腥。
　　“会不会是那些婊子——”张金芳道。
　　“怎么会呢？早在十年前，她们就被抓去改造了。你别瞎想，早点睡吧。”
　　张金芳还在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就搂着腊宝睡熟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谭功达再也睡不踏实了。他的睡眠就像水面上飘浮着的冰层，又脆又薄。天快亮的时候，一阵磨刀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睁眼一看，四周黑漆漆的，可那“唰唰”的磨刀声弄得他心脏一阵阵抽搐。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磨刀呢?那磨刀声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渐渐地，通过声音的变化，谭功达甚至能渐渐分辨出刀子的厚薄和形状了。天快亮的时候，那该死的声音总算停了下来。谭功达裹了裹被子，正要入睡，就听见一个妇人粗大的嗓门叫了起来：
　　“皮连生！皮连生！起来了！天都亮了，起来杀猪了！”
　　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
　　第二天中午，县里的一个办事员，自称是小魏的，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来到了胭脂井。他是来通知谭功达开会的。张金芳一听说县里派人请丈夫去开会，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笑盈盈地将小魏拽到家中，可又找不到个地方让人坐。小魏年纪不大，神色庄重严肃，始终绷着个脸。张金芳给他端了一杯茶，也找不到个地方放下来，尽管烫得她龇牙咧嘴，不断地换着手，可小魏假装没看见，始终没有伸手来接。他只说会议重要，不得缺席，随后转身就走了。
　　开会的地点仍在县委大楼的会议室。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人，会场上十分拥挤。谭功达刚上楼，就看见两个清洁工苦于挤不进会场而急得团团转。几名工作人员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来，谭功达才勉强通过。一进会场，他就感觉到热浪逼人，空气有点令人窒息。会场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呈阶梯状一层一层的迭了起来，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主席台前摆着一张木椅。由于一夜未睡，谭功达刚一落座，就不由得心跳加速，虚汗直冒。精心布置的会场，自有一派肃杀的气氛，使谭功达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

　　白庭禹宣布会议开始，一位年轻的干部首先发言。他在列举了谭功达的“五大罪状”之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上。他说谭功达不顾国家连续两年发生自然灾害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大兴土木，好大喜功，修造大坝，开凿运河，还异想天开地想出了一个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的荒谬计划，导致梅城民穷财尽，路有饿殍，光是官塘一乡就饿死了六个人。他甚至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犯了右倾冒进的严重错误。他把偌大的梅城县当成他个人的资产阶级桃花源，用十二万梅城人民的生命作抵押，来满足他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可他自己呢？”这位干部最后总结说，“一贯的思想反动，一贯的腐化堕落！平常住在宽敞的庭院中，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就在普济大坝坝毁人亡，兴隆、长旺两乡全被淹没的危急时刻，他却从梅城突然消失了。根据我们调查，他正和文公团的一名漂亮女演员打得火热……”
　　由于谭功达背对主席台，一时无法判断发言者到底是谁。他那金属般磁性而嘹亮的嗓音震得扩音器的话筒嗡嗡直叫。接下来发言的是刚刚升任副县长的杨福妹。她悲愤地回忆起自己与谭功达这个色狼在一起共事的屈辱经历。
　　她说，还是在她跟谭功达做秘书的时候，有一天快下班，谭功达忽然跑到杨福妹的跟前，两眼泛着绿光，问她哪儿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杨福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来那个了……
　　谭功达马上追问道：“那个是什么？”
　　“流血呗。”杨福妹告诉他。
　　谭功达又继续追问，“那血又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能不能让我看看?”
　　杨福妹说到这儿，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杨福妹哽咽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那颗善良而纯洁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接着，她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天，她因手头有一份重要的材料没有处理完，晚上就自动到办公室加班。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正准备下楼回家，突然看见谭功达和一个“长得很像林黛玉”的人正从门里出来，一时撞见了，十分尴尬。杨福妹虽然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看见那个像林黛玉的姑娘，脸色潮红，娇喘微微，凭本能一眼就能判断出谭功达跟她一定在办公室里干过什么肮脏的勾当：“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勾当呢？我就不便细说了。”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到了后来，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杨福妹说的所谓的事实，倒也不能说不存在。可经她一说，都变了味。他的确曾和杨福妹讨论过关于女人月经的事。不过，那完全是出于无知，并没有别的意思。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
　　……谭功达问她，那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要不要紧？
　　杨福妹莞尔一笑，仰起脸，看了他半天，忽然把脖子一扭，娇滴滴地问道：“老谭，你想不想看看？”说完，一把就抱住了谭功达的腰。谭功达吃她一抱，就知道大事不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杨福妹是单位里有名的老处女。谈了一溜儿对象，没一个成的。因她的长相颇有男人的威武，脖子上竟然还有突出的喉结，脾气性格十分古怪，男人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他的胳膊被杨福妹死死抱住，只得用力一抽，没想到却把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杨福妹顺势一倒，就扑在了他的怀里，把脸埋在他的胸前，闭着眼睛道：“抱紧我！抱紧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正这样没头没脑的想着，会场上有个女青年突然把手举了起来，要求发言。这是谭功达没有料到的，就连主持会议的白庭禹也大感意外。白庭禹笑了笑，示意女青年到主席台上来发言。女青年道：
　　“原先我们一直听说谭县长，不，谭功达，是个花痴，我还不信。心里想，一个花痴怎么能当上县长呢?可后来发生的事不由我不信！有一天，我去找他签字，楼上楼下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最后，就在这间会议室里，我找到了他。他当时正在为什么事情生气，拿过表格看了看，就凶神恶煞地对我说：‘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随后就把表格往我怀里一塞，他的手指，不偏不倚，正好戳在了我的……我的……反正是戳到我的要害了！”

　　一般来说，在法院里，被告通常是背对着观众，面向审判席，而谭功达的位置恰好相反。因此，他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罪犯或被告。这种特殊的安排，展览和恶作剧的意味十分明显。接下来的几个发言者所攻击的要害也大多与“风化”有关，可他们说来说去，似乎也只有一个白小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他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连白小娴的名字都不敢提！谭功达想到这一层，原来绷紧的神经反而松弛了下来。
　　会场的座席与主席台之间有一大块空地，由于会场拥挤不堪，许多人在地上铺了一层报纸或垫上一本书，席地而坐，呈圆弧形把谭功达围在中间。谭功达看见正前方的地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抱着双腿，下巴颏子搁在膝盖上，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她那眼神既纯洁又迷离，还有一点倦怠和慵懒。她身上穿着一件碎花白衬衣，那衣料的材质说不上是棉、丝还是绸，看上去十分柔软。衬衫的领口边垂下两根绿色的丝线，十分显眼。她穿着一条海军蓝的军裤，裤脚与袜子之间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谭功达觉得自己要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非得下一番巨大的决心不可。在县里，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她是新调来的吗？世上竟有这等的妙人！唉！就连白小娴、姚佩佩一流的人品，也还有所不及！一想到这个如花女孩，会长大结婚，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并且走上了一条与自己全然无关的轨道，谭功达的心里不禁隐隐作痛……仔细察看她的眼神，分明又带着刻骨的仇恨和鄙夷，谭功达又不免觉得自惭形秽。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文工团的团长。
　　他的结巴、停顿和吞吞吐吐，证明了这个人天良未泯。他指责谭功达常年纠缠文工团某演员（依旧不敢说出白小娴的名字），屡次以考察工作为名来团部与她厮混，强迫这名女演员与她谈恋爱。这名演员迫于他的婬威只得假装与他周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女演员终于认清了谭功达的反动嘴脸，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坚决顶住了谭功达的猖狂进攻，白璧无瑕地回到了革命群众阵营，并与谭功达彻底划清了界限。
　　“不久之后，她与鹤璧地委派来我团的一个年轻有为的舞蹈教师，名叫王大进的，经过互帮互学，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确立了恋爱关系。谭功达得知此事之后，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歇斯底里的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把‘那狗娘养的王大进’立刻开除！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顶住压力，没有站稳立场，对不起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我要作深刻检讨！王大进同志离开文工团之后，我团这名优秀的女演员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留下了至今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成天神思恍惚，疯疯癫癫，变得很不正常，至今还在家中疗养。我团的正常演出受到很大干扰……”
　　大会一直开到晚上五点钟才结束。谭功达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着白小娴发疯这件事。这是他和白小娴分手以来，第一次听到她的消息。他的心里闷得倒不过气来，盘算着要不要去夏庄看她一次。可一想到自己是个戴罪之身，再加上白小娴的母亲兄弟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他这一去，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他远远地看见张金芳手里捏着一把葱，站在门口，正朝巷子口张望。小腊宝似乎已经和邻居家的孩子混熟了，尖叫着在巷子里追逐嬉闹。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张金芳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们有没有给你安排新的职务？”
　　“大概还要等一等。”谭功达皱着眉头支吾了一声，心事重重地进屋去了。
　　张金芳见他疲惫不堪，满脸倦容，也不敢再问。谭功达一进屋，就见过道里添置了一台崭新的煤球炉，烧得正旺。炉火映在对面的墙上，衬出了袅袅的烟影。炉子上的一只钢精锅，咕嘟咕嘟得冒着热气，清香扑鼻。
　　看见丈夫呆呆地望着火炉发愣，张金芳推了推他，低声说：“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是姐弟俩。那做姐姐的，人很热络，也还和善。男的名叫皮连生，看上去有点凶，人倒挺大方。刚才他从外面杀猪回来，顺手就给了我一副猪小肠。现在差不多已经快炖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