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