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件好事，但袁世凯却怀着鬼胎，但亦无法，只好等纰漏出来以后再来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为吴长庆办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周家禄，将他找了去有话问。
　　“慰亭，”他问：“你是中书科中书？”
　　“怎么样？”袁世凯不置可否，先打听出了什么事。“你看！”
　　是北洋来的公事，说庆军保奖一案，中书科中书袁世凯，保升同知，业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档册，中书科中书并无袁世凯其人；请饬该员申复云云。
　　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平地起楼台，搞了个五品同知，这个职务是武职，故别称“司马”；但官却是文官，前程无量，比二、三品的副将、参将还值钱；忧的是资历上的中书科中书原是假冒的，这个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梦也就落空了。
　　心里七上八下，表面却很沉着，“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说：“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着猜，你当初拿来的那张捐官的‘部照’，姓不错，是袁，名字不是，当然是借来的。”
　　“是，是，周先生明见万里，这件事，”他打了个千说：“请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说，据实呈复，连庆公都要担个失察的处分。”周家禄紧接着说：“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容易，一个麻烦，要你自己挑。”
　　“那请周先生指教，是怎么样的两个办法。”
　　“先说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禄说：“这个办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凯为袁某某的改名。恢复原名即可。”
　　袁世凯不愿用这个容易方便的法子，因为他在韩国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关系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总理衙门章京，都知道有个在朝鲜立了功的袁世凯，一改名字，区区同知，有谁知道。
　　不过他拒绝的理由，却不是这么说，“周先生，实不相瞒，”他说，“原来的部照，是我一个堂侄子的，此人业已去世，恢复原名，有许多意外的纠葛。请说难的那个办法吧！”“难的那个办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动。吏部那些书办，花样之多，意想不到，他们一定有办法，不过‘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你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办。”“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办。”
　　“好！我暂且把公事压下来，等你到吏部活动，看结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谢、多谢。”
　　“慰亭！”周家禄笑道：“我有一首打油送你。”
　　说完，拈起笔来，就桌上起公文的稿纸，一挥而就；袁世凯接过来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一时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等他念完，周家禄哈哈大笑，袁世凯也只好陪着干笑几声，以示洒脱。
　　回到自己营帐，袁世凯自然而然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个举人，办事很扎实，托他去活动，万无一失。只是照周家禄说，花费须一千两银子，款从何出，却费思量。想来想去，只好去找张謇。他兼管着支应所，粮饷出入，大权在握，只要他点头，一千两银子就有着落了。见面招呼，一声“张先生！”张謇便是一楞，原来他称周家禄是“周先生”，叫张謇一向只“老师”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还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时不便责问，只冷冷地答一声：“有何见教？”
　　袁世凯也发觉自己错了，但亦不愿再改口，只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的困难，请张謇“成全”。
　　“成全不敢当，不过既然是朋友，理当相助。支应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给你；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你的公费每月二百两，你写五张‘领结’来，我把你的五个月公费先发给你。”
　　“好！请问领结如何写法？”
　　本来“印结”之结，当作承认事情已经结束来解释，辞句上不大好听，没有人去理会，只是袁世凯心里有病，将张謇所开的印结式样，拿回去一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领到某月份公费二百两，当面点清，成色分两，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决不致提出任何补偿的要求。倒象防他会耍赖似的，心里已经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当作作官秘诀来用的“六部成语”，其中“吏部”有一条常用的成语，叫做“甘结”，注解是：“凡官府断案既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画花押，谓这甘结”。顿时大为光火；原来所谓印结是这么一种做低服小的表示，不过画花押改为钤印而已，他觉得支应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闱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份，赴北闱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哪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殁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邻据寄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半，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祠，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璃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虏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这好象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今科恐怕无望。”“不然。”柯绍半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诱’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闱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闱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子“连三元”来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徐世昌指着签词：“‘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世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定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不是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这是吏部文选句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人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半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间。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沉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功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皮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话”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故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皮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皮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惟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棘德阴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防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皮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当时疆臣亦多主战，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