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呜炮恭送之下，启程入闽督师。
　　在此以前，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经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领兵四千五百人，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陆。
　　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李世贤踞厦门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窜。左宗棠的打算是，决不能让他们出海；由北、西、东三面收紧，压迫敌人南窜。福建之南就是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见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驱贼入粤，则援闽之师，随贼而至，会形成长毛与“友军”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着急。
　　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卓兴所率领的粤军，不过八千之众；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虽是广东人，新统一军，亦多粤籍，却不能算粤军，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而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长毛，暗挡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
　　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衡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平乱。乱党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余孽。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沦陷，在福建的官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月间由其党羽林戆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自称“东王”；“南王”是林戆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
　　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
　　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林戆晟败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肃清残余乱党，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
　　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
　　打定主意，仓卒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那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网。
　　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仇报仇的心理，淬厉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于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溃。本来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在万松关上扎营。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长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驻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犄角之势。
　　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专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入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
　　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长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处，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
　　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都不肯逃，结果中枪阵亡。溃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
　　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军一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
　　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肃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
　　这两场胜仗才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驱贼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遮断了。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功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成为“困兽”了。
　　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
　　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决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再未变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迭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离松林凰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请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阜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皮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别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皮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皮，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皮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
　　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于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市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了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皮，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有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金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长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为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皮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端了。瑞鹿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州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连，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典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的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功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得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韧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
　　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首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末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
　　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翼在保案上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
　　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不大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迭次委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加了布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赡恤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番。
　　本来还想亲谒墓门，无奈有件大事在办，忙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
　　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的意志强毅，蓄志之事，非见诸实行，不能甘心。当时奉命入闽督师，不能躬亲料理，却并未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

　　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救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到轮船、铁路、火器的粮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易于相处。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国在华势力，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制抑英国的势力，只有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同种，所以与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无故背弃，道义有亏。
　　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几已成不两立之势，李鸿章办洋务，倚总税务局英国人赫德为重；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建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
　　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瞀，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经策划得很周祥了。
　　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非常高兴，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实，宜于开槽建坞。兼以密迩省城，稽察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募师匠，瞀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厂成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须银五六万两，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计，不过三百多万。
　　这三百多万银子，从何筹集？当然煞费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有一百万银子，能应付得了头一年，此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
　　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袖手；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有此三处财源，尽可放手办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应诏陈言，以为剿捻宜用车战；平回则千里馈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
　　复旨对车战、屯田之议，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过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择定马尾山下，潮平之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然后议土木、议工匠、议经费，大致妥协，订立草约，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当然，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与左宗棠晤见之下，对于所订草约，并无异词，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却有意见，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的一块陆地，基址不够坚固。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个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议，作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正在起劲的时候，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在左宗棠虽觉突兀，但稍一细想，便知事所必然，势所必至，并非全出意外。同时想起历史上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雄心陡起，跃跃欲试，相当兴奋。
　　在胡雪岩却是件非常扫兴的事，而且忧心忡忡，颇有手足无措之感。因此，到总督衙门向左宗棠道贺时，虽然表面从容，一切如常；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小同乡吴观礼。此人字子儒号圭庵，本来是一名举人；才气纵横，做得极好的诗。由于胡雪岩的推荐，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担任总理营务处的职司，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赞军务，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
　　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这就因为是读书多少的缘故。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
　　“雪岩，”吴观礼问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话问得很率直，胡雪岩也就老实答道：“是的！以后无论公私，我都难了！”
　　“不然！不然！”吴观礼大为摇头。
　　照吴观礼的看法，出关西征，总得三年五载，才能见功；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势与剿捻不同。捻匪窜扰中原，威胁京畿，在朝廷看，纵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克日收功。事势急迫，不容延误。
　　西征则在边陲用兵，天高皇帝远，不致于朝夕关怀，其势较缓，公事自然比较好办。至于私事，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可资荫庇，处处圆通。一旦靠山领兵出关，远在西陲，鞭长莫及；缓急之际呼应为难。吴观礼认为亦是过虑。
　　“你要晓得，从来经营西北，全靠东南支持；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会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为。”吴观礼拍拍胡雪岩的肩说，“你没有读过‘圣武记’，不知道乾隆年间的‘十大武功’。经营边疆，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如今派了我们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杨以来的元戎勋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两位两次；从此以后，只怕曾左要并称了。”
　　最后一句话，点醒了胡雪岩；满腔忧烦，顿时一扫而空。靠山虽远，却更高大稳固；了解到这一层，就不必发什么愁了。
　　“多承指点。”胡雪岩很高兴地说，“索性还要费你的心，西北是怎么个情形，请你细细谈一谈。”
　　“我们先谈谈造轮船。”左宗棠极坚决地说：“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要我赶出关；这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我不会离开福建。”
　　“是的。”胡雪岩问道：“定局以后，交给哪位？”“着！你问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数月，才能有此结果，倘或付托非人，半途而废，我是不甘心的。这一层，我还在考虑；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
　　“那何消说得。不过，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为止。”“不然。我离开福建，你还是要管。”左宗棠说，“管的是船厂。这件事我决不能半途而废，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道盘算过多少次，这件事办成，比李少荃所办的洋务，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于争胜之心。他的好胜心是决不因任何的规劝而稍减的；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仔肩，非“顶石臼做戏”不可了。不过，刚才那句“问在要害”上的话，并无答复，还得追问。
　　“大人这么说，我当然只有遵命。”胡雪岩说，“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位？”
　　“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雪岩，你最聪明不过；没有什么你不能相处的。惟其我付托了这个人，更得借重你——。”
　　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胡雪岩却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托的，是个很难‘伺候’的人。
　　这就更急着要问：“是哪位？”
　　“沉幼丹。”
　　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沉葆桢。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外之感。细想一想，付托倒也得人；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为法例所不许。兼以丁忧，更成窒碍。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来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看个奏稿。”
　　奏向洋洋千言，畅论造船之利；最后谈到主题：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咨防；且恐要约不明，后多民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沉荷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有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余亦以为然。臣曾三次造庐商情，沉荷桢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沉葆桢，勉轻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