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的发展，实在出人意表。第一、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李鸿章及常胜军戈登合力猛攻之下，于四月初六十复；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一定乘胜西趋，直扑金陵，为曾国荃助攻。哪知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却以伤亡过重，亟须整补为名，按兵不动。这是为左宗棠、胡雪岩所预料到的，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到的大功，有意作态。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梦呓的“诏令”，说“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过了两天，“天王”服毒自尽，实现了他“上天堂”的诺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岁儿，名叫“洪天贵福”；称号唤做“幼天王”。
　　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而京里重臣、京外督抚，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国十余年的积聚，尽萃于“天王府”，足可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解的协饷，可以不解，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象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便将复成浙江的饷源。他曾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其实不当它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龙膊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曾国荃用兵，独得一“韧”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韧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无时或已的炮声，遮掩他掘地道的声响。
　　金陵围了两年，曾国荃从朝阳门到钟阜门，挖过三下多处地道，有时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丛葬其中；有时是为长毛所发觉，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内的士兵，忽然发现一枝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长毛行军休息，随意将矛一插，而官军轻躁没脑筋，使劲将那枝矛往下拉，长毛始而大骇，继而大喜，掘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其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
　　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药，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曾国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头敌”；哪一营“二敌”？
　　诸将默无一言。便按官职大小，个别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依旧沉默；便只好问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愿打头阵，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便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内用粗布包皮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水烁金一般，炸药决无不燃之理；万千将士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
　　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这一次看起来又是陡劳无功。各营将士，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时；突然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二十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
　　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捷报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伪勇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奏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伪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孚泗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雪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梁一梦，锡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携；李臣典一夜之间，御十数女子，溽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僮，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遁走的长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我送三万银子酬谢。”
　　说着，他与他的书僮都将袖子抹了上去；但见四条手臂上，戴满了金镯子；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
　　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迭迭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沉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致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福真，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干、“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大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迭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在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惟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首高！”他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皮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皮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皮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
　　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沉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沉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画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事：“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草，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麦饼。你信不信？”“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致于说出“大锯活人”的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楞在那里作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在，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要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家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
　　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回——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关，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过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皮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致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五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把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说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痊；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乡”。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分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就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冤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设；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天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去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北；浙北的水利父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费。”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筹得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娇饰之词，胡雪岩亦是十分可敬。“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是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冶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予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分；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帮，分拨过示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生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二十万不多，只限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为浙江阜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行手棋”，用来箝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分，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决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致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沉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沉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沉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是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以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末，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左宗棠答道，“惟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执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辩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不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罗，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一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功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查明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欣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蒙明”，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象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蒋朗蒋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迭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
　　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皮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
　　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
　　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
　　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请，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收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
　　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
　　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
　　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功夫。”
　　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
　　“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
　　“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款，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
　　“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
　　“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
　　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
　　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
　　“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惟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
　　“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惟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致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
　　“承情之至！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芗泉就是。”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然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纵汉有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须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
　　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末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仅，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
　　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
　　“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
　　“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
　　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在这百忙里，左宗棠还是时常约见，有一天甚至来封亲笔信，约他第二天上午逛西湖；这下，胡雪岩可真有些啼笑皆非了！但亦不能不践约；只好通宵不睡，将积压已久，不能不办理，原来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了结的几件紧要事务，提前处理。到曙色将透之时，和衣打个盹；睡不多久，一惊而醒，但见是个红日满窗的好天气，急急漱洗更衣，坐上轿子飞快地直奔西湖，来赴左宗棠的约会。
　　轿子抬过残破的“旗营”，西湖在望；胡雪岩忽然发现沿湖滨往北的行人特别多。当时唤跟班去打听；才知道都是去看“西洋火轮船”的。
　　胡雪岩恍然大悟，并非有逛西湖的闲情逸致；只是约他一齐去看小火轮试航——这件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早在夏天，就听左宗棠告诉过他，已觅妥机匠，试造火轮。他因为太忙，不暇过问；不想三、四个月的功夫，居然有了一艘自己制造的小火轮。这是一件大事！能造小轮船、就能造大轮船；胡雪岩的思路很宽也很快，立刻便想到了中国有大轮船的许多好处。越想越深，想得出了神；直到停轿才警觉。
　　下轿一看，是在西湖四大名刹之一的昭庆寺前。湖滨一座篷帐；帐外翎顶辉煌，刀光如雪；最触目的是夹杂着几名洋人，其中一个穿西装；一个穿着三品武官服色，大帽子后面，还缀着一条假辫子。胡雪岩跟他们很熟，这两个洋将都是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已改武就文，被委充为宁波新关的税务局，所以换穿便服；另一个叫德克碑，因军功保到参将，愿易服色，以示归顺，颇为左宗棠所器重。看到湖中，极粗的缆绳系着一条小火轮，已经升火待发。胡雪岩亦随众参观，正在指点讲解时，左宗棠已经出帐；在文武官员肃立站班的行列中，缓缓穿过，直到湖边站定，喊一大声：“请胡大人！”
　　胡雪岩被唤了过去，行完礼，首先道歉：“没有早来伺候。”又笑着说：“曾中堂李中丞都讲究洋务，讲究坚甲利兵，现在都要落在大人后头了。”
　　这句话恭维得左宗棠心花大开，“我就是要他们看看！”他摸着花白短髭点头，“所以我特意要请你来看，只有你懂得我的用意。”
　　胡雪岩不敢再接口，因为随口恭维，无甚关系。一往深处去谈，不知道左宗棠到底有什么主意；而且他自己对此道亦还不甚了解，不如暂且藏拙为妙。
　　好在此刻亦不是深谈的时候；主要的是要看。一声令下，那条形式简陋的小火轮，发出“卜卜卜”的响声，激起船尾好大一片水花；但机器声时断时续，就象衰迈的老年人咳嗽那样，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这时在湖边屏息注视的官员、士兵、百姓，不下上万之多；都为那条只响不动的小火轮捏把汗，惟恐它动不了，四名负责制造的机器匠，更是满头大汗，不断地在舱中钻进钻出；忙了好半天，终于听得机器声音响亮了起来，而节奏匀净。然后蓦地往前一冲；胡雪岩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谢天谢地，动了！”
　　动是动了，却走不快；蹒蹒跚跚，勉强推动而已。费了有两刻钟的功夫，在湖面上兜了个圈子，驶回原处。承办的一名候补知府，领着戴了红缨帽的机器匠来交差；脸色很深沉的左宗棠，仍旧吩咐，赏机器匠每人二十两银子。
　　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都觉得意兴阑珊；胡雪岩也是如此。站班送走了左宗棠，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那知到得傍晚，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说的是“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
　　到了行辕，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胡雪岩先见左宗棠；然后与德克碑、日意格行礼，彼此一揖，相将入席。左宗棠虽是主人，仍居首座，左右两洋将，胡雪岩下首相陪；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分儿了。
　　“办洋务要请教洋人。”左宗棠对胡雪岩说：“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说仿制的式样，大致不差，机器能够管用，就很难为他们。不过，要走得快，得用西洋的轮机。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你不妨看看。”
　　“是！”胡雪岩试探着问：“大人的意思是——？”“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左宗棠答非所问；然后略略回头，嘱咐蔡通事：“你问他们，我想造轮船机器，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
　　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一个讲过一另一个讲；舌头打卷，既快且急，显得十分起劲。“回大帅的话，”蔡通事说道：“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不但可以代雇洋匠，而且愿意代办材料，设厂监造。如果大人有意，现在全浙军务告竣；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
　　“喔！”左宗棠点点头，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
　　胡雪岩会意，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问询；最着重的是经费。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并不能有问必答。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引伸推比，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
　　左宗棠送走洋客，留下胡雪岩，邀到签押房里坐定，第一句话就说：“雪岩，我想自己造兵轮。”胡雪岩吓一跳，“这谈何容易？”他说，“造一个船厂，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不说多，算造十条，就是两三百万。闽浙两省，加上两江，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
　　“不错！不过，你不要急；等我说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但办得通，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雪岩，”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李少荃的学问，是从阅历中来的，不过这几年的事；他点翰林，不过靠一部诗经熟。我做学问的时候，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我从道光十九年起，就下过功夫——。”
　　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英国军舰犯境，爆发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这一年，陶澍病殁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迁居陶家，代为照料一切，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小说；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载记、官私文书凡是有关海国故事的，无不涉猎。所以谈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他不算全然外行。
　　“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于古无征；不过举一反三，道理是一样的。海船不可行于江河，不然必致搁浅。可笑的是，衮衮诸公，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说起来，李少荃的洋务，懂得实在也有限。”
　　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没头没脑，无从捉摸；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当即老实问道：“大人指的是哪件事？”
　　“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
　　“喔，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当时杭州被围；后来杭州失守，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一切都隔膜了；只知有这样一件事，对来龙去脉，完全不清楚。”
　　“我很清楚。这重公案的始末经过，我细看过全部奏折，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小号火轮四只，船价讲定六十万银子，李泰国擅作主张，一加再加，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至于火轮到后，轮上官兵薪饷、煤炭杂用，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这还不算，火轮上的官兵，都要由英国人管带——。”
　　“我打句岔，”胡雪岩截断了话问：“这为了什么？”“喏，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左宗棠真是有心人，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谕与奏折，抄辑成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递给胡雪岩，让他自己去细看。
　　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入会衔的奏折，一开头就说：窃臣等前以贼氛不清，力求制胜之方，因拟购买外洋炮船，以为剿贼之资，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奏上谕：“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赋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等因，钦此；遵即咨行各该督抚。
　　旋据两江督巨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读到这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胡雪岩说道：“如用于剿贼，只须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何致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就是这话罗！衮衮诸公目贵目贵不明，于此可见。你看年这一篇！”
　　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说的是：查前后廷旨购办轮船七号，不惜巨资，幸而有成，闻皆将到海口矣！惟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俱于海关支扣。窃计国家帑藏空虚，倏而岁增巨款，度支将益不给。
　　当始议购买之时，原以用中国人力，可以指挥自如，且其时长江梗塞，正欲借此巨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氵伏州，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
　　巨窍见轮船经过长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趋避不汲，时有胶浅之虞。盖江路狭窄，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
　　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其势之使然也。平时一线直行，犹且如此；临阵之际，何能盘旋往复，尽其所长？是大江之用轮船，非特势力少逊，究亦有术穷之时，今会其入江，实有不借彼战攻之力；若顿诸海口，则又安闲无所事事。
　　看到这里，亦可以掩卷了。购造大轮船，非是为了剿匪；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金陵将次合围；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大功之成，已有把握，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而况他所作的譬喻，如“健儿持长矛于短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衡诸海轮和示范的实况亦甚贴切。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难以与谋；得此一奏，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
　　“然而，今昔异势，”左宗棠说：“福建沿海，非兵轮不足固疆圉、御外敌。雪岩，你以为如何？”“是！大人见得远。”胡雪岩答说，“督抚担当方面军务；如今内乱将平，外患不可不防。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守土之责，全在大人。如果不作远图；虽不致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
　　所谓“叶大人”是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拿他作比，稍觉不伦；但就事论事，却是前车可鉴。左宗棠很起劲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益见得我责无旁贷，雪岩，我决计要办船厂。”“只要经费有着，当然应该办。”
　　“经费不必愁。当然购船，是由各海关分摊；如今当然仍照旧章。不过，闽浙两海关，格外要出力。”
　　“那是一定的。不过——。”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