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所以胡瑗 苏 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 洛所袭用。
　　苏 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 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 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伊 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
　　谢上蔡监京西竹木场，朱子发自太学与弟子权往谒。坐定，子发曰：“震愿见先生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与贤说一部论语。”子发私念日刻如此，何由亲款其讲说？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nèn）地看。”
　　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因师弟子双方学业皆有根底，故重于讨论，不重于诵读讲贯，遂有语录。】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观上引程、谢初见事可知。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更为后世称道。其时则龟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为湖北提举，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从龟山求书见上蔡，先修后进礼，邑人皆惊知县不接监司。此等风气，唐人绝不知之。然若无此，天下将惟以科目官阶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门第与和尚。）惟若学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学者先未有相当基础，直接从事此种最高理论之参究，】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

　　张绎家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此，或曰：“读书所致耳。”乃始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张亦从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伊川归自涪（fú）陵，张始往从学。按：唐人【此指贵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显达而务读书。读书有悟，觉科举显贵有所不足，则入佛老矣。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 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关学所以较少此弊者，因横渠兄弟以及吕大临兄弟等，皆僻处关中，又兄弟宗族自为研习，异乎洛中为四方人物往来走动之所凑集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贵族世家已消灭，平民社会中向学分子日多，而国家无教育机关，故私人问学之风更甚。】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
　　象山年谱谓：“先生为国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房无虚宇，并假于馆。先生既归 ，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门人彭世昌，于贵溪 应天山结庐迎先生讲学。先生登而乐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胜处为方丈，学徒各来结庐。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归，中间亦往来无定。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一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而此种讲学之最大困难，则为来学者之程度不齐与来去无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规定时日，分深浅高下之步骤，使学者必经相当期间毕其所业而去。
　　在此情形下，产生讲学家的朱陆两大派。
　　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设教，直指本心。
　　此源于二程。【可称为“语录派”。龟山、延平相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程门见人静坐，便谓是好学。象山实近此路。而朱子讨论讲说不倦，转异二程之高简矣。】象山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象山能一一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者。陆学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则想选定几部最重要的书本。
　　此亦源于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称为“训注派”。语录派长于活的指点，训注派则在使人有轨迹可寻。语录派在于分别指示，各自参悟，故其精神向里，而无一定的格套。训注派则向外求索，共同有一个自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门径与规模。】如尹和靖见伊川半年后始得大学、西铭看。
　　先为此数书下明白确切的训注。
　　宋人皆有志为六经作新注疏。王安石 诗、书、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天下，一面为学校诵读之教本，一面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此下如程伊川 易传等，皆从此风气来，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让学者各自研读，【此即补学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补讲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学，为幼年家庭习行，亦所以补讲堂教育之未备。】
　　象山年谱谓：“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适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两派流传各有所适，朱子的四书集注遂为元代取士准则。
　　元 明考试程式，大抵第一场经义，四书用朱氏章句 集注，诗 朱氏（集传），尚书 蔡氏（沉 集传），周易 程（伊川 易传）、朱（本义），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三传胡氏（安国 传），礼记古注疏。永乐以后，有四书 五经大全，古注疏遂废。

　　元人又有学官讲书之制。
　　元制，凡学官朔、望讲说，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此等乃官场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题发挥，有所讽谕颂扬，失上司意者。要之与讲学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讲学，则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吴康斋为明儒开先，其居乡躬耕食力，从游者甚众。尝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说学，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一日刈（yì）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环境中，讲学者无有不讨厌笺注支离而走上实际经验之一途，即所谓“笃实易简”者是。陈白沙、王阳明皆此一脉。【清代颜、李亦从此来。】
　　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传习录中与哑者之笔谈。惟阳明亦注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明儒学案，王门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派，几乎遍布全国。】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泰州学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谿（xī）、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qiáo）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 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兹将宋、明学者讲学变迁，列一简表如次：
　　一、私人寺庙读书。【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书院。【此系私人学塾性质，如孙复泰山书院、周行己浮沚书院等。】
　　三、州学。【此系由私人设教渐变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性质，如应天书院等是。】
　　四、太学。【此由地方学规制上推至国学，如胡瑗之主教太学是。】
　　以上自私人书院至太学为一线，属学校之进展。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
　　五、私人讲学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讲学为学校之变相，与前一系统不同。
　　六、私人讲学之第二期：【如朱、陆。】两期之不同处，主要在同时所集门徒之多少，而影响及于其他。
　　七、私人讲学之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此期讲学与前期不同处，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
　　以上私人讲学之三期为另一线，属学会之进展。因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遍，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庆历、熙宁一段，及明洪武、永乐一段外。】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
　　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
　　与宋、明儒较近者，惟先秦诸子。惟先秦诸子，大率先受政府【国君。】或贵族【卿大夫、诸公子。】之豢养，而附随沾润及其门人子弟。【此为当时社会情势所限。】宋、明讲学，则纯系社会平民学者间之自由结合。纵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陆、阳明，皆以在职之身连带讲学。然其讲学则纯系私人交际，与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较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动；而宋、明儒则比较倾向于下行性，即社会活动。两汉儒生除太学、郡县学校外，亦多私门授徒，有一师拥数十、数百生徒者；然所讲限于五经，以训诂考据阐述经义为主，与先秦、宋、明讲学以各人之思想学术为主者大不同。】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
　　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
　　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
　　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
　　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皮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则如朱子所云：“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学章句序。所谓“古昔”，即他们之理想境界也。此后王阳明拔本塞源之论，更畅发此意，见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末一节。】他们可说是一种“秀才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
　　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复活与翻新。彼辈与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谓“天”。【而先秦儒讲仁义，似嫌偏于人事，道家遂起犄（jī）其后，阴阳家则还取道家之自然观，以补儒学之不足，遂以阴阳五行求天道，而颇涉于怪迂。宋儒以“理”字释“天”，亦颇采酌道家、阴阳家之长，以弥缝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为先秦儒所言心性补充了许多存养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屡言心性，并注意及于心性之存养，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于此方面，提出“敬”、“静”等字，颇采酌道家、佛家之长。】
　　在畸轻畸重之间，遂有程 朱“性即理”与陆 王“心即理”之分别。亦即在畸轻畸重之间，而有晚明 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之纠驳。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学目宋、明儒，则犹未能通观宋、明儒之大体也。【论宋、明学渊源，当着眼范仲淹、胡瑗，则得其真相矣。】
　　他们对自身同有一种严肃的态度，来遵行他们一种纯洁高尚而肫挚的信仰。对他人则同时有一种开明的理性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教育。
　　不幸当时社会智识界之扩大，比他们那一种宗教【或教育。】之进展还要快得多。【即是有机会读书以及有资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数量上超过甚远。】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徒抱理想，而无法实现。他们对政治常是悲观，或持反对的态度。结果政府【为一辈官僚所盘踞。】亦常敌视他们，屡兴党狱。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党禁，王阳明亦几不免。明代书院屡遭焚毁。
　　而让有名的东林党来结东这一个最后的冲突。
　　顾宪成尝言：“官辇毂（gǔ），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请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可见东林精神极端注重政治与世道。稍后复社诸子，虽以时文相号召，与东林讲性理不同，然其为一种社会结党，足以上撼政治则一。
　　此种社会讲学、结党干政之风，自宋迄明，弥后弥盛，潮流所趋，至清人入主而中绝。【东汉党锢之狱，由名士清议所激起。唐代之牛李党争，北宋之新旧党争，皆由在朝官僚实际政事之争。与宋、明儒聚徒讲学，而引生朝野之争者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