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吉-腾诺口述）
　　“我比科利亚-日丹诺克大，我应该走在前头。刀子在刀鞘里，插在腰间；手里紧握着老虎钳。我告诉他：‘等我剪断了第一道铁丝网，你就跟上来！’”
　　我匍匐前进。恨不得把身子庄进土里。要不要看着哨兵？看，就是看到威胁或者可能用自己的目光把对方的目光吸引过来。真想看！不，不能！
　　离岗楼越来越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等待着一梭子子弹打到自己身上。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也许哨兵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我，故意站在那里耍弄我吧？让我再爬一会儿？……
　　已经爬到前排铁丝网了。横过身子来顺着它，切断了第一根铁丝。拉得很紧的铁丝网突然松了下来，哗地抖动了一下。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没有。也许只我一个人听到了这哗地一声。这响声可够大的呀！又切断了一根铁丝网。再切断第三根。把一条腿移过去，再移过另一条腿。裤子被已切断的铁丝上的铁蒺首挂住了，急忙把它搞开。
　　爬过几米耕松了的土地。后面传来沙沙的声音；是科利亚跟上来了，可他为什么弄得这样响！？啊，这是他拿的公事包皮在地上擦出的声音。
　　已经爬上主要障碍地带的斜坡了。这里的铁丝网是十字交叉的。又剪断几根。前面就是布鲁诺蛇形螺旋纹铁丝网。剪了两次，清理出一条小路。接着又切断了主要地段的几根铁丝。我们一定是连呼吸都停止了。没有枪声。是不是哨兵在想家？还是他今天晚上要去参加舞会！
　　身体已经移到障碍地带的外缘了。这里也有螺旋纹铁丝网。又被它挂住了。剪开。不要忘记，也不要缠到里面去——前面还应该有一排外线的斜向铁丝网。对，这就是。把它也剪断。
　　现在该朝土坑爬去了。没有弄错，土坑就在这里。我滚到坑里。科利亚也跟着滚下来。我们端了喘气。快些往前走！马上就要换岗，马上就要布置军犬了！
　　我们爬出土坑，爬向炉渣堆成的小岗子。这时仍旧不敢回头望一眼。科利亚着急了，他想快爬，他抬起身来四肢着地爬行。我把他按下去。
　　我们完全匍匐前进，爬过了第一道炉渣土岗。我把老虎钳放在一块石头下面。
　　前面就是大路。一直爬到路旁边我们才站起来。
　　没有开枪。
　　我们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不慌不忙地走：现在该装成不受看管的自由人的样子，自由工人们的工棚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把胸前和裤腿上的号码布撕掉了。突然，黑暗中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像是从警备部队营房往村里去的。是两个士兵。可是我们后背的号码布还没有来得及撕掉呢！！！于是，我大声说：
　　“瓦尼亚！咱们去喝它半升怎么样？”
　　我们慢慢地走着。还没有上路，但已经离路很近了。我们故意慢慢走，好让他们两人先过去，但是，我们并不躲闪，不扭转自己的脸，径直向两个士兵走去。为了不把背转向他们，我们两人慢得几乎停下不动了。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自己的事，在离我们大约两米的地方走过去了。这时我们两人才彼此把背上的号码撕下来！
　　没有被发觉！？……我们自由了！？下一步是要到村里去弄辆汽车。
　　但是，怎么回事？？劳改营上空升起了一颗照明弹！接着，第二颗！第三颗……
　　我们被发现了！马上就会追上来！跑！
　　我们不敢再多看，没有工夫再思考、判断。似乎是我们的全部伟大计划已被粉碎。我们朝着草原拼命奔跑，只要离开劳改营远些！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跌倒，爬起来……可是，那边的照明弹却还在一颗颗地升起来！根据过去逃跑的经验，我们设想：现在马上就会派人骑马来追捕，并且带着一群军大；他们会分头向草原的各个方向去追。于是我们只好把全部珍贵的马合烟不断地撒在自己走过的地方，同时不断地向前跳跃。
　　这就是偶然性！就像迎面飞来了一只乌鸦，一种完全无法预见的偶然性！生活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些万幸或不幸的偶然性在守候着我们。但只有在逃亡中，只有在最危险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才会充分感受到偶然性的全部分量。在腾诺和日丹诺克爬出铁丝网三、五分钟之后，完全偶然地劳改营营区的电灯全部熄灭了。正因为这样，岗楼上才开始打出照明弹（那一年埃克巴斯图兹还储存着很多这种照明弹）。假如两个逃跑者晚爬出五分钟，那么，警觉起来的卫兵就可能发现他们并开枪射击。但假如逃跑者当时能够在照亮的天空下面控制住自己，冷静地看看营区，他们就会发现路灯和探照灯全灭了，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去搞到一辆汽车，那么，他们的整个逃跑就会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但是，他们的处境是；刚刚爬出来，营区上空立刻亮起照明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肯定是追我们的，冲我们来的！是营区电力网的短暂的停电把他们的逃跑计划全部打乱了。
　　既然如此，就必须在草原里绕个大圈子，躲过眼前的村镇。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科利亚有些怀疑我领的路线是否正确。真遗憾。
　　但是，终于走到了通往巴夫洛达市的铁路线。我们高兴极了。站在铁路路基上回顾埃克巴斯图兹，为其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所震惊：从来没有觉得埃克巴斯图兹竟占有这么大一片土地！
　　我们各找了一根根子当拐杖，每人踩着一条铁轨往前走。这样，只要有一列火车通过，军犬就再也无法追踪我们了。
　　我们这样走了大约三百米，然后跳跃着又进入草原。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呼吸轻松，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想放声歌唱，叫喊！我们互相拥抱。我们是真的获得自由了！我们充满自尊感，因为我们下决心逃跑，实现了逃跑计划，把那一群猎犬们哄骗过去了！
　　虽然还是刚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却觉得主要事情已经完成了。
　　天空晴朗，深造，满天星斗。在劳改营里，由于灯光的照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空。以北极星为准，我frJ按“北北东”的方向前进。然后，往右一偏就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逃出劳改营的第一夜必须尽量跑得远些。走得越远，就可以使追捕队的搜索范围的半径加倍地扩大。我们一边哼着各种语言的轻快豪爽的歌曲，一面加紧脚步，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快速前进。但是，由于我们许多月来一直呆在狱里，我们的腿已经不大会走路了，走起来很累。（这一点我们倒是预见到了，所以原来是打算乘汽车逃的呀！）我们开始不时地躺倒在地，两人仰身把腿互相支成“人”字形，这样歇一会儿，起来再走。然后再躺下。再走。
　　奇怪的是，背后的埃克巴斯图兹上空的灯光久久不消失。我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仍旧看得见那空中的灯光。
　　但是，夜就要过去，东方已经发白。白天，我们不仅不能在这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走，甚至丧这里躲藏都很困难。这里没有灌木丛。连比较高的草都没有。可是，我们知道追捕队是一定会利用飞机的。
　　于是我们就用小刀子挖坑（地很硬，有石头，挖起来很困难）。我们挖了个约有二尺宽、一尺深的土坑，两人并排躺进去，把一些干黄刺人的锦鸡儿草盖在身上。现在能睡一觉就好了，恢复一下体力！可是，根本睡不着。这白天的不得已的躺卧超过了十二小时，它比夜间的急行军还累人。脑海里翻腾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各种回忆……九月购炽热的阳光直射在身上，没有水喝。也不会找到水喝的。是我们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逃跑规矩：应该在春天跑，不能在九月跑。但是，我们原计划是要搞到一辆汽车的呀！……我们从早上五点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一直躺到晚上八点钟！全身都麻木了，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姿势：稍一坐起，动一动盖在身上的锦鸡儿草，就可能被远处的骑兵发现。我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两套衣服，简直要热死了。忍耐吧！
　　只有等到夜幕降下之后，时间才是属于逃跑者的！
　　我们从坑里起来，但站立不住，两腿酸痛。我们慢慢往前走，想逐渐把肌肉活动开。浑身无力，因为整天吃的是干通心粉，吞咽葡萄糖片。渴得厉害。
　　甚至在夜晚，今天已不比昨天了，还得提防埋伏，因为毫无疑问已经用无线电通知各地了，一定往各个方向都派出了汽车，特别是鄂木斯克方向。有趣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现我们铺在地上的两件棉衣和象棋的呢？根据衣服上的号码，甚至不必按名单点名，立刻就会知道是我们两个人跑了。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第二天清早，几个出工棚较早的爱干活的人发现了地上的两件冻得冰冷的棉衣。很清楚，这是在地上放了一夜的。于是他们就撕掉号码，把棉衣被在自己身上了：棉衣，这可是好东西呀！所以，看守根本没有拾到棉衣。被剪断的铁丝网只是到星期一傍晚才发现。而且是按照名册对了一天才弄清楚逃跑的人是谁。早知如此，逃跑者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公开地走路或坐车！就因为没有冷静地分析照明弹问题，白受了多少苦啊！
　　当劳改营里渐渐摸清星期天夜晚逃跑的真相时，人们想起那天灭灯的事来，赞叹不已：“嘿，真精！干得漂亮！他们怎么把电源切断的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是熄灯帮助了逃跑者。
　　我们第二天夜间的前进速度一小时不超过四公里。两腿痛得厉害，不断地要躺倒休息。渴！想喝水冬一夜之间走了不过二十公里。又得找个白天躲藏的地方了，又得躺倒受一天罪！
　　仿佛前方有个建筑物。我们小心地向它爬去。原来是几块大漂石。草原上竟会有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说不定石头的凹坑里面会存着一点水呢？没有……有一块大漂石下面有一道沟。也许是胡狼打的洞。钻进去可不容易。万一它倒下来呢？那我们将被压扁，而且还不会马上死去。已经有些冷了。直到早晨也没有睡着。白天又没有睡。于是拿出刀子来在石头上磨：昨晚用它挖坑时弄钝了。
　　白天，我们听到很近的地方有车轮声。糟了，我们就在大路旁边呀。一个哈萨克人赶着大车紧贴着我们这块大石头过去了，嘴里还嘟嚷着什么。跳出去。追上他？也许他带着水？但是，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怎么能抓住他呢！倒是我们会被人们看见；
　　追捕队看来并没有走这条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从下面朝四下看了看。相距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间破房。我们爬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井？！不，已经扔满垃圾了。角落上有一堆干稻草屑。在这里躺一会儿吗？躺下了。还是睡不着。噢，跳蚤咬得厉害！多么大的跳蚤呀！真多！科利亚身上的比利时西装是浅灰色的，那上面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赶紧抖掉。拍打掉。我们又爬回胡狼窝去。时间在流逝，力气在消失）可是却不能前进。
　　黄昏时我们起来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渴得难受。我们决定把前进方向再偏右些，早些起到额尔齐斯河。晴朗的夜空星光闪闪。飞马星座和英仙星座在我看来好像共同组成一个像我们一样低着头毅然往前走的老牛的轮廓。我们也在往前走。忽然，前面飞起了一颗照明弹！难道他们已经赶到前面去了？！我们惊呆了．我们看到铁路路基。眼前就是铁路。没有打第二颗。但一束探照灯灯光顺着路轨照射过来，光束不断地向铁路两旁摆动。一辆轨道车开过来了，这是在查看草原。马上会发现我们，那就完了……躺在光束下面等着被人家发现！真窝囊！
　　轨道车开过去了。没有发现什么。我们高兴得跳起来。虽然跑不动了。但还是盼望着尽快地离开铁路，走得远些。这时乌云密聚，天黑起来。我们两人忽左忽右地走着，迷失了正确方向，完全凭猜想往前走。速度也越来越慢，也许还走了些不必要的弯路！
　　毫无收获的一个夜晚！……又快天亮了。又得采集锦鸡儿草。又要挖坑。可是我的土耳其式弯刀不见了。大概是在躺着或者在铁路路基上跳跃的时候丢掉了。糟糕！逃跑者怎么能没有刀？我们用科利亚的刀挖了一个坑。
　　只有一点可以自慰。早就有人预言，说我要在三十八岁上死去。当海员的很少有人不迷信。但是，到了这一天早晨，就是九月二十日，我就满三十九岁了。三十八岁要死的预言已经与我无关。那就是说，我还会活下去！
　　我们又躺在坑里。不能活动。没有水呀……哪怕能睡着也好啊！但是，睡不着。能下一场雨也好1时间拖得太长了。不妙。逃出来已经三昼夜，而我们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到。我们每天只吃五片葡萄糖片。而且我们离开营地并不远，也许才走了去额尔齐斯河的三分之一的路程。劳改营的朋友们可能正在为我们高兴，以为我们终于从乳臭未干的检察官那里获得了自由……
　　黄昏。星辰。方位东北。我们艰难地走着。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哇……哇！”这是什么？记得有经验的逃跑者库德拉说过，哈萨克人就是这样喊着赶开羊群附近的狼的。
　　弄一只绵羊！有一只羊我们就得救了！在自由的环境中谁也不会想到要喝血。可是，此时此地，求之不得！
　　我们偷偷向前爬去。看到房屋了。但看不到井。进房子是危险的。遇到人就等于留下痕迹。我们悄悄走近土坯搭的羊圈。原来是个哈萨克妇女在喊叫着赶狼。我们找了一处圈墙比较低的地方跳了进去。刀叼在嘴里。我们匍匐着去抓羊。可以听到羊就在我身旁喘气。但是，它们纷纷从身旁窜开，逃跑了！我们又从不同的方向朝羊群爬去。怎样才能抓住羊腿呢？羊又跑掉了。（后来，聊天的时候。人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所在：一我们是爬过去的，所以羊把我们当作野兽了。我们应当直起身来，像主人似的走过去，羊就会乖乖地听话了。）
　　哈萨克女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头，走过来，朝着暗处窥视。她没有带着灯火，但是她抬起几个土块向这边扔过来，有一块打中了科利亚。她朝我这边走来，马上就要扑过来了！不知是她看见了我，还是她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怪声怪气地喊起来：“有鬼！魔鬼！”猛地向后退去。我们也赶紧向后退，跳过矮墙，躺倒在地。传来一个哈萨克男人的声音，很镇静。大概是说：老娘儿们，看花眼啦！
　　失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蹒跚着继续前进。
　　马的轮廓！太美啦！太需要啦！我们走到马跟前。马站立不动。我拍了它的脖子两下，把皮带搭上。我把日丹诺克扶上马，可自己却怎么也上不去，太疲劳了。用两手抓，用肚皮靠，腿怎么也不跨上马背。马不住地转圈。一下子，它挣脱了，驼着日丹诺克跑去，把他摔了下来。还好，日丹诺克手里抓住了皮带，没有丢下什么痕迹。让他们去猜是魔鬼干的吧。
　　我们让这匹马弄得更加没有力气了。走路更困难。偏偏前面又是一片耕过的地，要在犁沟里走。我们陷入绝境。拖着两腿勉强前进。不过，这也是好迹象：有耕地，也就有人家，有人家，也就有水。
　　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啊，走。前面又出现了一些什么轮廓。我们卧倒，往前爬。是干草垛！好极了，牧场！额尔齐斯河就在附近？（其实，还远着呢！……）我们使出最后的气力爬上草垛，身子埋在草里。
　　这才算睡了一整天觉！连逃跑前的不眠之夜，我们总共已经五夜没睡觉了。
　　傍晚时我们醒来，听到有拖拉机的声音。悄悄地扒开个草，把头稍微抬起。我们看到；两台拖拉机正往这边开来。不远处有一户人家。天色黑下来了。
　　有了！拖拉机里一定有冷却用水！等拖拉机手去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喝机器的水。
　　天黑了。逃跑后已经过了整整四昼夜。我们向拖拉机爬去。
　　幸好，这里没有狗。我们摸到水槽，喝了一口。不行。水里有煤油。只得吐出来，喝不得。
　　这里的住户家里什么都有——有水，也有食物。要不要去叫开门？请人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忙：“弟兄们！好人们！帮帮忙吧！我们是从监狱逃出来的！”这样行吗？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盛满饭的瓦罐、衣服和钱给你送到泰加森林的小路上来，像诗里讲的那样：
　　农妇们给我幸来了面包皮。
　　小伙子们送给我马合烟。
　　现在我们能这样干吗？别异想天开了！！时代不同了。人们会出卖你！或者是真心诚意地去出卖你，或者只是由于怕受连累。因为为了同情囚犯也会判他们二十五年苦役的。上一世纪的统治者们还没有想到对那些给别人面包皮和水的人按政治罪论处呢。
　　只好拖着身子往前走。整夜地走。我们盼望到达额尔齐斯河。我们在寻找河的迹象。但是，一点也没有。我们强迫自己走，毫不怜惜自己。天亮之前，又遇到一个草垛。这次要爬上去就比昨天困难多了。睡着了。也算不错。
　　快天黑的时候我们醒来。人能有多大忍受力啊？我们逃跑已经五昼夜了。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个蒙古包皮，它的旁边有个敞棚。我们悄悄走过去。里面堆着一些做饲料的粟子。我们装了满满一公事包皮，想吃几口，嚼碎，但是咽不下去。口里已经完全干了。忽然，我们看见蒙古包皮旁边有一个大茶汤壶，足能装两桶水。我们爬过去。打开龙头，——空的！真倒霉！我们把它歪过来，每人只喝了两口。
　　我们又向前走去。不断地摔倒在地。躺着的时候，觉得呼吸就容易些。我们已经不能从仰卧的姿势坐起来了。要起来，必须先转身趴下，然后两腿蜷起来，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这样也还累得直喘气。我们瘦得似乎肚皮要贴到脊梁骨了。快到早晨的时候，我们走不到二百米就得躺下休息一次。
　　这天早晨连草垛也没看见。小土岗上有个洞穴，像是野兽的窝。我们在里面躺了一天，但是没有睡着。天气有些凉了，躺在地上很冷。也许是我们的血已经不热了吧？我们试着嚼一点通心粉。
　　突然，我看见有一小队士兵走过！是戴红肩章的！是要包皮围我们！日丹诺克扯了我一把：“你看花眼了！那是马群！”
　　是啊，是我的错觉。我们又躺下。这一天像是没有尽头似的。忽然，一只胡狼跑来：要回它自己的窝。我们把通心粉推到前面，自己往后退了退，想把它诱过来，刺伤它，然后把它吃掉。但是，它没有吃通心粉，跑了。我们这个小土岗的另一边是个斜坡，斜坡下面是一片干涸了的湖底碱地，湖对岸有个蒙古包皮，有炊烟升起来。
　　已经过了六昼夜。我们已到达极限了：刚才我发生了幻觉，看到戴红肩章的士兵，舌头已经转动不灵了。我们很少小便，而且便中带血。这样不行！今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弄到水和食物！我们要到那边去，进蒙古包皮去！如果他们拒绝，就用暴力夺取。我记得一个老逃跑者格里戈里-库德拉曾告诉过我一句命令语：“玛赫玛杰拉！”（意思是：劝告结束，拿！）于是我与科利亚商量好，到时候由我下命令：“玛赫玛杰拉！”
　　我们在昏暗中悄悄走近蒙古包皮。旁边有井！但是没有水桶。不远处有一个栓马桩，挂着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从门缝里可以看到蒙古包皮里有两个哈萨克人，一男一女，坐在油灯分，还有几个孩子。我们敲敲门，进去了。我寒暄了一句：“萨拉姆！”可是，自己眼前直冒金星，真担心会倒下去。蒙古包皮里有一张矮圆餐桌（比我们现在时兴的桌子还矮）。四周摆着长木凳，上面铺着大块毛毡。还有一只大铁皮箱子。
　　哈萨克男人嘟嚷了一句什么，皱着眉头瞅了我们一眼，看样子很不高兴。我坐下来以示庄重（而且总得省点力气呀），把公事包皮放在桌子上。
　　“我是地质勘察队队长，他是我的司机。我们的汽车停在草原上，离这里五六公里远，那儿还有几个人。汽车的散热器漏水，水漏光了。我们自己也三天没吃饭了，很饿。老大爷，给我们点儿吃的和喝的吧！另外，您看怎么办好？得请您帮我们出点主意呀。”
　　但是，哈萨克人只管眯着眼，并不把吃喝的东西拿出来。他问道：
　　“队长贵形（姓）？”
　　我本来是全部准备好了的，可是现在脑袋嗡嗡响，全忘了。我回答：
　　“伊万诺夫（当然，太蠢了！）。那么，老大爷，卖给我们点儿东西也行啊！”
　　“没有。去找别的邻居吧！
　　“远吗？”
　　“两公里”
　　我正在庄重地谈话的时候，科利亚已经忍不住了，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一块饼，嚼起来，不过，看样子咽不下去。这时，哈萨克人突然抄起鞭子（那是一种皮条很长的短把鞭子），朝着日丹诺克举起来。我站起来，一边说着：“唉，你们这些人呀！这就是你们的好客态度吗？广而哈萨克人却用鞭杆在戳日丹诺克的后背，赶他出去。这时候我发出了命令：“玛赫玛杰拉！”随手抽出刀来，对哈萨克人说：

　　“到墙角去！躺下！”
　　哈萨克人藏到帐子后面去了。我紧跟上去：怕他那里有猎枪，万一他开枪呢！但他扑通一声倒在木床上，一面在喊叫：
　　“全拿走吧！我什么也不说！”
　　啊！你这狗养的！我干嘛要“全”拿走？为什么起初我要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肯给？
　　我命令科利亚：“搜！”自己则拿着刀站在门口。哈萨克女人在尖声叫唤，孩子们吓哭了。
　　“告诉你女人，不许叫！我们不杀人。我们要吃的东西。肉，巴尔（有吗）？”
　　“伊奥克（没有）！”哈萨克人把两手一摊。
　　这时科利亚在蒙古包皮里搜寻，已经从角落里寻出了一大块腌腊羊肉。
　　“你怎么撒谎？！”
　　科利亚又找出了一个大盆，盆里是“巴乌尔萨吉”——一种用油炸的酥面块。这时我明白了：桌上碗里装的是马奶酒！我和．科利亚把它喝了。每喝下一口，就觉得生命在慢慢复活！多好的饮料啊！头有些晕，但是醉意倒使我们感到轻松，像是有了力气。科利亚高兴得不得了。他把钱递给我。总共二十八卢布。他身上还不止这些。我们把羊肉装进口袋，把“巴乌尔萨吉”和面饼、糖果、一种带馅的方形点心统统装进另一个口袋。科利亚又找到了一大碗羊肉干。有刀！这东西我们也很需要。我们尽量不要忘掉什么，两把小木勺，还有盐。我拿出一只口袋来。又回去取了一桶水、拿了一条毛毯，一副备用的马笼头和鞭子。（哈萨克人嘟嚷着，看样子很不满意：他还要骑马追我们嘛！）我对哈萨克人说：
　　“告诉你，记住！今后要学会对客人客气点儿！起初你要给我们一碗水和十来片巴乌尔萨古，我们也会叩头谢恩的。我们从不欺负好人！最后，还要告诉你：躺着，不许动！我们可不止两个人！”
　　我让科利亚在门口守着，自己把其余的猎获物都运到马桩旁边。按理应该急忙走开，但我冷静地盘算着。我把马牵到井旁，饮了饮。马也要干活的呀：它得驮着很重的东西走一夜呢！我自己和科利亚都在井旁喝足了水。这时，一群鹅跑过来。科利亚对家禽是有偏爱的。他说：“咱们抓两只吧！把脖子拧断！”“声音太大。别再耽误时间了。”我放下马镫，紧一紧马肚带。日丹诺克在马鞍后面搭上一条毛毯，踩着木井架上了马，手里提一桶水。我把两只口袋系在一起，搭在马背上，自己骑在马鞍上。我们看着天上的星辰向东方走，这样可以迷惑追捕的人。
　　马是很不满意的：骑上两个人，又不是主人。所以它总想掉头往家走。但是，我把它制服了。马轻快地走起来。看到一边有灯火。我们绕过去。科利亚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
　　纵马在草原飞驰，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多好啊！我这平行，
　　只要有匹好马骑！
　　“我还看见了他的公民证呢！”科利亚说。
　　“那为什么没拿？公民证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从远处把封皮亮一下就行了。”
　　一路上，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路。隔一会儿就喝水，隔一会儿又吃东西。情绪完全不同了！这一晚上能走远些就好了；
　　忽然，我们听见乌的叫声。眼前出现了一片大潮。绕过去吗？太远了，时间太可惜。科利亚下去牵着马沿着一条泥泞的根堤在前走。过来了。但是，走得太急，毛毯不见了。滑掉了……我们留下了踪迹……
　　这非常不好。从哈萨克人那里往各个方向有很多道路。但是，如果毛毯被发现，把这个点同蒙古包皮连起来。就会判断出我们去的方向。回头去找？没有时间。何况，反正总会知道我们要往北逃的。
　　我们下马休息了一次。我拉住马缰绳。我们又吃，又喝。不断地吃，喝。桶里只剩下桶底一点水了，我们自己都为之惊奇。
　　方向正北。马已经跑不起来，但是快步走一小时也可以走入至十公里。我们过去六天夜里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今天这一夜就走了七十公里。如果没有走许多弯路的话，按理应该到额尔齐斯河了。
　　天快亮了。可是找不到掩蔽处。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走路已经有危险了。我们看到一处深陷下去的地方，像个大坑。我们牵马下去；又吃喝了一顿。突然，听到附近有摩托车的哒哒声。不好！那就是说，这附近有大路。应该藏到更可靠的地方。我们爬出去，了望了一下。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无人居住的小村子——“阿乌尔”。我们走进村里，在一间只有三面墙的破房里，把东西从马上卸下来。把马的前腿绊住，让它自己去吃草。
　　但是，这一天我们却睡不着：哈萨克人和毛毯使我们留下踪迹了。
　　天黑了。这已是七昼夜了。马在远处吃草。我们去牵马，马跳着挣脱了，不让李。科利亚抓住了马鬃，马拖着他往前跑，很快就把他甩掉了。马挣脱了前腿的绊绳，现在再也无法抓住它。我们追捕了足有三个小时，筋疲力尽；把它赶进废墟，用皮带套它，到底也没有套住。我们咬牙切齿，可是，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它。我们只剩下了笼头和鞭子。
　　吃点东西，喝完剩下的一点水，我们背起干粮口袋，拿起空水桶，往前走去。今天有力气。
　　第二天早晨我们只好藏在离大路不远的灌木丛里。这个地方不很好，可能被发现。一辆马车辘辘地过去了。这一天又没能睡觉。
　　第八个夜晚，我们又上路了。行走间突然感到脚下的土地像是松软些了：这是耕过的土地。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上有汽车灯光。当心！
　　新月在云中穿行。我们又走进一个死绝的“阿乌尔”村子。可以看到前方的村里有灯光。微风从那里把歌声送到我们耳边：
　　“小伙子们，卸下你们的骏马吧！……”
　　我们把口袋藏在废墟，拿着水桶和公事包皮向村里走去。刀藏
　　在衣袋里。走近村边第一所房子。一只小猪在哼哼地叫。要是在
　　草原遇到它，嘿！……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迎面过来了。
　　“我说，这位大哥，我们的汽车在那边儿，运粮食的。请问，
　　到哪儿能弄点水呀？汽车散热器得加点水。”
　　水伙子下了车，领我们过去，指给我们。村边有口大缸，大
　　概是饮牲口的水。我们灌了一桶，提着走开，没有喝。等小伙子
　　走远了，我们这才坐下喝，喝呀，一下子喝掉半桶。（今天特别渴，
　　因为吃饱了。）
　　已经有些凉意。脚下是真正的青草！附近一定有河！应当找
　　到河。我们往前走去。草越来越高，出现了灌木丛。柳树！柳树
　　一般是长在水边的。芦苇！终于看到了！！这大概是额尔齐斯河的
　　一个河汊。啊，现在可以到河里玩玩水，洗一洗身子了。两米高
　　的芦苇！野鸭从脚下惊起。多宽旷的地方啊！在这里我们是万无
　　一失的！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胃肠八天来才第一次表明它们是
　　在正常工作着。这是在它们经过八天的无所作为之后！真是痛苦
　　极了！大概妇女临产时就是这个样子吧……
　　然后，我们又回到废弃的阿乌尔。在残垣断壁间点起火堆，把
　　腊羊肉拿出来煮了吃。按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走路上，但是。真想
　　吃。老是想吃，总觉得吃不饱。我们吃得行动都不很方便了。这
　　才怀着无比满足的心情去寻找额尔齐斯河。这时候，在叉路口上，
　　八天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我和科利亚争吵起来——我说
　　应该往右，他认为应当往左。我确切地感到应该往右，可是他怎
　　么也不听。意见分歧，这对于逃跑者是危险的。在逃跑中一定得
　　有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必定遭殃。我断然向右走去，表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走了大约一百米，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心里难过极了。我们不能分离啊！我在草垛旁坐下来，往回看……科利亚走来了！我拥抱了他。我们又并肩向前走，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灌木丛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清凉。我们走到一个断屋前面。下面传来波浪的拍击声，淙淙的流水声，那是额尔齐斯河在向我们发出它那怡然自得的喘息声……我们的喜悦心情无可言状。
　　我们在河边找到一个干草垛，爬了上去。喂，鹰犬们，你们现在在哪儿找我们呀？啊？我们这回可真要好好睡一觉了！
　　我们……被枪声惊醒了！旁边就有狗叫声！……
　　怎么？这就完了吗？我们的自由就到此结束吗？……
　　我们紧抱在一起，屏住气息。一个人从草垛旁走过去。带着猎犬。是个猎人！……我们又睡着了，睡得很甜……整整睡了一天。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逃跑后的第九个昼夜。
　　天一黑下来，我们便顺着河岸走去。我们是三昼夜前留下踪迹的。现在那群狗准是正在额尔齐斯河一带寻找。他们懂得我们定会朝着河流逃。因此，顺着河岸走很可能碰上埋伏。而且这样走起来也不方便，得绕过河曲、河弯、芦苇塘等等。必须弄到一只船！
　　灯光。岸上有人家。船桨的声音。静下来了。我们等了很久灯光才熄灭。我们轻轻走下去。船！一双桨好好地摆着。太好了！（船主人完全可能取下桨拿回家去的呀！）“再往前就出海了，苦恼就少了！”我亲爱的大自然啊！起初我轻轻地划，一点儿拍打水的声音也不敢出。划到河中流后就全力以赴了。
　　我们顺流而下。对面，从河曲处转出一艘轮船来，船上灯光通明。有多少灯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整个轮船浸沉在跳舞的音乐声中。还可以看到幸福的自由乘客们在甲板上散步，在餐厅里进餐。他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他们在船舱里该有多么舒适啊！……
　　我们这样往下游划了大约二十多公里。食物快吃完了。现在还是夜晚，应该乘机补充一些。有鸡叫声。我们把船靠了岸，悄悄朝鸡叫的方向走去。有一所小房。没有狗。一间牛棚。一条母牛和一只小牛犊。有鸡。日丹诺克很喜欢家禽。可是我说：咱们牵走牛犊吧。我们把牛犊的绳子解下来。日丹诺克牵着它朝岸边走去，我在后面认真地把足迹都弄掉，否则那群狗就会知道我们是沿河而下了。
　　小牛犊很听话地一直走到岸上，但是，它不想上船，身子向后坐，不往船上走。我们两人好容易才把它弄到船上，按倒了。日丹诺克坐在牛犊身上压着它，由我划船。我们本想离开河岸之后再杀它。但是，我们错了，不该载着活的走！小牛犊挣扎着要起来，它把日丹诺克翻倒在船上，两只前腿已经进水了！
　　全舰紧急集合！日丹诺克拉住了小牛的后腿，我拉住了日丹诺克。我们全都偏向船的一边儿，水从船帮涌进来。可别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好容易才把小牛拉回来。但是船里进了不少水，吃水很深。得把水淘出去。但在这之前应该先把牛宰掉。我拿起刀来，想把它后颈上的脖筋割断，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可以割断的。但是，我割的不对，或者因为刀子不快，没有割断。小牛浑身抖动，往外挣脱，它被彻底激怒了。可我也很生气。我又想割断它的喉管，又没有割成。小牛哞哞叫着，不住地踢跳，眼看就要跳出船去，或者要把我们淹死了！它要活！可是我们也要活呀！！
　　我不停地用刀捅它，可总是杀不死。小牛摇晃着，左右冲撞，这个没有理性的混蛋眼看要把船弄翻，把我们淹死了！因为它这么愚笨而顽固，我对它就像对一个最大的敌人那样真地产生了不共戴天似的仇恨。我开始怀着无比仇恨用刀子胡乱地往它身上扎、割、捅。它身上的血往外冒，溅到我们的身上。它大声哞叫，绝望地挣扎。日丹诺克压住它的头，船猛烈地摇晃，我不住手地用刀桶。可我从前是个连只小老鼠，连个小甲虫都不肯杀死的人呀！这时已顾不得怜悯了：现在是它死我活的问题！
　　小牛终于不动了。我们赶紧淘出船里的水：用舀子，用罐子，两人一起忙。然后才往前划去。
　　水流把我们的船冲进一条河岔。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该藏起来，因为天快亮了。我们把小船牢牢地隐藏在芦苇深处，把小牛和我们的全部财产都拖到岸上，用芦苇把船盖上。拖着牛腿把它拉上岸边的陡壁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岛上是齐腰高的青草和树林。神话般的境地！我们已经在沙漠、草原呆了好几年，简直忘记树林、青草、河流是个什么样子了……
　　天亮了。小牛的脸像是非常委屈。但是，多亏了它这个小兄弟我们如今可以在岛上生活了。我们用“卡秋莎”上的一段废锉把刀子磨了磨。我从来没给牲畜开过膛，现在也得学会。我把小牛的肚皮割开，扒开，取出内脏。在树林深处点起一堆火，煮起牛肉和燕麦片来。煮了满满一水桶。
　　宴席！主要的是心里坦然：我们在岛上，小岛把我们和恶人们隔开。人们中间也有善良的，但是逃跑者似乎很少遇见善人，全部十分凶恶。
　　天气晴朗，很热。今天不需要蜷缩在胡狼窝里了。草很密，绿油油的。那些每天践踏青草的人是木了解青草的价值的。他们不能理解，一下子扑到草地上把脸紧紧地贴在草上时的愉快心情。
　　我们在岛上慢步走了一会儿。这里有很多野蔷薇花丛。野浆果也熟了。我们不停地吃。然后又去喝肉汤。又煮牛肉。把牛腰子放在粥里煮。
　　心情很轻松。回顾我们走过的艰难路程，可以发现不少好笑的事。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演出短小喜剧呢。不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破口大骂我们，怎样向上司汇报。一想到他们那种样子，就不由得要放声大笑！……
　　我们找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皮扒掉一大片，用烧红的铁丝往树上烫字：“一九五O年十月，无事被判终身苦役的人们在奔向自由的途中曾于此稍憩。”就留下这踪迹吧！在这密林深处它不会对搜捕人员有所帮助、可是，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些字的。
　　我们决定不急于离开这里。我们为之而逃跑的一切——自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即使我们到了鄂木斯克或莫斯科，自由大约不会比这更充分。）除了自由，这里还有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翠绿的芳草和逍遥的闲暇。这里有足够的肉食。只是没有面包皮，就是缺少面包皮啊！
　　这样，我们在小岛上住了将近一星期：从逃出后的第十昼夜到第十六昼夜的开头。我们在树林深处搭起了一个干草窝棚。不错，夜里窝棚里有些冷，但我们可以在白天补足睡眠。这些天一直是晴天。我们喝了很多水，努力像骆驼那样在体内储存一些水。我们无忧无虑地坐在草地上，透过树枝的空隙观赏着那边的，河岸上的生活：汽车奔驰，人们在割草。这已是在割第二茬草了。谁也不往我们这边望一眼。
　　忽然，白天，我们正在草丛里晒太阳打盹的时候，听到岛上有斧头砍树的声音。一抬头，看到一个人正在用斧头砍树枝，边砍边向我们这面移动。
　　半个月来，我的胡须已经很长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刮脸。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像个典型的逃犯。可是日丹诺克却不长胡子，脸上光光的像个大孩子。因此，我就装作睡觉的样子，叫日丹诺克迎上前去，不等他说话，就向他借支烟抽，并且对他说；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旅游者，问问他是哪里的。如果发现不对头，我这里是准备好了的。
　　科利亚走过去同那个人谈起来。两人吸起烟来了。原来是个哈萨克人，左近农庄的。后来，我们看到他顺着岸边走去，上了船，连砍下的树枝也没拿，就划船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是急着去报告看见我们了吗？（也许，相反，他自己害怕了？怕我们去报告？因为随便砍伐森林也要判刑的呀！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害怕。）我问科利亚：“你对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咱们是登山者呀！”真叫人哭笑不得！日丹诺克总是把事情弄乱。“我不是说过，我们是旅游者吗！在这空旷的草原地带哪里会有什么登山者？！”
　　不行，不能留在岛上了！享福享到头了。我们立即把东西全搬到船上，启航了。虽然是白天，也得尽快离开这里。科利亚躺倒在船底，外面看不见他，远处看去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尽力划，使船走在额尔齐斯河的中流。
　　一个问题是要买到面包皮。另一个问题是快到人多的地方了，我一定得刮刮脸。我们打算到达鄂木斯克市之后卖掉一套西装，过去几站再乘火车走。
　　傍晚前，我们看到一所浮标工住的小房。我们上岸了。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很害怕，有点不知所措：“我这就去叫我男人来！”她说着就慌慌张张出去了。我跟在后面，盯着她。忽然，日丹诺克从小房那边不安地喊道：“格奥尔吉！”（见你的鬼！你那舌头是怎么长的！不是商量好叫我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吗！）我只好回到小房旁。这里已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端着猎枪。
　　“干什么的？”
　　“旅游的。从鄂木斯克来。想买点吃的。”我为了驱散他们的怀疑，接着说：“咱们进屋去谈吧，为什么这么不热情呢？”
　　这么一说，他们果然有些缓和了：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或许农庄里会有吧。往下游去，两公里远。”
　　我们回到船上，又往下游走了二十公里。月色清明。我们爬上陡岸，看见一所小房。屋里没有灯光。我们敲敲门。一个哈萨克人开门出来。这是第一个同意卖给我们半个圆面包皮和四分之一口袋土豆的人。我们买了他一根针和一点线（这大概是我们不够谨慎之处）。我们向他要了刮脸刀，但是刀片不快，刮不掉，这个哈萨克人没有胡子。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便又问：能不能卖一点鱼给我们。哈萨克人的妻子走出去，拿了两条鱼来，她把鱼递给我们时，我听到她说：“勿需钱！”这可是喜出望外了，不需给钱，白送给我们！这两个人可真是好人！我就接过鱼往口袋里装。可是哈萨克人却把鱼往回拉。“她说的‘五许钱’，就是五个卢布的意思！”男主人解释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我们不要，太贵。
　　夜里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往前航行。次日，第十七天，我们把船藏在树丛里，自己找个草垛睡觉。第十八、十九两天也是这么度过的。尽量避开人。我们什么都有：水、火、肉、土豆、盐、水桶。陡峭的右岸上是一片针叶林，左岸是草地，有很多干草垛。白天，我们藏在树从里点起火来，煮马铃薯肉汤吃、睡觉。
　　但是，快到鄂木斯克了，总得出去见人啊，也就是说，需要一把刮脸刀。简直是束手无策了：没有刮脸刀和剪子怎么能去掉这把胡子呢？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一根一根地拔？
　　月光下，我们看到岸上有个小土岗。我想：这是不是古代的边防哨所？也许是叶尔马克“时代留下的吧？我们上岸去想看个究竟。面前这座由土坯房组成的神秘死城在月光下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大概它也是三十年代初期造成的吧……烧光了能烧的一切，推倒了土坯墙，人们被绑在马尾巴上拖走了……反正外国旅游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两个星期以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但是，夜里已经相当冷了。为了赶路，大部时间由我划船。日丹诺克坐在船尾闲着，更觉得冷。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日丹诺克便开始要求点个火堆，喝点开水暖暖身子。我让他来划船，但是他冷得直打战，一个劲儿地要求点火堆。
　　作为一起逃跑的同志，我无法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但科利亚自己应该懂得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放弃这一要求。但是，日丹诺克有个弱点，他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像那次从桌上抓起一块饼吃或者受到家禽的诱惑时那样。
　　他一直在打战，不住口地要求点个火堆。要知道，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到处都在警惕地等待着我们的出现呢！其实，我们直到今天还一次也没有遇到过搜捕小队，他们居然没有在月夜的额尔齐斯河中流发现我们，没有拦住我们，这倒是很奇怪的。
　　这时，我们看见高高的河岸上有一处灯光。这回科利亚不要求点火了，而是要求到人家里去暖和暖和。这更加危险。不应该同意。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为什么呀？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他是不是病了？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不放弃这一要求。
　　小屋里一盏油灯，一对哈萨克人老夫妇睡在地板上。他们吃了一惊，立即跳起来。我解释说：
　　“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
　　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

　　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
　　“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一阿拜国营牧场的。”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皮。”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皮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皮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皮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皮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皮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皮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皮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皮，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皮小包皮。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
　　“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皮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
　　道路坎坷木牛，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