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裡，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麼打开，怎麼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於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
　　这个单身的刘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裡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手、脚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裡，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 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 Fantome de la 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裡。」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麼会失踪？」
　　失踪在电影裡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
　　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麼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
　　电影啟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裡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掛串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準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当时我觉得好可怕，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
　　朋友的故事变成小说裡，张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别训练」。而住在叁楼的这个「我」，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爱成了寄託，丧失了自我
　　这个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
　　昼到，再画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準备要寄给儿子。
　　这裡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為「爱」，因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发地衝下叁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娃失踪了。』」
　　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看到一些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
　　布纽尔另一部电影《厨娘日记》（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裡写着这个外表行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说裡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衝下来按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叁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说，他是「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
　　在儿童失踪案经常发生的时期，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让人误会。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别爱孩子，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陪孩子玩，教他们做功课。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人们开始怀疑他，甚至是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象，变成了恋童癖。
　　一成不变的危机
　　当年轻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压的一张诗承的照片，随即涨红了脸，「他说是诗承在某南部的市镇服役时认识的，那时他正在一所警察学校读书，他们在每个营区的休假日便相约在火车站，一起到附近的海边玩。」
　　作為母亲的「我」听完吓了一跳，诗承当兵时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和一个警察这麼要好，这时候他身為母亲的寂寞，以及伦理中的唯一连繫，再次面临了危机。

　　我其实是想一步一步解散这个「我」引以為安的伦理，因為所有伦理的线都是自己所假设的，其实它无法綑绑任何东西，也连繫不起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在完成自我的状态下，所有的线都是虚拟假设的。
　　在小说裡「我」是真正的主角，虽然很多朋友看小说，会觉得刘老师是主角，或张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写时，主角是假设為第一人称的这个「我」，我就让她一步一步地面临伦理的崩解，而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去做一个对比，而这个角色可能是我的母亲，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中年女性，当她们把伦理作為一生的职责时，所面临到的困境。
　　这个问题不只在台湾，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便提出离婚，说：「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这样的报导愈来愈多，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
　　有人说，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伦理的完成，当伦理完成以后，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再去建构伦理，伦理会更完整。
　　小说的最后，警员拿到了搜索令，进去刘老师的房间，发现一个好大的黑色柜子，打开柜子，裡面都是洋娃娃的头、手、脚．残破的身体。他没有绑架儿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可是这个打开柜子的画面，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联想。我常在垃圾堆裡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例如洋娃娃，一个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宠爱的，可是当
　　它坏了以后－－我们很少注意到，儿童是会对玩具表现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时，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头拔掉－－这些残断的肢体会引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奇异的联想。
　　最后的结尾，我并没有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是觉得这个画面诉说一股沉重的忧伤，好像是拼接不起来的形态。
　　基督教的故事裡，有一则屠杀婴儿的故事。在耶穌诞生时，民间传说「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诞生了，当时的国王很害怕，就下令把当年出生的婴儿都杀死。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画作裡，会看到一幅哭嚎的母亲在一堆婴儿尸体旁，士兵正持刀杀害婴儿。我想，这是一种潜意识，因為杀害婴儿是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力，称之為「无辜的屠杀」，因為婴儿是最无辜的，他什麼都没有做就被杀死了。我以木柜裡残破的洋娃娃这样一个画面，试图唤起这种潜意识，勾引起对生命本能的恐惧，进一步去探讨在台湾社会裡一些与伦理纠缠不清的个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伦理形态－－所谓「固定」就是一成不变的，凡是一成不变的伦理都是最危险的。
　　当埃及「血缘内婚」是一成不变的伦理时，所有不与家族血缘通婚的人，都会被当成乱伦。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坚持的伦理，会不会在另一个时代被当成乱伦？人类的新伦理又将面对什麼样的状况？
　　先个体后伦理
　　比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会认同的伦理，而且是好伦理，是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会被传為佳话、传為美谈。可是现在，婚姻的伦理己经转换了。而同一个时代，在台湾和在阿拉伯的婚姻伦理也不一样。
　　我相信，伦理本身是有弹性的，如何坚持伦理，又能保持伦理在递变过程中的弹性，是我认為的两难。大概对於伦理的思维，还是要回到绝对的个体，回到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个体，当个体完成了，伦理才有可能架构起来。
　　西方在文艺復兴之后，他们的伦理经歷了一次颠覆，比较回到了个体。当然，西方人对「个体」的观念，是早於东方，在希腊时代就以个体作為主要的单元。而以个体為主体的伦理，所发展出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不会变成一种固定的约制、倚赖，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
　　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伦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国后，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她有一天对七岁的小孩说：「你不听话，我打死你。」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局，社会局的人就来了，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无法了解，她说：「我是他的母亲，我这麼爱他。」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角度来看这件事。
　　对我们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是因為身体是我们对於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可是西方人不这麼认為，他们觉得孩子不属於父母，孩子是公民，国家要保护公民，即使是父亲、母亲也不能伤害他。
　　现在在台湾，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胁，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认為「这是我们家的事」，最后就私了－－伦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眾的部分去讨论。
　　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的这个部分，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时候女儿被父亲性侵害，母亲明明知道，却不讲的，她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是不能外扬的。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是公民的概念，所以会去掩盖事实，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
　　你如果注意的话，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人的法治观，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裡，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是一个男子；做女儿的去掉「女儿」的身分，是一个女性，而古埃及「血缘内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响力，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曖昧关系还在发生，只是我们会认為这是败德的事情、不可以谈论的事。而这些案例的持续发生，正是说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艰难裡，才有道德的坚持和意义。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做父亲的必须克制本能、了结慾望，使其能达到平衡，而不发生对女儿的暴力，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思维会帮助个体健康起来，成熟起来。
　　从各个角度来看，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乱伦」这两个字用「重新分类」来代替，不要再用「乱伦」，因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而说「人类道德伦理的重新分类、重新调整」，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类，华人世界裡也要重新分类，订定搬演的角色，并且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伦理。
　　前阵子，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觉得太太管女儿太严，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她是万般宠爱，总是希望能给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要严厉管教。
　　从这裡我们看到，伦理与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都有关，伦理不是一个主观决定的东西，而是要从很多很多客观条件去进行分析，得到一个最合理的状况。如果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那麼伦理就只是一种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受伤。
　　伦理也是一种暴力？
　　我们不太敢承认，可是伦理有时候的确是非常大的暴力。我们觉
　　得伦理是爱，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独裡丢出来的问题：母爱有没有可能是暴力？如果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母爱」，没有一个人会写「这是一种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写出「母爱是暴力」时，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重视。
　　我在服装店碰到一对母女，母亲就是一直指责女儿，说她怎麼买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这麼难看，所有服装店裡的人都听见了，有人试图出言缓和时，这个母亲说：「对呀，你看，她到现在还没结婚。」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母亲以母爱之名，什麼话都能讲了。这是不是暴力？
　　这时候，我不想跟妈妈讲话，我想跟那个沉默的女儿说：「你為什麼不反抗？你的自我到哪裡去了？你所遵守的伦理到底是什麼？」
　　我在一九九九年写〈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到更有机会去揭发伦理的真相，主角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主角Ming是个大学生，他的爸爸跟母亲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这对夫妻在大学认识，是很知性的人，从来不曾吵架，他们结婚生子是因為遵守伦理的规律，不是因為爱或什麼。
　　所以当这个父亲最后决定和Charlie去荷兰结婚时，他在咖啡厅裡和妻子谈，他和妻子都回到了个体的身分，他们把家庭伦理假象戳了一个洞，使其像洩了气的皮球，而我想这是一个漏洞，而伦理的漏洞，往往就是伦理重整的开始。
　　一个渴望伦理大团圆的人，不会让你发现伦理有漏洞。你看传统
　　戏剧，最后总是来个大团圆，而这个团圆会让你感动，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渴望。
　　你看《四郎探母》这个戏最后怎麼可能大团圆，两国交战，杨四郎（延辉）打败了被俘虏，他隐姓埋名，不告诉别人他有个老妈，还是元帅，也隐瞒他有个妻子四夫人，结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艺双全，将他招為射马，十五年生了一个儿子，夫妻也很恩爱。这已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一边是母亲，是「百善孝為先」，一边是妻子，也是杀死他的父亲、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四郎该如何取捨？
　　后来，佘太君亲自带兵到边界，四郎有机会见到母亲，只好跟番邦公主坦白。番邦公主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自己的仇家，她威胁要去告诉母后（萧太后）把他杀头，但一说完就哭起来了，到底四郎还是她的丈夫，在伦理的纠缠中，又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最后番邦公主还是悄悄地帮忙四郎，让他见到了母亲。对番邦公主而言，这是冒一个很大的险，因為杨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
　　杨四郎回去之后，跪在母亲面前，哭着懺悔自己十五年来没有尽孝。可是匆匆见一面，他又要赶着回去，佘太君骂他：「难道你不知道天地為大，忠孝当先吗？你还要回去辽邦。」杨四郎在舞台上，哭着说，他怎麼会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回去，公主就会被斩头，因為她放走了俘虏。
　　这裡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釆的伦理两难，可是到最后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大团圆，这怎麼可能大团圆，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元配，元配打了他一个耳光后，面临的又是另一个伦理的纠缠。
　　粉饰太平的大团圆
　　《四郎探母》為什麼用大团圆？因為大团圆是一个不用深入探究的结局。可是如果一个有哲学思维的人，他会把这些伦理道德上的两难，变成歷史最真实的教材。
　　张爱玲看《薛平贵与王宝釧》就不认同最后大团圆的结局。王赛釧苦守寒窑十八年，靠野菜维生，薛平贵在外地娶了代战公主，回来还要先试探妻子是不是还记得他，是不是对他忠心？因為十八年的分别，早已认不出对方。薛平贵先假装是朋友，调戏王宝釧，才发现王宝釧住在寒窑裡不与人来往，苦苦守候着他。后来代战公主出来，对王宝釧说：「你是大我是小。」两个人要一起服侍薛平贵，这是大团圆的结局。张爱玲在小说裡就写，这个结局好恐佈，面对一个美丽、能干又掌兵权的公主，你可以活几天？

　　你渴望大团圆吗？还是渴望揭发一些看起来不舒服的东西。
　　儒家的大团圆往往是让「不舒服的东西」假装不存在。就像过年时不讲「死」字，或是公寓大楼没有四楼；死亡是伦理这麼大的命题，不可能不存在，我们却用「假装」去迴避。当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或者我们平常不说「四」而说「叁加一」时，就是在迴避死亡，这时候伦理有可能揭发出一些真相吗？我们要粉饰太平地只看大团圆的结局？还是要忍住眼泪，忍住悲痛，去看一些真相？这也是一个两难。
　　我想，上千年的大团圆文化的确会带给人一种感动，也会使人產生嚮往，可是伦理不总是那麼美好，伦理缺憾的那个部分，以及在伦理之中孤独的人，我们要如何看待？
　　即使我们与最亲密的人拥抱在一起，我们还是孤独的，在那一剎那就让我们认识到伦理的本质就是孤独，因為再绵密的人际网络，也无法将人与人合為一体，就像柏拉图说的，人注定要被劈开，去寻找另一半，而且总是找错。大团圆的文化是让我们偶尔陶醉一下，以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可是只要你清醒了，你就知道个体的孤独性不可能被他者替代了。但不要误会这就没有爱了，而是在个体更独立的状态下，他的爱才会更成熟，不会是陶醉，也不会是倚赖。成熟的爱是倚靠不是倚赖，倚靠是在你偶尔疲倦的时候可以靠一下休息一下，倚赖则是赖着不走了。
　　我们常常把伦理当作倚赖，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都是。我在大陆看到一胎化的子女，受到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宠爱，有人觉得这样很幸福，我却觉得很可怕，因為当孩子长大后，这些人会反过来倚赖他，那是多麼沉重啊！
　　当我们可以从健全的个体出发，倚靠不会变成倚赖，倚靠也不会变成一种常态，因為自己是可以独立的，不管对父母、对子女、对情人、对朋友，会產生一种遇到知己的喜悦，而不是盲目的沉醉，如此一来，所建构出来的伦理也会是更健全的。
　　打开自己的抽屉
　　伦理孤独是当前社会最难走过的一环，也最不容易察觉，一方面是伦理本身有一个最大的掩护－－爱，因為爱是无法对抗的，我们可以对抗恨，很难去对抗爱。然而，个体孤独的健全就是要对抗不恰当的爱，将不恰当的爱做理性的分类紓解，才有可能保有孤独的空间。
　　孤独空间不只是实质的空间，还包皮括心灵上的空间，即使是面对最亲最亲的人，都应该保有自己孤独的隐私，要保有自己的心事，即使是夫妻，即使是父母与子女，就像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裡，中年妇女「我」因為儿子诗承没有告诉她自己认识了一名警察，而且彼此有过一段愉快的相处，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对儿子而言，这是他生命中重要且美好的部分，他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灵的抽屉裡，不一定要打开它。
　　西方心理学会主张，要把心理的抽屉全部打开，心灵才会是开放的，可是我觉得个体是可以保有几个抽屉，不必打开；就像我在写作书画的过程中，是不会让别人来参与，我觉得这样才能保有创作的完整性，得到的快乐也才会是完整的。同时，我也尊重他人会有几扇不开啟的抽屉。一个不断地把心神精力用在关心别人那些不打开的抽屉的人，一定是自我不够完整的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不满足，而想用这种偷窥去满足。
　　我认為这个社会，需要把这种偷窥性减低，回过头来完成自己。可是我们回顾这几年来媒体新闻的重大事件，都是在想着打开别人的
　　抽屉，而不是打开自己的抽屉，而且乐此不疲，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在二○○二年的最后几天，我开始在想，我自己有几个没有打开的抽屉，裡面有什麼东西？别人说：「你这麼孤独呀？只看自己的抽屉。」我会说：「是，但这种孤独很圆满，我在凝视我自己的抽屉，这个抽屉可能整理得很好，可能杂乱不堪，这是我要去面对的。」
　　我相信，一个直正完整快乐的人，不需要藉助别人的隐私来使自己丰富，他自己就能让生命丰富起来。
　　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我
　　没有思维的伦理很容易变成堕落，因為太习以為常。例如想到婆媳关系，就联想到哭哭啼啼的画面，可是现代人的婆媳关系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如果你觉得在一个传统固定的伦理裡待太久了，思想会不自觉地受到传统伦理的制约，我会建议你去看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与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电影，你就有机会去整顿自己，可是你一定会骂：「怎麼要我去看这种电影？」
　　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年看到帕索里尼的电影时，也是一边看一边骂，我骂他怎会把艺术玩到这种地步，你看他的《美狄亚》、《十曰谈》、《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会觉得毛骨悚然，他会让你看到一个背叛美学的东西，我记得首映时，很多人看到吐出来了。而西班牙导演阿莫
　　多瓦的《我的母亲》这部片，完全就是伦理的颠覆，可是裡面有种惊人的爱，他在变性人、爱滋病人、妓女身上，看到一种真挚的爱，与我们温柔敦厚的伦理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在阿莫多瓦与帕索里尼的电影裡，可以完全撕裂粉碎，然后再回到儒家的文化裡重整，如果不是这个撕裂的过程，我可能会陷入「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的危险之中。任何一种教育如果不能让你的思维彻底破碎的，都不够力量；让自己在一张画、一首音乐、一部电影、一件文学作品前彻底破碎，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信仰裡重整，如果你无法回到原有的信仰裡重整，那麼这个信仰不值得信仰，不如丢了算了。
　　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在破碎重整的过程中找回自己的伦理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