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朗•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曾说：“小说是一个死神，它把生活变成命运。”虽然复活的故事是由当时的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却仍然能够感觉到托尔斯泰在谨慎地掌握着笔下人物的命运。但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总忍不住会想，在复活以后，他们应该怎样活下去？
　　两个人的荒岛
　　“可是玛丝洛娃什么话也没说。庭长要她说一下为她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复活》第一部二十一）在这个时候，玛丝洛娃突破了自己麻木的伪装，释放出了一种极为压抑的绝望，她不明白为什么当自己已经放弃对命运的反抗时，命运却还要不依不饶的将她推向绝境。
　　托尔斯泰的日记中对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农奴和妇女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女人的天然的弱势也经常体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美丽女子的不幸命运显然能够引起读者的怜悯和同情。其实这种社会不公正不仅仅体现在中下层的妇女身上。即使是上层的贵族妇女，也总会有像于连、拉斯蒂涅这样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将她们作为垫脚石，企图跻身上流社会。她们也只能用这样的身份或金钱换取一份尊重与敬爱，有时真心，有时虚伪。所以有的女人选择拼了命的保护自己仅有的优势条件，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有的女人却不幸的付出了真心，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人弃如敝履，像鲍赛昂夫人。
　　像玛丝洛娃这样的妇女，贫穷却天真善良，或许更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全身而退。当苔丝在新婚之际向她的丈夫坦白一段屈辱的过去，那个发誓无论如何都会爱她直到永远的安琪儿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用这样一个理由：“当初我爱的那个女人不是你”（《德伯家的苔丝》）。她们最后走向堕落绝对不是偶然的选择。虽然来之不易，伊阿宋还是抛弃了美狄亚的爱情，当她把复仇之剑指向移情别恋的丈夫和自己无辜的儿子时，剧作家大篇幅的描写了她无比愤怒却也挣扎痛苦的复杂心情。就像欧里庇得斯一样，从南美洲吃尽苦头返乡的安琪儿和坐在陪审团里忐忑不安的聂赫留朵夫，；都不约而同的理解了她们在一种无能为力和万念俱灰之后的自我戕害和自甘堕落。
　　所以，聂赫留朵夫明白了，玛丝洛娃并不以自己的妓十女身份为耻，反倒显得麻木而高傲，并拒绝他施舍的婚姻，正是因为“她领会到聂赫留朵夫打算把她引导另一个世界里去，她就抵制他，已经与先看出来在他招引她去的那个世界里，她一定会丧失她的这种生活地位，以及这种生活地位所给予她的自信和自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根本不去回忆她年纪很轻的时候的那些事情，不去回忆她和聂赫留朵夫最初的那种关系”（《复活》第一部四十四）。“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等待戈多》），在度过了那么多幻想破灭而求助无门的岁月以后，玛丝洛娃总要找到一种姿态来对待摆明容不下她的社会。

　　相对于玛丝洛娃对过去回忆的封存，过去的种种却不断啃噬着聂赫留朵夫的心。“尽管她穿着囚大衣，尽管她的身材整个放宽，胸脯高耸起来，尽管她的下半张脸展宽，尽管她的额头和鬓角上现出细的纹路，尽管她的眼睛略微浮肿，可是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卡秋莎；正是她，在基督复活节的星期日早晨，那么纯洁地抬起眼睛来瞧着他，瞧着她所爱的人，同时她那对满含着爱慕的眼睛由于心境快乐和生活充实而带着笑意。”（《复活》第一部二十二）随着他对过去一点一滴的回忆，过去那个单纯善良的卡秋莎渐渐生动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对她做过的事到底有多残忍。
　　“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这是《两个人的荒岛》的歌词。然而，他们没有生活在两个人的荒岛，他们也没能天荒地老。玛丝洛娃最后的选择，包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终没能说出口的爱恋，我想不仅仅是出于对聂赫留朵夫名誉的考虑，更是因为她心中不能突破的藩篱。她并没有丧失爱人的权利，却再也没办法保有曾经的在社会和命运面前的勇气与信任。尽管恢复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却仍能感觉得到她时时准备着承受被抛弃或被摧残的厄运，她虽然得到了拯救，却永远也没办法复制曾经的善良与纯真。
　　极地特快
　　不久以前看过一部动画电影叫做《极地特快》，故事里的小男孩不相信圣诞老人，在圣诞夜偶然之下他坐上了通向极地的特快列车。在一系列离奇的冒险之后，他和朋友们见证了圣诞老人和数不清的精灵们在极地举行的圣诞夜仪式，宏大而温馨。跟他的朋友们不同，那个心存怀疑的小男孩听不见系在驯鹿颈子上的铜铃的响声，直到他大声说出：我相信。有意味的是，当最后他回到家中，他的父母看到了圣诞老人作为礼物放在圣诞树下的那个铜铃，他们都不能听见那个铃铛清脆的响声，那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而失落的信仰。
　　以前总觉得这部电影稍嫌幼稚，而且它的主题总让人觉得迷惑，我深信这世界并没有的圣诞老人，突然之间似乎变成了我听不见的铜铃。但是当我看到《复活》的故事，那一辆通往西伯利亚的列车就像是聂赫留朵夫乘坐的极地特快，把他引到通向信仰的路上。

　　在对于当年的回忆中，聂赫留朵夫想到的不仅是卡秋莎，还是曾经的自己。当他重游旧地，他和卡秋莎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聂赫留朵夫想起很久以前他还年轻纯洁的时候，他也是在这儿，在磨坊的均匀的流水声中，听着河边那些洗衣棒槌打湿衣服的响声，春风也是照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头上的头发……他不光是想起了当初他是十八岁的青年的那种样子，而且感觉到他现在仍旧像那时候那么朝气蓬勃、心地纯洁，有无可限量的前途。可是同时，如同梦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知道这些又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心里顿时感到十分凄凉”（《复活》第二部三）。当他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他的心中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转变。所以他尽量去周济穷人，实施当年农奴改革的想法，就像托尔斯泰想做的那样。他在努力的寻找当年的自己，而且有所收获。所以当他在彼得堡看见谢列宁，他以前的同学，跟他一样从雄心勃勃变得浑浑噩噩没有原则，会感到一阵悲哀。
　　其实从一开始，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团席上看见卡秋莎，他在怜悯的同时也害怕。他希望她能无罪开释，却担心在同一城市中他要以怎样的表情对待她。卡秋莎最终因为陪审团的疏漏判为四年苦役，聂赫留朵夫提出的婚姻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所以卡秋莎才会激烈的回击他：“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复活》第一部四十八）但是慢慢的，在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的时候，他看见了社会被广为忽略的一面，也看见了在他心中复苏的，年轻时才有的善意和信念。他亲眼看见一群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拘押的人，看见了因为冤狱被迫分离的夫妻，看到了因为丈夫被抓而衣食无着的寡妇弱子，不由得想到了他享受着的上流生活，和从雄心勃勃向浑浑噩噩的转变，他感觉到：“事情很明白：但凡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渺不足道的，或者是卑鄙龌龊的。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辉，所有那些富丽堂皇的外表，往往掩盖着古老的罪行，这些罪行已经为人们司空见惯，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风靡一时，由人们想出种种美化的办法加以粉饰”（《复活》第二部二十八）。
　　托尔斯泰曾经很用心的写设计一个细节，在庞大的苦役犯队伍走去西伯利亚的路上，曾经碰到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车上有一对夫妇和一双子女。当看着苦役犯的长队拦住他们的去路，那父母没有告诉他们的孩子这事情包含什么意义。那女孩看见了父母脸上的神情，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些苦役犯是和他们自己迥然不同的人，并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那个男孩，托尔斯泰写道：“他直接从上帝那儿得到启示，极其坚定而且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一摸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摸一样，所以必是有人对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做了什么不应当做的事”（《复活》第二部三十五）。这也是聂赫留朵夫一路走来的领悟。在长途跋涉中，每天都会有体弱多病的犯人死于疲劳过度和缺乏照顾，而那些将军、检察官、狱长却是约好了一样的冷漠无情。当最后聂赫留朵夫站在旅店改变成的一个肮脏不堪的临时牢房中面对玛丝洛娃时，他的心情已经和刚开始的时候截然不同。

　　玛丝洛娃最终还是拒绝了他，拒绝了爱情。聂赫留朵夫却走不出这个曾经让他感到尴尬和矛盾的全新角色。他想到了成百上千的人，关在充满病菌的空气中受尽凌辱的犯人，虚伪冷漠的贵族官员和整个他不再能理解的社会。然而当他翻开《圣经》，一切答案都呈现在了他的眼前，他一字一句地阅读福音书，发现“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恰巧就是基督对彼得做出的答案，其大意就是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没有罪，因而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的”（《复活》第三部二十八）。在《圣经》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遵守戒律，传播善和宽恕，由此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正是托尔斯泰向往的生活。
　　宗教是托尔斯泰在作品里经常涉及的主题，也是他本人在生活中的一种迷思。有很多时候我都会深深怀疑，虽然信仰给了人类终极关怀一个解释，但它又能够解决多少社会问题，复活以后的聂赫留朵夫该过怎样的生活，该怎样对待或是对抗这个世界？看着看着，我渐渐有些理解了作家的这种选择。像聂赫留朵夫一样，我们也经常看见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和命运中的种种不如意，却感到深深的无能为力。在聂赫留朵夫心中深深扎根的，来自上帝的善和宽恕的理念，更像是对那时黑暗混乱的社会，或是对不由人的命运的一种消极抵抗，不能立竿见影，却能无比顽强。不久之前偶然看到了《亮剑》的一个片段，演骑兵团被日本兵以绝对优势包围时的惨烈战况，我一时间想着，当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对战强大部队时，最令人敬佩的或许不是杀敌立功的决心，却是决不退缩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只能来源于心中屹立不倒的虔诚信仰。等过得久了，走得远了，忘得多了，变得快了，我希望能像聂赫留朵夫一样，还能摇响手中的铜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