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莫瑞尔生儿子时病得很厉害，莫瑞尔对她体贴入微。不过她还是觉得远离娘家，备感孤独。现在，即使和他在一起依然寂寞，甚至，他的出现只能让她更寂寞。
　　儿子刚出生时又小又弱，但长得很快。他是个漂亮的孩子，金黄色的卷发，一双深蓝浅灰相间的眼睛，母亲深爱着他。在她幻想破灭，伤心欲绝，对生活的信念开始动摇，灵魂寂寞而孤独时，他来到世上。所以，她对儿子倾注了所有的热情，连做父亲的都妒嫉了。
　　莫瑞尔夫人终于看不起她的丈夫了。她的心从父亲身上转到儿子身上。他开始忽视她，小家庭的新奇感也早已消失。她伤心地暗自数落着丈夫，他没有毅力，缺乏恒心，凡事只求一时痛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一场可怕、残忍，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在夫妻之间展开。她努力迫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尽管他跟她天性殊异，他只注重纯感官上的享受，她却硬要他讲道德，信宗教。她努力让他面对现实，他受不了——这简直让他发疯。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父亲的脾气就变得急躁易怒，令人难以信赖。孩子稍微有一点吵闹声，他就蛮横地吓唬他，再敢闹，那双矿工的拳头就朝孩子身上打去。然后，莫瑞尔太太就一连几天生丈夫的气。他呢，就出去喝酒。她对他干些什么漠不关心，只是，等他回家时，就讽刺奚落他。
　　他们之间感情的疏远，使他有意无意地粗鲁地冒犯她，而以前他却不是这样。
　　威廉刚一岁时，就很漂亮，做母亲的为此而自豪。她那时生活困难，她的姐妹们包皮了孩子的衣服。儿子满头卷发，身着白衣，头戴白帽，帽子上还饰有一根驼鸟羽毛。母亲满心欢喜。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莫瑞尔太太躺在床上听见父子俩在楼下闲聊。不一会，她睡着了。当她下楼时，炉火旺盛，屋里很热，早餐乱七八糟地摆着，莫瑞尔坐在靠壁炉的扶手椅上，有点怯懦，夹在他两腿中间的孩子——头发理得像刚剪了毛的羊一样难看——正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炉边地毯上铺着一张报纸，上面堆着一堆月牙形的卷发，红红的火光一照，像金盏草的花瓣一样。
　　莫瑞尔太太一动不动地站着，这哪儿像她的长子。她脸色苍白，话也说不出来。
　　“剃得怎样？”莫瑞尔尴尬地笑着。
　　她举起紧握的双拳，走上前来，莫瑞尔往后退了退。
　　“我想杀了你！”她高举双拳喊着，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不想把他打扮成女孩子吧！”莫瑞尔低着头，逃避她的眼神，胆怯地说，脸上努力挤出的一丝笑意消失了。
　　母亲低头看着儿子那长短不齐的秃头，伸出手疼爱地抚摸着他。
　　“（呕欠），我的孩子！”她颤声说，嘴唇发抖脸色变了，她一把抱住孩子，把脸埋在孩子的肩上痛苦地哭了。她是个不轻易掉泪的女人，哭对她的伤害不亚于对男人的伤害。她撕裂肺腑般地哭泣着。莫瑞尔双肘支在膝盖上坐着，紧握双手，指关节都发白了。他呆呆地盯着火，好象被人打了一棒，连呼吸都不敢呼吸。
　　一会儿，她哭完了，哄住孩子，收拾了饭桌，她没管那张撒满卷发的、摊在炉边地毯上的报纸。最后，她的丈夫把报纸收拾起来，放在炉子后面。她闭着嘴默默地干她的活。莫瑞尔服服贴贴，整天垂头丧气，不思茶饭。她对他说话容客气气，从不提他干的那件事，但他觉得他俩的感情彻底破裂了。

　　过后，她觉得当时她太傻了，孩子的头发迟早都得剪。最后，她竟然对丈夫说他剪头发就像理发师似的。不过她明白，莫瑞尔也清楚这件事在她灵魂深处产生的重大影响，她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场面，这是让她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
　　男人的这个鲁莽行为好象一杆矛一样刺破了她对莫瑞尔的爱心。以前，她苦苦地跟他争吵，为他的离心离德而烦恼。现在她不再为他的爱烦恼了，他对她来说是个局外人，这样反而使她容易忍受一些。
　　然而，她仍然跟他不懈地争执着。她继承了世世代代清教徒的高尚和道德感。
　　这已经成为一种宗教本能。她因为爱他，或者说爱过他，在和他相处时她几乎成了一个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有过失。她就折磨他；如果他喝醉了或说了谎，她就毫不客气地骂他是懒汉，骂他是恶棍。
　　遗憾的是，她和他水火不容。她对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满意，她认为他应该做的更多更好。她竭力要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个要求超越他所能及的水平，因此，反而毁了他，也伤害了自己。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孩子敬爱她。
　　他喝酒虽然很凶，但比不上其他矿工厉害，而且总是喝啤酒。尽管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多大的伤害。周末是他举杯畅饮的时候。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晚上，他都在矿工酒馆坐到关门。星期一和星期二他不得不在10点左右极不情愿地离开酒馆。星期三、星期四晚上，他呆在家里，或只出去一个小时。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因为喝酒而误了工作。
　　尽管他工作踏实，但他的工资却不增反降。因为他多嘴多舌，爱说闲话，目无上级，谩骂矿井工头。他在帕马斯顿酒会上说：“工头今天早晨下到我们坑道里来了，他说：”你知道，沃尔特，这不行，这些支柱是怎么回事？‘’这样决不行，‘他说，’总有一天会冒顶的。‘我说：“那你最好站在土堆上，用你的脑袋把它顶起来吧。’他气疯了，不停地骂人，别的人都大笑起来。”莫瑞尔很善于模仿，他努力用标标准准的英语模仿工头的短促刺耳的声音。
　　“我不能容忍这些的，沃尔特。我俩谁更在行？”我说：“我从未发现你懂得很多，艾弗德，还不如哄着你上床呢！”
　　莫瑞尔口若悬河地说着，酒友们兴高彩烈。不过他的话也是真实，这个矿井工头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人，曾是和莫瑞尔一类的人，因此，尽管两个人素不相和，但或多或少能容忍一些。不过，艾弗德。查尔斯沃斯对莫瑞尔在酒店中嘲笑自己，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尽管莫瑞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矿工，他结婚那时，一星期还能挣5英镑，可现在他被分派到更杂更贫的矿井里，那里煤层很薄，而且难采，所以无法赚钱。
　　而且，夏天，矿井生意处于谈季。男人们常常在10点、11点、12点就排着队回家了，这时太阳还正高呢，没有空卡车停在矿井口等着装煤。山坡上的妇女们在篱笆旁一边拍打着地毯一边朝这儿张望，数着火车头拖进山谷的车皮有多少。孩子们，放学回家往下望见煤田上吊车轮子停着，就说：“敏顿关门了，我爸爸回家了。”

　　似乎有一种阴影笼罩着妇女、小孩和男人，因为这个星期末又缺钱花了。
　　莫瑞尔本应该每星期给他的妻子30先令，来支付各种东西——房租、食物、衣服、俱乐部会费、保险费、医疗费等等，偶尔，如果他比较宽裕，他就给她35先令。
　　但是，这种情形远不及他给她25先令的次数多。冬天，在煤多的矿井里，他每星期就能挣50或55先令。这时他就高兴极了，星期五、六和星期天，他会像贵族一样大大方方地花掉一个金镑左右。尽管这样，他很少多给孩子们分一个便士或给他们买一镑苹果，钱都用来喝酒了。在煤矿疲软的时候，生活艰难，但他倒不会经常地喝醉，因此莫瑞尔太太常说：“我说不准我是不是宁愿钱少点，他稍微宽裕一点，就没有一刻的安宁了。”
　　如果他挣了40先令，就会留10先令，挣35就留5，挣32就留4，挣28就留3，挣2 4就留2，挣20先令就留1先令6便士，挣18先令就留1先令，挣16就留6便士。他从来没存过1便士，也不给妻子存钱的机会，相反，她偶尔还替他还帐，不是酒帐，因为那种帐从不让女人还，而是那些买了一只金丝雀或一根奇特的手杖而欠的帐。
　　节日期间，莫瑞尔入不敷出，莫瑞尔太太因为要坐月子，尽量地省钱。她一想到他在外面寻欢作乐，挥霍无度，而她却呆在家里发愁，便备觉凄凉。节日有两天。
　　星期二早晨莫瑞尔起得很早，他兴致很高。六点以前，她就听到他吹着哨下楼去了。
　　他吹得非常流畅，活泼而动听。他吹的几乎都是圣曲。他曾是唱诗班一员，嗓音纯正，还在萨斯威大教堂独唱过。他早晨的口哨声就显示出他的功夫。
　　妻子躺在床上，听着他在花园里叮当叮当，口哨声伴随他锯锯锤锤声。在晴朗的早晨，孩子们还在梦乡，听他那男子汉的快乐声，她躲在床上，体验到一种温暖、安宁的感觉。
　　九点钟，孩子们光腿赤脚地坐在沙发上玩，母亲在厨房里洗洗涮涮。他拿着工具走进来，袖子卷得高高的，背心往上翻着。他仍然是一个英俊的男人，黑色波浪式卷发，黑黑的大胡子。他的脸也许太红了，这使他看上去有点暴躁。但是此刻他兴致勃勃，他径直走到妻子洗涮的水槽边。
　　“啊，你在这儿！”他兴高彩烈地说，“走开，让我洗澡。”
　　“你应该等我洗完。”妻子说。
　　“（呕欠），要我等？如果我不呢？”
　　这种幽默的恐吓逗乐了莫瑞尔太太。
　　“那你就去洗澡盆里洗吧。”
　　“哈，行，你这个烦人的家伙。”
　　然后，他站在那里看了她一阵子才走开。
　　他用心收拾一下，还是英俊潇洒的男子。通常他喜欢在脖子上围一块围巾出去，可是现在，他得好好洗一下。他哗哗啦啦地洗脸，擤鼻子，又火急火燎地去厨房照照镜子。镜子太低，他弯下腰，仔细地分他那又黑又湿的头发，这情景激怒了莫瑞尔太太。他身穿翻领衬衫，打上黑领结，外面套上他的燕尾礼服，看起来风度潇洒，而且他那爱显示自己英俊潇洒的本能掩饰了他衣着的寒碜。

　　九点半时，杰里。帕迪来叫他的同伴。杰里是莫瑞尔的知心朋友，但莫瑞尔太太不喜欢他。他又瘦又高，一张狐狸般奸诈的脸，一双仿佛没长眼睫毛的眼睛。他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很有气魄，好象脑袋安在一根木头般僵硬的弹簧上。他也挺大方的，他似乎很喜欢莫瑞尔，并且或多或少地有点照顾他。
　　莫瑞尔太太恨他。她认识他那个死于肺病的妻子，在她离开人世时也对她的丈夫恨透了。他一进屋子就气得她吐血，杰里对这些似乎都漠不关心。如今，15岁的大女儿照料着这个贫穷的家，照看着两个弟妹。
　　“一个吝啬、没心肝的家伙！”莫瑞尔太太说他。
　　“我一辈子都没发现杰里小气，”莫瑞尔反驳，“据我所知，你在哪儿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大方的人了。”
　　“对你大方，”莫瑞尔太太回答，“可他对他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就手攥得紧紧的。”
　　“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可怜啦？”
　　但是，莫瑞尔太太一提到杰里就不能平静。
　　被议论的这个人，忽然把他的细脖子从洗涤间窗帘外伸进来，看了看莫瑞尔太太。
　　“早上好，太太。先生在家吗？”
　　“嗯——在家。”
　　杰里径自走进来，站在厨房门口。没有人让他坐，只好站在那里，表现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特有的冷静。
　　“天色不错。”他对莫瑞尔太太说。
　　“嗯。”
　　“早晨外面真好，散散步。”
　　“你们要去散步吗？”她问。
　　“对，我们打算散步去诺丁汉。”他回答道。
　　“嗯，”
　　两个男子互相招呼着，都很高兴。杰里是洋洋自得，莫瑞尔却很一副自我抑制的神情，害怕在妻子面前显示出喜气洋洋的样子。但是，他精神抖擞迅速地系着靴子。他们将步行十里路，穿过田野去诺丁汉。他们从河川区爬上山坡，兴趣盎然地在朝阳下前进。在星月酒馆他们干了第一杯酒，然后又到“老地点”酒馆。接着他们准备滴酒不沾步行五里到布尔维尔，再美美喝上一品脱。但是，在途经田野休息时，遇到几个晒干草的人，带着满满一加仑酒。于是，等他们看到布尔维尔城时，莫瑞尔已经渴得昏昏欲睡了。城市出现在他们眼前，正午的阳光下，朦朦胧胧仿佛笼罩了层烟雾。在它往南方的山脊上，到处是房屋的尖顶和大片的工厂和林立的烟囱。在最后一片田地里，莫瑞尔躺倒在一棵棕树下，打着呼噜睡了一个多小时。当他爬起来准备继续赶路时，感觉到头脑昏昏沉沉的。
　　他们两个和杰里的姐姐在草场饭店用过餐后，去了“碰池波尔”酒馆，那里热闹非凡，人们正在玩“飞鸽”游戏，他们也跟着玩。莫瑞尔认为牌有股邪气，称它是“恶魔照片”，因此他从不玩牌。不过，他可是玩九柱戏和多米诺骨牌的好手。
　　他接受了一个从纽沃克来人赌九柱戏的挑战；所有在这个长方形酒馆里的人全下了注，分成了两方。莫瑞尔脱去上衣，杰里手里拿着装钱的帽子。其他人都在桌子旁观看，有些手里拿着酒杯站着。莫瑞尔小心地摸了一下他的大木球，然后掷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