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江作品突然间出现了与此前全然不同的意趣。具体说来，这种变化始自于您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文学界》上发表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您在这部作品的结构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当时您曾表示，所谓“雨树”、raintree，既是凝缩着死亡与再生意味的宇宙之树，也是现实里生长在某处的树木。而且，还是“那座哺育了自己的小宇宙/村庄的隐喻”。
　　以《吊死在“雨树”上的男人》、《倒立的“雨树”》和《游泳的男人——水中的“雨树”》等为题的五个短篇组合，在整体上集辑为《倾听“雨树”的女人们》这个长篇。作品的舞台设定在因出席研讨会而短期居住的夏威夷，以及府上所在的东京世田谷及其周围地区。另外，被称之为“教授”的作家“我”，是诸多场合、变故和事件的旁观者，而主要角色则让位于女性们。这个转换，您是如何进行的呢？
　　从二十四五岁时起，我就作为短篇小说作家开始了写作工作，然后渐渐将重点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后就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将近四十五岁时发表了《同时代的游戏》，以此对以往的各种要素进行了综合。然而，读者果真接受了这部小说吗？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我感到了不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再度回到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来。不过，对于从长篇小说回到发表一篇篇独立的短篇小说这种生活上来，我也感觉到了一股说不清楚的不安。如果写长篇小说的话，在一年至两年内，只需要在那篇作品的文体内写作即可，这其中自有一种安定感。不过，好歹我还是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如此一来，自然会连接着下一个短篇，于是决定以短篇连作的形式写下去。“雨树”连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在那过程中，自己觉察到在写此前未曾写过的那种性格的人物。一个有着各种缺点或是易于遭到伤害的那种类型、正在走向灭亡的男性高安卡儿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顺便也写了不断鼓励那个男性，甚至为其付出牺牲的女性。我认为，这样一种女性形象似乎也是自然出现的。
　　直接的契机，也是因为当时阅读了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里①的作品。当时我四十五岁，他在与我相近的年龄上，因酒精中毒造成的事故而死亡。他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了日本，就是《火山下》那部长篇小说。在那部作品里，他描绘了深深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男性＝任职于墨西哥的外交官，及其恋人＝易于伤害自己所爱的男人，只能不断重复这种伤害的女性。最终，男性因此而被野狗扑咬而死，女性则在悲叹中沉沦下去。这部小说原本是我在墨西哥生活期间偶然读到的，我曾怀疑自己是否也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在感情上我也非常喜欢劳里，尤其是关于“作为人，于存在之根本处怀有深深的悲哀，并生活于这种情感之中”的论述，用劳里的英语来说则是grief的那种感情的重量，被递交到了我的手里。
　　——较之于男性的悲哀，我在阅读中却感受到女性这一方的悲叹更为深沉和切实，这或许是因为我身为女性的缘故。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群里的女性，都是相当独立、自由和聪慧的女性。从叙述者“我”的角度看过去，她们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恋人。对于她们，虽然“我”保持着谨慎态度，却尽量公正地面对她们。与此同时，也持续着带有几分批判的观察。另外，她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悲叹，也惨不忍睹地渐次传了过来。可以说在女权运动的潮流越发高涨的时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那几年，在旧弊尚存的社会背景下，我正要踏入社会的那个时期，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感受到了相当沉重的冲击。高安卡儿带去的那位名叫蓓妮的女性在信函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语：
　　我也读了那篇小说。虽然没有告诉高安，但是我不认为那树木只是一个隐喻，我感到“雨树”存在于现实之中。此外，你在小说里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雨树”，可我觉得你应当看见过。夏威夷的夜晚，难道黑得连家门口的树木也看不到吗？高安入住的那家治疗机构里，无论任何地方都没有“雨树”，你究竟是以哪家机构为原型的呢？请告诉我“雨树”所在的那家治疗机构。我想坐在“雨树”之下，边听那滴水之声边考虑高安的事情。即便身边坐着精神病女患者，如我一般倾听那“雨树”也没关系。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存在着像我们这样的女人。马尔科姆·劳里在日记（未发表）里这样写道：Whatdoyouseek?/Oblivion①。但是，像高安那样从不曾为世间所知的人，也就白白地被遗忘了，这叫做AWARE。这个AWARE，就是grief在日语中的语意，这是高安告诉我的。从此以后，教授，大概只有你和我还会时时记起高安了。
　　我还记得，从这篇作品开始，以大庭美奈子和津岛佑子为主的那些敏锐的女作家们，就加入到大江作品真正的读者和批评家的行列之中了。
　　作为小说家，我一直对这两位女作家心怀敬意和亲近感。不过，从不曾亲近到她们，比如说，亲近到类似于大庭美奈子和小岛信夫、津岛佑子和中上健次那样的文学盟友的地步。这是由于我的性格基本上属于内敛型，与熟人和朋友保持距离则是常态，独自过着小说家的生活，不时在外国的大学里略微承担一些教务，从没有同过于新潮的女性接近过。但是，由于我不曾进入恋爱的深部，因而与那些自由独立且具有知识背景的人、幽默诙谐的人、与那样的女性交谈，则一直使我感到愉快。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倒是觉得遇见过各种各样能够相互深入理解的女性。这样一些人中的若干人便合成在一起，结构为一个典型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了。
　　结果，我便认为这个世界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即便如同美国的大学那样开放的场所，毋宁说，客观存在着近乎顽强的男性社会的骨骼，在此处从事自立性工作的同时，还需要与男性学者们进行合作，充满各种智慧的生活技巧不就成为必须之物了吗？自不待言，不同于这种技巧的其他力量亦然。尽管如此，要在充分表现自己的同时生活下去，这对于任何聪明的女性，都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印象。一些确实很优秀、很有魅力的女性，也不时会在婚姻生活里露出破绽，虽说也有一些人能够超越这种危机。
　　某个时候，大家一起长久交谈，那人会经常独自表现出悲哀或是悲叹这种情感。当然，所交谈的不会是那种非常深入的内容，全力专注于这类内容亦为失礼之举。“啊，此人在与我们愉快交谈之侧面，并存着一种只能称之为悲叹的东西。”我曾经常作如此之感想。只要细心阅读，就可以发现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小说中，会不时出现描绘这些女性的场面。

　　——在日本，从这样一种视角描绘女性的小说并不多见。这在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吗？在我的印象里，大江先生当时好像与野上弥生子和佐多稻子就文学观点交换过看法。在女作家中，让您感受到刺激的大致都有谁呀？
　　在外国的女诗人、女作家和女思想家中，我一直予以关注的，是深入到美国南部的基督教社会里去的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还有到达法国战前和战时时期思想顶点的西蒙娜·韦伊，此外就是研究布莱克的专家、神秘主义诗人凯瑟琳·雷恩②。在日本的女作家里，我最为敬爱的是佐多稻子，和我年龄相仿，又深得我敬爱的则是林京子。至于野上弥生子，在成城和北轻井泽这两处，我和她住得都比较近，也是我所尊敬的女作家，在报纸上的对谈以及为渡边先生举办的纪念活动中，我也曾去帮忙，其间却只和她说过两三次话。江藤淳是个上流社会意识很强的人，曾在文章里写道：渡边一夫刚一去世，大江就向野上弥生子靠近了。他没有说对！就本质而言，我是在反上流的生活感觉中走过来的。
　　——我想顺便再了解一下，同为一九三五年出生的仓桥由美子，直至发表《烧炭工Q的冒险》为止，她还一直是最前卫的，可在那之后，却迅速转而创作保守性质的小说。您还存留着与仓桥之间的一些交谈记忆吗？
　　若说是“说了很多”，则是在因“平野谦发现的这两人”而参加的《近代文学》座谈会上曾见过一面。那一位呀，从我们出身于农村不富裕人家的孩子看来，倒像是医生家小姐，用心术不正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的那位同班同学。她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她解读萨特的方法完全不对。有关我对于“萨特的想象力论”的关注，全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期的仓桥由美子那种吉田健一趣味般的世界，是与我刚才所说的反上流意识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再往后，还不时听到她针对我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批判性评论，觉得她终究是一个不好应付的人啊……
　　——被《倾听“雨树”的女人们》深深打动的作曲家武满彻，因此而创作了题为《雨树》和《雨树素描》的乐曲，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怀念。
　　我一直在听日本钢琴手内田光子、高桥亚纪的演奏。她们是通过音乐展现出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我曾与高桥谈过有关武满的话题，在女性中，我认为她是武满音乐最好的理解者。对于武满所作的钢琴曲，她的演奏水平年年都在提高，这很了不起。
　　——那么，您于一九七七年前往与作品里相同的场所，参加了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文化研究所的研讨会。那时您已经有了在墨西哥生活的经历，从那时起，您与外国作家的交流，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或许是个有效的机会吧。
　　如果说起日本这个国家的同时代作家，也有像安部公房、古井由吉那样让我心怀敬意的作家。不过，安部的情况略有不同，刚才我也说过，我更看重与研究者朋友的交往，我说的是与日本文学多少有些距离的研究者朋友。至于同外国的诗人、作家们的交往，由于我不时前往国外短期旅居并与他们一起工作，逐渐亲近起来的人反倒比较多。在开始这种交往的最初阶段，一九七七年的研讨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交往之一。创建了“垮掉的一代”之文化的诗人爱伦·金斯堡①从美国本土来到了那里。由于是两个作家或诗人共居一个房间，因此而亲近起来的，是来自西萨摩亚的作家阿尔伯特·汶特②。他出身于一个拥有欧洲血统且富有知识教养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蕴涵着太平洋诸岛当地人的那种民俗学要素。我与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沃雷·索因卡③也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常年交往的朋友。
　　——我认为，对于美国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以及女权运动的高涨，您是最先直接觉察到的。有关这一切的理解也好不谐调感觉也罢，这两者在您的作品里都有所表现。您最近的作品《愁容童子》中出现了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女学者罗兹，我觉得，直至您对罗兹的描写为止，这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距离感。与此同时，我还认为，日本女性如果成为您的描写对象的话，您是不会如此的，无论取材以及观察的深度还是无情的程度（笑）。
　　研讨会需要连续三周甚至四周都在同一个场所生活和讨论，或是反复召开两三天会议。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有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①。此外，还有名叫三好将夫②，从日本前往美国定居的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我经常出席以其为中心的会议。他很看重作为女权运动优秀论客的那些女性，比如曾翻译雅克·德里达③、她本人身为理论家也引起诸多关注的盖娅特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④。以她为核心的那些作为理论家且观点有趣，就为人而言又显得从容自信并且面带阴翳、话语中还含带些微幽默的女性，被三好介绍给了我。由于是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大家就像是大学里的同学一般交谈。有时，会因为彼此深处的问题相互重合，也会出现相互深入评论的现象。我觉得，正是从如此邂逅相识的女性学者、诗人和小说家那里，接受了各种女性形象。
　　——一九八九年，在《人生的亲戚》里，女性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在了大江小说之中。此人是仓木玛利惠，这是一个易于联想到“沉郁的玛利亚”①的名字。叙述者“我”的儿子往返于养护学校，她则是我儿子一个同学的母亲，曾遭遇两个身有残疾的儿子一同自杀的、难以想象的悲剧。虽然她是一位精力过剩、搅得周围人都不得安宁的那种深思型女强人，但是去了墨西哥之后，则在农场里投身于奉献活动。总之，这是敢想敢干的、信心十足的女性的故事。
　　就在我本人来说，《人生的亲戚》也是一部特别的小说。某大报那位谁都知道的大牌记者曾说过一番涉及我人格的话语——话虽如此，与其倒是没有个人交往——从没有读过这家伙的小说，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在前面的话引子里“粗口恶言骂詈谗谤”绵长不绝。有一段时期，我曾因此而第一次出现忧郁症似的状态，这种状态最近叫做耗尽②，以往的老话则叫做忧郁症③。当时，为了进行自我治疗，我决定试着用不同手法来写与此前的小说世界完全不同的内容。由于每天早晨起床时最为沉郁，便一睁开眼睛就马上起床并立即写那部小说。下午，或阅读平日里一直在看着的书籍，或写一些随笔。总之，早晨的时间被集中用来写那部小说，所以只用了大约三个月便完成了。原本我就憧憬英雄豪气且诙谐幽默，却深陷悲剧之中的那种女性。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原型，便以此前看到的那些素描之积累构成了细部。写完这部小说后，在那之前的忧郁症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会儿，刚才说到的那位大牌记者还出了一本题为《大江健三郎的人生》那本鲜红封皮的书。不久之后，我告诉亦为精神科医生的作家加贺乙彦，说是自己借助那种做法已经超越了忧郁症。于是他就诊断说：那么一大早起床工作，不就是狂躁病吗（笑）？

　　“人生的亲戚”这句话，是我在墨西哥请同僚为我讲解西班牙语小说时发现的。Parientesdelavida，说是叫做“悲伤”……某一种悲伤，让人非常为难，却无法将其从自己身上割去，这就有点儿像麻烦的亲戚，那样一种悲伤纠缠着人生——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我想写的就是伴随巨大的悲伤一同生活、生气勃勃地吸引着人们关注的那种女性的生活方式。
　　小说的主人公麻里惠有两个身患残疾的孩子，这两个孩子经过合谋，从一处海岸的断崖上，智障却是身体壮实的哥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弟弟，两人一同跳进海里。作品里发生的这起事件，是能够想象出的最为悲惨的变故，我设定的就是这样一起悲剧。遭遇了如此之大的悲伤后，身为母亲的主人公将如何独自活下去？只要她还活着，那悲伤就难以克服，但是唯有如此，才能被“人生的亲戚”那个悲伤所纠缠，同时坚强地生活下去。当时我所想象的，就是这么一个尝试。后来她参加了带有宗教性质的团体，为了在海外从事工作而去了海外。她在墨西哥的农场劳动期间却患了癌症，但是直至最后也没有屈服。在墨西哥，她还为自己拍摄了滑稽的性爱照片，送给了一直甘为自己服务的三个青年，显示了这令人不可思议的幽默之后，她死去了。
　　——玛利惠还对“我”提出了极为大胆的提议：
　　意识到我的目光被裙子深处所吸引后，她并没有做出夹紧双腿的动作，反倒是再度在那张充满疲惫和忧郁，却像是贝蒂①式花哨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提出了一个在精神上未必正常的提议，话虽如此，在肉体上理应同样未必正常……
　　“今后，我将不会再和你一起过夜了吧？既然如此，就提起精神干它一次如何？在光睡着以后，你会悄悄过来吗？”
　　“……还很年轻那会儿，曾受到两三个人非常直接的诱惑，却没干那事。后来一直很后悔，所以呀，从那时起，就决定今后不管怎样都要去干！我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啊。不过……现在嘛，干也好，不干也罢，这其中都有一种令人怀念的东西。而干与不干其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异。我已经到了如此回想的年龄。”
　　“也就是说，即便不干也无所谓呀。……我觉得，我也会满怀眷念地回想起今天这个夜晚的。干也好，不干也罢。”毋宁说，玛利惠显现出放下心来的模样。
　　在这部作品问世前不久，您发表了花伯母与女先生激烈论战、森林里的神话与千年前的和歌交相共鸣的《另一位和泉式部诞生之日》（1984），以及把革命的学生运动中的女斗士作为主人公的电影脚本底稿《革命女性》（1986）。您在非常大的范围内描绘了那些具有很强个性的积极的女性，可我们却没有从中看到足以贯穿大江作品整体的所谓浪漫的戏剧性场面得以展开。那是为什么？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周围所有女性读者长年以来共同抱有的疑问。
　　就这个问题接受你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我认为，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从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也是从布莱克到叶芝的英国浪漫主义时代——接受深刻影响的作家。话虽如此，在实际与女性交往的关系中，我与浪漫可就没什么缘分了。相互痛苦折磨、深陷于悲剧性状态，或以英雄般气概超越这一切……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恋爱。因此，也就无法在小说里写出这些内容。
　　结果，当现在回顾这漫长的一生时，觉得唯有如此才是“大江健三郎的人生”，这可能是因为与我关系亲密的女性，并不是对等地进行恋爱，或折磨对方或被对方所折磨，其后共同成长的那种女性吧。我所接受的影响，来自于母亲和妹妹以及妻子，是的，就连我的结婚对象也是朋友的妹妹。我总是受到她们的庇护并得到她们的照顾。嗯，好像一直是作为孩子生活过来的，这就是我的人生。
　　——总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让朋友灰心丧气的回答（笑）。我也不认为你们夫妻会是那样的关系。
　　不，我和妻子的关系，恰恰就是那样的。身为男性的丈夫一直受到身为女性的妻子的庇护，这种生活在一般的婚姻生活里是不多见的，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生下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以来，已经四十三年了，在生活中妻子一直庇护着智力停留在四五岁阶段的孩子，我则像是那个庇护行为的助手一般跟随在妻子身旁。我们就是这样做过来的。在那种时候，与其说我身处庇护孩子的一方，不如说我与那智力障碍的孩子一道依赖妻子，我们就这样一同生活着（笑）。总是在某个处所得到妻子的帮助。我在这样一种感觉中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认为，在迄今的生活里，我和妻子不曾有过那种平等相对或非难或道歉的男女间争执不休的经历。
　　即便在我的小说里，也会有男性与女性相互冲突的场面。一般说来，发生了冲突之后，在下一段情节里，大致就会向和解并恋爱的方向发展。在我的小说中，这样的事情则不可能发生。一旦出现对立，就绝不会再相会。我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的男女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作为小说家的巨大缺失。细想起来，我从高中进了大学，除了伊丹的妹妹以外，从没得到过来自女性的真诚关爱。她们对我的感觉，大概会因奇异和滑稽而称为——初期短篇小说中的有趣之处基本上也在这里——家伙这个称谓吧。
　　——不过，最近也是如此，在后援会和签售会上，从年轻的学生到上了年岁的老人，其中女性读者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觉得大家都是大江先生您本身的热情“粉丝”。
　　母亲曾嘲讽地说道：当上了小说家，可真好啊（笑）!最为根本的是，我知道，自己这个人没有魅力。在我上叫做国民学校的小学一年级时，和附近的孩子们一同背着儿童书包前去学校。当时看见了自己的朋友，我就在想，这家伙确实有着孩子应有的快乐和美丽啊！在自我意识里，我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孩童那种自然魅力而感到失望。
　　在玩棒球时，大家都说我的投球方式显得滑稽可笑。于是我就阅读棒球的相关杂志，学习如何投好那球并不断订正错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投球方式就越发滑稽可笑了，就连说话方式以及走路姿势也是如此。其实，我是一个处处都显得不自然的孩子，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从不曾因为自己自然而然地采取行动并因此被大家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家伙”而获得成功。成为青年之后情况仍一如既往。实际上，我不记得曾被女性说过“你真是个优秀的人”。妻子之所以愿意和我结婚，大概也是考虑到“对于自己的哥哥来说，此人似乎是很重要的朋友，就与这个男人一起过日子，建设稳定的生活吧”。总之，我呀，要说是同年代的人，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那种拥有很大魅力的人物不同，不会以自我陶醉的心态面对他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编造小说故事的人，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进行工作的人。因此，我成了小说家。那时也好现在也罢，对于女性，唯有心怀敬意，自己则乐于并喜欢作为丑角予以表现。
　　——原来是这样啊。非常感谢您的宝贵箴言（笑）。关于以女性为中心而创作的作品，如果进一步探讨下去的话，那就是在出版于一九九〇年的《安静的生活》里，这一次的讲述人变成了您女儿这一辈的“我”＝真儿。倘若只读下面这一段文章，我甚至认为，由于这过分的轻快，读者也许很难相信其作者会是“大江健三郎”：
　　这一年里唯有今天，才是冬天开始的日子。在这个郑重其事的思考中，我感觉到了晴朗的早晨。为了赶在阳光持续照射期间把洗好的衣物晾干，我勤快地忙活起来。这时，我从厨房角落处往外看去，只见独自换好衣服的伊耀正站起身来，环顾着阳光透射进来的玻璃窗对面那座砖砌花坛上并排摆放着的赏叶植物花盆。如此显露出非常“表现式”模样的哥哥，心里肯定有了什么打算。我在这么想着的同时，低血压的脑袋有点儿像是尚未睡醒似的，只是在考虑伊耀如果肚子饿了，我就必须尽快去做早饭。
　　“伊耀，星期天你还起得这么早，真了不起！等我把这衣服晾好就去沏红茶，你等一等1
　　由于小说中的家庭成员构成与大江家的实际情况相同，因而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经过接下去将向您请教的《新人呀，觉醒吧》，您非常谨慎地将情节做了虚构化处理，写出了这部富有智慧的家庭小说。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您之所以选择女性为讲述人，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我在写小说时即便选择女性为讲述人，可实际上那还是我本人的叙述，只是考虑到小说技巧上的需要，才偶尔选择女性为讲述人的，而不是被塑造出来的拥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感的女性叙述者，其肉体和智能皆兼而有之的女性在讲述。这不是那种真正的女性——尽管我也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①、西蒙娜·韦伊、佐多稻子、林京子这些杰出人物的例子——用真正女性的声音讲述的不可能是其他人进行的叙述。于是，我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自己的母亲、妻子、妹妹以及长女的叙述，很快我就意识到，长时期观察的——并不是事先想要将其写入小说之中而积累了这些观察——成果显现出来了。或许，那只不过是这些女性对于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的缘故吧……
　　在小说里所讲述的，而且是以作品中某个人物为讲述者的那种叙述里，最让人感受到魅力的，通常是年轻人讲述本人的冒险，比如说赫尔曼·麦尔维尔①的《白鲸》、塞林格②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如此。狄更斯③的《荒凉山庄》这部小说的叙述则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那位因面部受伤而深信自己变得丑陋的女性进行讲述，最后却改变了思考方向，认为自己或许并不那么丑陋，从而取得了很好效果。
　　我则以自己的家庭为原型，想要写这个包括智障儿在内的家庭，便将年轻的女儿设定为讲述者。实际上，我的长女菜采子理解光这位兄长，并给予哥哥很大帮助。妻子曾告诉我，女儿在三岁的时候，就试图照顾七岁的哥哥。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看着这一切，写作时便塑造了一位像她那样勇敢而温和地照顾患有智障的哥哥的人物，并将其作为讲述者而导入小说之中。当时我认为，如果设定这样一位讲述者，几乎不能说话的孩子那些话语就会浮现出来，还可以把讲述者针对双亲的批评也适当加入到作品中来，这也算是一种社会化吧，这样就能在写作时把有着智障孩子的家庭生活广泛提升到社会层面上来。
　　——接下去我们讨论也可被称之为“近未来SF小说”这种文类的作品，在《治疗塔》和《治疗塔星球》这两部作品里，您连续选择那位叫做律子的年轻女性为讲述者，通过律子那悠然的叙述能力，使得人们在面向未来时，即便置身于若不离开地球，人类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特定环境之中，似乎也可以得到某种有保证的光明。
　　我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那里正无言讲述着的内容。令人怀念的阿朔的呼吸，与腹中胎儿的心音好像同一节奏地传了过来。我与现在就连其大小程度也无从知晓、正横卧着的那位年纪轻轻、正不断成长的小人儿一起，倾听着用既非英语亦非日语，大概是为“新地球”而准备的那种宇宙语言朗诵的，以“Hegrowsyoungereverysecond”为首的叶芝那些诗行。那是在通知我这么一句话语：不是别人，正是汝将产下较最新之人更新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新的人，作为母亲我的喜悦，正寄身于我的体内，传来亲爱的心音……“Hedreamshimselfhismother’spride,/Allknowledgelostintrance/Ofsweeterignorance.”，“虽是这个地球古老人类的女性，却面向宇宙而敞开，通过自己的肉体产下全新之人，将独自以自己的精神和感情进行教育。
　　我觉得，以上这一节是大江文学在一九九〇年那个时点上，面向未来而显示出的文学性和伦理性想象力的方向。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确实在那部作品中表现了对那类女性的憧憬。我有一个梦幻般的想法——成为被那种类型的女性所拯救的男性。我认为，在不远的未来社会中，男性社会或许会陷入走到尽头的绝境。可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仍将继续生存下去。那时，女性的力量、女性性质的力量将发挥作用，唯有如此，地球才能得到拯救。我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想法。
　　而这些力量正与歌德那样的大诗人借托女性的、但丁借托名叫贝雅特丽齐的超越性女性的那些内容连接起来。倘若不如此，《新生》便不可能诞生，《神曲》也不会完成。一如但丁在《新生》里叙述的那样，他邂逅了非常纯真的少女，为其美丽所倾倒，由此开始写作诗歌。这种纯洁、明朗、自立、自尊的女性形象，长年来一直被文学世界所描绘，未必就不能让我们预见到未来，至少我是这么考虑的。空想那种可爱、美丽、贤明的女性这种行为本身，有可能遭到批评，被怀疑为男性社会里的这个男人是否在歧视女性。可是，我的这一番话语却是作为得到那种女性的帮助之人而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