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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翅膀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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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 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 爱) 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 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 ”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 ”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 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 你想搞政治联姻? 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 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 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 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 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 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 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 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 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 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 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 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 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 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 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 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 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 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 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 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 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 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 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 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 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 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 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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