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的就是我的生活吗？我想。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加了一条。“为今晚出行收拾包皮裹？”算不上一条提示，不过是我自己写的。
　　我听见了一阵声音。一阵铃声，是从我的包皮里传来的。我打开包皮把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沙发上。钱包皮、几包皮纸巾、一些笔、一支口红、一块粉饼、一张买了两杯咖啡的收据。一本小巧玲珑的日记，封面上有花朵装饰，书脊上附了一支铅笔。
　　我找到了本提过的那种电话——个头很小，塑料质地，上面有个键盘，看上去挺像玩具。它正在响铃，屏幕一闪一闪的。我按了一个按钮，希望没有按错。
　　“喂？”我说。答话的不是本的声音。
　　“嘿。”手机里说，“克丽丝？请问是克丽丝·卢卡斯吗？”
　　我不想回答。我的姓氏听起来跟当初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一样陌生。我感觉刚刚坚定起来的信念再次烟消云散，像一股流沙。
　　“克丽丝？你在吗？”
　　会是谁呢？谁还会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是谁？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我感觉惊恐涌上了心头，手指在那个可以结束通话的按钮上游移。
　　“克丽丝？是我，纳什医生。拜托请接电话。”
　　那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不过我还是说：“是谁？”
　　对方换了一种口气。松了口气？“我是纳什医生。”他说，“你的医生。”
　　又是一阵恐慌。“我的医生？”我重复道。我想补上一句我没有病，但现在甚至连这个我也不确信。我的思绪混乱极了。
　　“是的。”他说，“但是别担心，我们不过是一直在为你的记忆想办法。没什么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使用的时态——“一直在”——这么说，这也是个我记不起来的人？
　　“什么办法？”我说。

　　“我一直在试着帮你改善状况。”他说，“想找出你的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听起来很合理，不过我有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早上本离开之前没有提到这位医生？
　　“什么方式？”我说，“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我？”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见面。每周几次，或多或少。”
　　听起来不太可能。又一个经常见到的人，可是我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想说。你可能是任何人。
　　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假设对今早醒来睡在我身边的男人来说同样成立，结果发现他竟然是我的丈夫。
　　“我不记得。”最后我说。
　　他的语调缓和了下来：“别担心。我知道。”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了解情况的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解释说今天是我们约好的时间。
　　“今天？”我说。我一一回忆今天早上本提过的事，回忆了厨房白板上记着的所有事项。“不过我的丈夫根本没有提过。”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称呼醒来时躺在身边的男人。
　　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纳什医生说：“我不确定本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见面。”
　　我注意到他知道我丈夫的名字，但我回应道：“真好笑！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知道就会告诉我的！”
　　电话里传来了叹息声：“你一定要相信我。”他说，“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会解释一切。我们真的有了一些治疗的进展。
　　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一想到要出门、本又不在身边、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跟谁在一起，我就吓坏了。
　　“对不起。”我说，“我做不到。”
　　“克丽丝。”他说，“这很重要。如果你看看你的日记，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能看到日记吗？应该在你的包皮里。”

　　我拿起沙发上的花朵日记本，封面上金字印刷的年份让我无比震惊。2007年。比应有的时间晚了20年。
　　“我能看到。”
　　“看看今天的那一栏。”他说，“11月30日。你应该可以看见我们见面的预约？”
　　我不明白时间怎么可能会是11月——明天就12月了——但我还是匆忙翻页（日记的纸张跟面巾纸一样薄），直到翻到今天的日期。两页日记中间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1月30日——与纳什医生会面”，字迹我辨认不出来；下面还有一行字，“不要告诉本。”我不知道本是不是已经读过了，他会查我的东西吗？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读过。其他日期上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日，没有夜生活，没有派对。这真的是我生活的写照吗？
　　“好吧。”我说。他解释说会来接我，而且他知道我住的地方，过一个小时会到。
　　“不过我的丈夫——”我说。
　　“没关系。他下班的时候我们早回来了，我保证。相信我。”
　　壁炉上的时钟到点报了时，我望了它一眼。这是一个装在木盒子里的老式大钟，边上一圈刻着罗马数字。时间显示是11点半。钟旁是一把用来上发条的银钥匙，我想本一定每天早上都会按例上好发条。大钟似乎老得足以称上古董，我有点好奇这样一座钟是怎么来的。可能它并没有什么传奇故事，至少应该和我们无关，也许是某次我们在商店或是市场上看到了它，而我们中的某一个又恰巧喜欢它而已。也许是本，我想。我觉得我不喜欢它。
　　我只去跟他见这一次面，我想。然后今晚本回家的时候，我会向他坦白。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瞒着他这种事情。在完全依赖他的时候，我不能这么做。

　　不过纳什医生的声音奇怪地耳熟。跟本不一样，他似乎并不完全像一个陌生人，我发现相信自己以前认识他几乎比相信认识我的丈夫要容易。
　　治疗已经有进展了，他说。我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进展。
　　“好吧。”我说，“你过来吧。”
　　纳什医生到达后建议我们去喝杯咖啡。“你渴吗？”他问，“我觉得开老远的路去诊所没什么意思，反正今天我主要是想和你谈谈。”
　　我点点头答应了。他到的时候我正在卧室里，看着来客停好车锁上，理顺了头发，整理了外套，拿起公文包皮。不是他，我想——来客正向一辆货车上卸货的技术工点点头。可是那个人走上了通向我家的台阶。他看上去很年轻——对一个医生来说太年轻了——而且，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会有什么样的穿着，但至少不是他身上穿的这套运动夹克加灰色灯芯绒裤子。
　　“这条街走到头是个公园。”他说，“我想那里有个咖啡厅。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于是我们一起往外走。外面寒气刺骨，我用围巾裹紧了脖子。我很高兴包皮里有本给的手提电话，也很高兴纳什医生没有执意要开车去某地。我心里有点信任这个人，可是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要比前一个大得多——提醒我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个陌生人。
　　我是个成年人，却也是个受过创伤的女人。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借此做什么。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没有抵抗力。
　　我们走到了街上，等着过马路。没有人说话，沉默让人感觉压抑。我本来打算等到坐定后再问他的，却发现自己已经开了口。“你是个什么医生？”我问，“是做什么的？你怎么找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