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伊莱恩家时，天已变暗，街上因下班时间而拥挤不堪。又下雨了，恼人的雨丝拖慢了人们回家的脚步。我看着拥挤的车流，暗想其中一辆里是否正坐着伊莱恩的税务律师。我想着他，尽力猜测当发现她给的电话号码是假的，他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他真想找她的话，那也不难。他知道她的名字。电话公司虽然不会透露她没登记的电话，但他如果有点关系的话，应该可以找人帮忙打听。即便不行，他可以通过她入住的那家旅馆查出她的行踪，这并不太难。他们可以把她的旅游经纪人告诉他，如此下去，他就会查出她的住址。我当过警察，自然会想到这些方法，但别人就不会这样调查吗？对我而言，这并不麻烦。
　　或者，当他发现电话号码是假的，会觉得受伤害了。也许知道她不想见他后，他也不想见她了。但他不会想到那只是一个意外错误吗？打到查号台问不出她的电话后，应该猜到她给的号码或许只是无意中颠倒了两个数字，那他为什么不继续查下去呢？
　　也许他从未给她打过电话，根本就不知道号码是假的。也许在回到妻儿身边的路上，他已经把她的号码扔进飞机上的马桶里。
　　也许想到那个艺术品修复家在电话旁痴痴苦等，他偶尔会有内疚感。也许他会因自己的草率决定而后悔。毕竟，没必要把她的电话号码扔掉。他本可以时不时跟她约会。她不会知道他有妻儿。见鬼，她或许因有人能带远她离油彩和松节油而感激涕零呢。
　　回家途中，我到一家熟食店买了一份三明治，外加汤和咖啡。《邮报》上登了一个荒唐的故事。皇后区两家邻居数月来争执不休，只是为了其中一人的狗在主人外出时叫个不停。前一天晚上，主人遛狗时，这只动物在邻居房前一棵树旁撒尿。邻居碰巧看到，他从楼上窗户用弓箭射狗。狗的主人跑回家，拿出一把沃瑟点三八手枪，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那位邻居也拿着弓箭跑了出来，狗的主人当场将其射死。邻居八十二岁，狗的主人六十二岁，这两个男人比邻而居已逾二十载。狗的年龄不详，但报上登了它的照片，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牵着它，它却拼命想挣脱缰绳。
　　城北分局离我的旅馆只有几个街区。晚上，我到达那里时刚过九点，雨时断时续地下着。我在前台停下，一个留着小胡子、头发吹过的年轻人把楼梯指给我。
　　上到二楼，我找到了警探办公室。办公桌旁坐了四名便衣警察，里头还有两个在看电视。禁闭室里的三个年轻黑人在我走近时看了我一眼，发现我不是他们的律师时便失去了兴趣。
　　我向近处的一个桌子走去。一个秃顶的警察放下正在打的报告，抬起头来。我告诉他我同德金警探有约。另一张桌上的警察抬头迎上我的视线。

　　“你就是斯卡德吧，”他说，“我是乔·德金。”
　　他的握手过于用力，几乎是在比试腕力。他挥手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跟着坐下，在一个已经堆满烟蒂的烟灰缸里捻熄手中的烟头，然后又点起一根，往后一靠，看着我。他的眼睛是那种看不出任何讯息的浅灰色。
　　他说：“外面还在下雨？”
　　“下下停停。”
　　“糟糕的天气。喝点咖啡吗？”
　　“不，谢谢。”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想看他手头关于金·达基嫩谋杀案的所有资料。
　　“为什么？”
　　“我答应一个人要调查这个案子。”
　　“你答应一个人要调查这个案子？你是说你有了一个委托人？”
　　“可以这么说吧。”
　　“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脸颊下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大约三十五岁，有点超重，这让他比实际年龄显老。他还没歇顶，头发呈深棕色，几乎像黑色，梳得贴在脑袋上。他应该跟楼下的那个小伙子借吹风机用用。
　　他说：“你不能隐瞒。你没有营业执照，即便有，你也无权隐瞒信息。”
　　“我不知道我们是在法庭上。”
　　“那倒不是。但你跑来要我帮忙——”
　　我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委托人的姓名。他想看到杀死她的凶手伏法。仅此而已。”
　　“他认为雇你会使进程快些？”
　　“显然如此。”
　　“你也这么认为？”
　　“我认为我得挣钱糊口。”
　　“上帝，”他说，“谁不是呢？”
　　我说对话了。对他而言我现在不是一个威胁，只是走走过场赚点银两的家伙。
　　他叹口气，拍拍桌面，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向一排排的档案柜。他身材粗壮，罗圈腿，挽着袖子，领口敞开，走起路来像水手一样左右摇摆。他拿来一个淡黄褐色折迭档案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档案里找出一张照片扔到桌上。
　　“在这儿，”他说，“饱饱眼福吧。”
　　那是金的一张五乘七寸黑白照片，但如果不知道是她的话，很难认得出来。我看着照片，强忍阵阵恶心，迫使自己看下去。
　　“对她真够狠的。”我说。
　　“法医说可能是用大砍刀或类似的东西砍了六十六刀。你愿意数吗？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数得下去。我敢说这个工作比我的还糟。”
　　“流了那么多血。”
　　“让你看黑白照片算你走运。彩色的更糟。”
　　“可以想象。”
　　“他砍到了动脉。那么一砍，鲜血四溅，房间到处是血。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血。”
　　“他本人肯定也浑身是血。”
　　“绝对避免不了。”
　　“那他怎么能没引起任何注意地离开那里呢？”

　　“那天晚上很冷。他可能穿了外衣，往身上一罩，就全遮住了。”他吸了一口烟，“也许他在砍她时什么都没穿。妈的，她一丝不挂，也许他也不想穿得太多。那么，他事后只需冲个澡就可以了。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浴室，他又有的是时间，为何不用？”
　　“毛巾用过吗？”
　　他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仍高深莫测，但从他的态度上我感受到了多一些的敬意。
　　“我不记得有脏毛巾，”他说。
　　“房中现场如此血腥，不注意也是情有可原。”
　　“但他们应该核实存档的。”他翻阅着档案，“你知道他们的常规程序，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下来，任何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得装进袋子，贴上标签，存进档案。然后就把这些送进仓库，但要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反倒找不着了。”
　　他将档案袋合上，探过身子。
　　“想听个故事吗？两、三个星期之前，我接到我姐姐的电话。她和丈夫住在布鲁克林米德伍德区。你对那个地方熟悉吗？”
　　“以前很熟。”
　　“嗯，以前情况可能好些，现在倒也没那么差。我是说，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污水坑，所以比较起来就不那么糟了。她打电话是因为他们回家时发现家里被盗。有人破门而入，偷走了便携式电视机、打字机和一些珠宝首饰。她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如何报案，向谁报案。我先问她是否上了保险。她说没有，他们觉得这些不值得保险。我告诉她就这样算了，告诉她不要报案了，否则只是浪费时间。她说如果不报案，他们怎么会抓到那些家伙呢？于是，我解释说现在没人还去调查入室偷盗案了。你写一个报告，它被存档。你不会跑去看谁在办这个案子。现场抓贼是一回事，但调查盗窃案就他妈的不大可能了，没人有时间调查它。她说好吧，我可以理解，但假如他们碰巧找到失窃物品呢？如果她根本没报案，这些东西怎么会物归原主呢？然后我还得告诉她整个机制有多么糟糕。我们的库房装满查收的失窃物品，我们有一堆人们填写报案报告，记录窃贼偷走的物品，但我们无法把这些该死的东西还给失主。我不想说这些来烦你，但我觉得她不太相信我的话，因为不愿相信事情有那么糟糕。”
　　他在档案袋里发现一页纸，皱着眉头看着，念道：“一条浴巾，白色。一条手巾，白色。两条抹布，白色。没说是否用过。”
　　他抽出一迭光面照片，迅速翻看。我从他身后越过他的肩头看到金·达基嫩遇害的现场照片。只有几张照片里有她，摄影师把谋杀现场完全拍了下来，旅馆房间的每一寸都记录在照片上。一张浴室照片中可以看到毛巾架上挂着没用过的毛巾。

　　“没有脏毛巾，”他说。
　　“他带走了。”
　　“哦？”
　　“就算只需把外套罩在血衣外面，那他也得洗个澡。而且那儿的毛巾也不够。每种毛巾至少该有两条。在高级旅馆的双人房里，他们不会只给一条浴巾和一条手巾的。”
　　“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带走？”
　　“也许是包皮砍刀吧。”
　　“他首先应该有个箱子或某种袋子才能把它带进旅馆。他为什么不用相同方法把它带出去呢？”
　　我同意有这可能。
　　“而且为什么要用脏毛巾包皮呢？假设你洗了澡，把身子擦干后想用毛巾包皮起砍刀放进箱子里。那儿还有干净毛巾呀。你难道不用干净毛巾包皮，反而用湿毛巾包皮起它放进袋子里？”
　　“你说得对。”
　　“不必浪费时间操心这些，”他说，用照片敲着桌面，“但我是该注意到那些少了的毛巾。我本该想到这些的。”
　　我们一起翻阅档案。死亡检查报告没什么特别的，多重伤口造成出血过多，导致死亡。我想这么说也没错。我看了目击者询问笔录，还有其他在凶杀案被害人的档案里可能出现的各种表格、文件。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头隐隐作痛，思维紊乱。
　　后来，德金让我自己看其余的档案材料，自己点起一根烟，继续打他之前在打的报告。当我再也支撑不住时，便合上档案交还给他。他把它放回档案柜，回座时绕到咖啡机那儿。
　　“我加了糖和奶，”他说，把给我倒的咖啡放在我面前，“也许你不喜欢。”
　　“很好啊，”我说。
　　“现在我们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了，”他说。
　　我对他说感激不尽。
　　他说：“听着，你关于皮条客的信息给我省去了不少时间和麻烦。我们欠你一个人情。如果能帮你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你接下来怎么做？”
　　他耸耸肩：“我们按常规调查。追查线索，收集证据，直到有足够证据可以提交地方检察官为止。”
　　“听上去像在放录音。”
　　“是吗？”
　　“下一步呢，乔？”
　　“噢，天哪，”他说，“这咖啡可真难喝，是不是？”
　　“很好啊。”—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过去以为是杯子的问题。有一天我自己买了一个杯子，你知道，我不用塑料杯子了，改用瓷杯。不是什么特别的瓷杯，你知道，只是普通的瓷杯，就像咖啡店给你用的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用真杯子喝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差。买杯子的第二天，我正在写逮捕一个地痞的报告，无意中把那个该死的杯子打翻到地上摔碎了。你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不要。”
　　“那咱们一起下楼，”他说，“去拐角的小店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