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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 - 第十二章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部复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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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ext-indent:2em;}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请求——下次值班时一定还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长衫底下这件衣服的领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里看一眼”。有时,满足一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倒也合适,因为它凑合算得上是过节似的服装,而卓娅指望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开心。想到这里,她急忙换上了他说的那件连衫裙,喷了点香水,梳了梳头发,但时间不多了,她就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穿大衣,奶奶差点儿没来得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里。这是一个有点雾气、阴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在俄罗斯,逢这种天气外出要穿风雨衣。可是在这儿南方,人们对冷和热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热天还穿毛料衣服;大衣,人们总是尽量早穿、尽量晚脱;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气,哪怕有几天也好。一出大门口,卓娅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跑过一个街区,最后一个跳了上去,气喘吁吁、面颊绯红地待在有风的后面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驶得很慢,又隆隆作响,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钱都掂一掂,最后,两手提着两只沉甸甸的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队,但重东西她拿不动)。卓娅还去过一次浴室。她想随便躺下来看看书,可是没有时间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学同年级的同学丽塔一起,到文化宫去参加过舞会。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迭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都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什么不治之症?”“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mor 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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