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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 - 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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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还有八九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哥,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只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在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他们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同吃同住。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他们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够养家糊口,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人家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留在村庄的家庭也多了一项租地经营,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
  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地盖新房,生活过得比较滋润,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到村庄,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还有经济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刚刚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皮括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这巨大的“流民潮”惊呆了,并认为对农民的“释放”将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火药筒”。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认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他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依然会听到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抱怨,我们依然能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尴尬。进城的农民打工者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只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们给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间。他们变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们认同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通过婚姻、言传身教等方法,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做过多的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
  [1] 逼财:当年农村清算地主时的一种说法,即“要彻底清算地主,把地主家隐藏的财产也逼出来”。
  [2] 光棍儿:有头有脸的、耍得转、耍得开的人。
  [3] 老鳖一:老实人,在农村总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负。
  [4] 鲜点儿:有代表性的。
  [5] 二货山:耿直、倔强,不懂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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