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里，星期六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天，也是令人困倦的一天。天气又热又闷，据说气压时高时低，变化无常。一整夜我几乎没有合眼，不过妻子倒睡得安稳。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早饭前我走到花园里，站着倾听，但公共用地方向除了一只云雀飞翔外，没有一丝动静。
　　送奶人照常来了。一听见马车的辚辚声，我便走到侧门去打听最新消息。送奶人告诉我
　　，头天夜里军队包围了火星人，而且还准备架起炮呢。这时候，我听见一阵熟悉而又令人放心的汽笛声，那是一列火车向沃金开去。
　　“不到万不得已，”送奶人说，“是不会消灭他们的。”
　　我看见邻居在果园里干活，便同他闲聊了一会儿，然后漫步回到屋子吃早餐。那是一个极平常的清晨。邻居认为，当天军队就能俘虏或者消灭火星人。
　　“真遗憾，他们不让人接近，”他说，“真想知道他们在另一颗星球是怎么活下来的；没准我们会从中学到点什么。”
　　邻居走到篱笆面前，递给我一大把草莓，他这个人既然是个园艺迷，送自己种的水果也大方。他在递草莓的同时，还提到拜弗里特高尔夫球场附近松树林在燃烧。
　　“据说，”他说道，“另一个天赐之物坠落在那儿——共有两个了。其实一个就够了。等事情平息后，这片地可要保险公司赔大钱啦。”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很为自己的绝妙幽默得意。他说松树林还在燃烧，并且指给我瞧那边弥漫的烟雾。“由于松叶和草皮积成了厚厚的土壤，松树林下一定会烫得好多天不能下脚。”他说，然后便哀悼起“可怜的奥格尔维”来。
　　吃过早饭，我没有去工作，而是步行到公地去。走到铁路桥下面，我遇见一队士兵，估计是工兵，头上戴着小小的圆军帽，上身穿着污迹斑斑的红色卡克，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的蓝衬衫，下身穿着黑裤子，脚穿齐小腿肚的马靴。他们告诉我任何人都不得越过运河。于是我抬头沿公路向大桥望去，看见一名卡迪根纵队的士兵在那儿站岗。我和工兵们聊起天来，告诉他们头天晚上我目睹火星人的情景。工兵谁也没有见过火星人，而且对火星人也一无所知，于是他们没完没了地向我问这问那。他们说，并不知道是谁授权出兵的；他们估计骑兵卫队司令部发生了争执。一般而言，工兵的文化素养比步兵高得多，只见他们讨论起这场可能会打响的战斗的种种独特条件来，头头是道的。我向工兵们描述了一番“热光”，他们自己之间便开始讨论起来。

　　一名工兵说：“建议穿防护衣爬上去，向他们发动猛攻。”
　　“顶屁用！”另一名说，“有什么东西能防得住这种‘热光’呢？不给烧焦才怪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沿着地面爬近，然后挖一条地道。”
　　“去你的地道吧！你三句话不离地道，干脆变成兔子算啦，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这么说来，他们没有长脖子吗？”第三名工兵猝然问道，他是小个子，皮肤黝黑，抽着烟斗，一副沉思状。
　　我又描叙了一遍。
　　“章鱼，”他说，“我叫他们章鱼。说到打鱼人——这次可是同章鱼作战的勇士呀！”
　　“这样去结果那些怪物就算不上屠杀了。”第一位说话人说。
　　“干吗不开炮，把那些家伙消灭，万事大吉呢？”黑皮肤的小个子士兵说，“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炮弹在哪里呢？”第一位说话人说，“时间来不及了。我的主意是速战速决，马上行动。”
　　他们就这样争论不休。听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他们，向火车站走去，尽量多买些晨报看。
　　然而，我可不想唠叨那个漫长的上午与更漫长的下午来烦读者。对公地我连瞧上一眼都没有机会。因为甚至连霍塞尔和乔布汉姆的教堂塔楼都被军方接管了。我向士兵打听情况，他们都一问三不知；而军官们呢，显得既忙忙碌碌，又神秘兮兮的。我发现，有军方的保护，镇上人又高枕无忧了。我第一次听植物学家马歇尔讲，公地上的死者中有他的儿子。士兵们让霍塞尔郊外的居民锁上自家的房门，离开家园。
　　我在前面讲过那天异常闷热，所以下午2点左右我回家吃午饭时，十分困倦；下午便冲了个冷水浴，清爽一下。4点半左右，我又到火车站去买晚报看，因为晨报对斯滕特、亨德森、奥格尔维等人的遇害情况轻描淡写，很不确切。不过，该知道的我全知道了。火星人压根儿没有露面。他们似乎在巨坑里忙碌，锤击声响个不停，烟火冲天，几乎不断，显然，他们正在加紧备战。报纸上充斥着“再次尝试与火星人联系，但仍不奏效”之类的陈词滥调。听一名工兵讲，所谓发信号，是由一个人呆在坑道里，举起一根长竿，竿上挂着一面旗帜。火星人对这种信号不屑一顾，就好像我们对牛的哞哞叫声充耳不闻似的。
　　我得承认，看见那一切军事装备，那一切战前准备行动，我激动万分。脑子里幻想出十多种打败侵略者的战术，又重温血洒疆场、立功建业的童年梦想。当时我觉得那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火星人龟缩在巨坑里只有挨打的分。

　　大约3点开始，彻特西或阿顿斯通方向炮声阵阵，轰隆隆响。我得知，军队正在炮击第二只圆筒所落在的那片正在闷燃的松树林，希冀在那东西打开之前就把它炸毁。然而，到了5
　　点左右，一门野战炮才被运到乔布汉姆，用来攻击火星人的第一只圆筒。
　　傍晚6点左右，我和妻子坐在别墅里，一面喝茶，一面热烈地讨论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风云。这时候我听见从公共用地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紧接着枪声大作。哗啦一声巨响接踵而至，近在咫尺，震撼大地。我急忙来到草坪上，看见东方学院周围，树林顷刻之间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学院旁边那座小教堂的塔楼土崩瓦解。清真寺的尖顶荡然无存，学院的房屋顶仿佛遭到了百吨大炮的轰击，只剩下残垣断墙。我们家的一座烟囱也仿佛挨了一炮，给打飞了，一大块碎片咣当落在屋檐上，炸成一团火红的碎片掉在我的书房窗户下面的花坛上。
　　我和妻子一时惊呆了。随即我回过神来，意识到既然东方学院被扫荡掉了，那么梅伯里山腰一定处在火星人的“热光”火力范围内。
　　于是，我二话没说，抓起妻子的胳膊，就往路上跑。然后，我叫出女仆，告诉她别为那口箱子乱叫乱嚷了，我亲自上楼去替她取。
　　“咱们可能不在这儿住了。”我说。话音未落，公地上又开了一阵火。
　　“可咱们上哪儿去呢？”妻子吓得六神无主。
　　一时我也束手无策。突然间，我想起了我的表兄住在皮头。
　　“皮头！”我大声叫道。
　　妻子掉过头朝山下望去。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惊慌失措。
　　“咱们怎么去呢？”妻子问道。
　　我向山下眺望，看见一队轻骑兵从铁路桥下面冲过去，接着其中三位疾驰穿过东方学院敞开的一道道大门，另外两位下马来，开始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树梢上烟雾腾腾，升上天空，阳光射过烟雾，呈血红色，给万物洒下一道怪异的绚丽光芒。
　　“就呆在这里，”我说，“没事的。”说完我拔腿就朝斑狗酒店奔去，我知道主人拥有一辆马车。我觉察到，稍过片刻山这边人人都将撤离，于是我甩腿飞跑。跑到酒店，发现他在那里，对自家屋后面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一个人背向我站着，在跟他讲话。

　　“我必须要一个英镑，”店主说，“而且没有人驾车。”
　　“我给你两个英镑。”我从陌生人的肩膀伸过头去说。
　　“为什么呢？”
　　我接着说：“而且半夜我就把车还回来。”
　　“天哪！”主人说，“干吗这么着急。我可没有敲竹杠。两个英镑，半夜还车，对吗？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三言两语解释我得离开家，就把马车租到手了。当时我还不觉得情况危急，主人也应该离开他的家。我很谨慎，当场拿到车，驾到公路上，交给妻子和女仆看管，自己立即冲回家，收拾些贵重东西，诸如盘子之类的。这时候房子脚下的山毛榉树林在燃烧，公路两旁的木桩一片通红。我正在收拾细软时，一名下了马的轻骑兵跑过来，挨家挨户吆喝，催促人们离开。我用桌布包好贵重物品，提着走出大门，只见那位轻骑兵跑过去了，便对他大声呼喊：
　　“有什么消息？”
　　轻骑兵转过身来，定了定神，吼了一句“从一只环状盖子之类的东西里爬出来了”什么的，接着又向山腰那座房子跑去。突然，一团黑烟掠过公路，将他隐没了。我跑去敲邻居家的门，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已经锁上房门，带着妻子上伦敦去了，敲门只是宽一宽心。随即我信守诺言又返回家中，取出女仆的箱子，提上公路，扔到马车车尾女仆的身边，然后我抓起缰绳，纵身跳上妻子旁边的驾驶位上。转眼之间我们就将浓烟与嘈杂抛在身后，沿着梅伯里山对面山坡向老沃金疾驶而去。
　　前面路的两旁躺着静静的麦田，灿烂的阳光下，梅伯里客栈的大字招牌在空中摇晃。我看见医生的马车在我前面疾奔。到达山脚时，举头仰望我们离开的地方，只见滚滚黑烟吐出股股红色的火焰，直冲云天，向东边绿树投入浓厚的阴影。浓烟向东、向西远远地蔓延——先蔓延到东面的拜弗里特松树林，继而到西面的沃金。路上处处是人，朝我们的方向疾跑。耳边传来嗒嗒的机枪声，掠过酷热、寂静的天空，微弱但却清晰，随即又沉寂了，还有断断续续的步枪声，劈里啪啦地响。显而易见，火星人在其“热光”射程范围内，将一切都变成大火。
　　我驾车是外行，一上路眼光就不离马的左右。当我回首眺望时，第二座山已经遮蔽了黑烟。我策马扬鞭，放松缰绳，让马飞奔，一直跑到位于我们与那战火硝烟之间的沃金和森德，在沃金与森德之间追上并超过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