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儿诞生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扎巴德安顿下来。能和家人亲戚团聚，我无比高兴。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全部嫁给了当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都留下来躲避战争。多少年没见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贯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愿意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穿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没给他生个儿子。婴儿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准，我们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她跟哈米德一样，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
　　出生后的几天里，我跟所有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拼命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无眠夜晚。为此，我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体型，我恳切地祷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够越来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样遭人歧视和厌恶。将她抱在怀里，贴着乳防，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要和家人理论，让他们尽快允许我给孩子母乳喂养。在巴达赫尚省，孩子出生后满三天才可以开始母乳喂养，因为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在最初的几天里，母乳中含有一些对婴儿不好的成分。由于我在大学里学过医学，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母乳里所含的初乳是婴儿的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物质。
　　刚生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没有食物，婴儿就会变得虚弱、畏寒。如果母亲不直接给孩子喂奶，母亲就会增加感染乳腺炎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她将来不能如期产奶。这种不立即喂奶的观念也是导致我们省份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给婴儿喂奶，我要跟姐妹们讲道理。她们想竭力阻止我，大声警告我说，如果这么早喂奶，就是在害婴儿。我则向她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婴儿好，可她们就是听不进去，带着谴责的眼神看我，好像我是个坏母亲。在她们眼里，传统和她们听到的所谓经验远比她们的妹妹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重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的姐妹们待我很好，要我保持暖和，裹好毯子（虽然那时正值7月，太阳炙热），还给我煮最好吃的饭菜，好让我尽快恢复体力，还不让我做家务。有了婴儿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一想到死去的母亲，我心里泛起一阵苦楚。多么希望她还健在，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啊。那样，她就会知道另一个我来到了这个世上，另一个坚强有决心的女人出生了。
　　生完女儿后的第6天，哈米德和我举办一场大型聚会庆祝。我们邀请了镇上一半的人来，播放起音乐，还拍了录像，婚礼时不被允许做的事我们这会儿全补上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聚会就是我们的婚礼，这纯粹是庆祝我们夫妻俩的恩爱和小家伙的诞生的。
　　我决定再去教书，于是发出了广告，自称是一名英语老师，然后在镇中心租了间房子做学校。不到一个月，我就招收了300名女学生，有年轻女孩，有医生，有大学生，还有老师。为了弥补自己的教师培训时间不长这一缺点，我特地从国外订购音频视频资料。这些东西在法扎巴德从来没用过，我的学校也因此赢得了现代、专业的美誉。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收入不错，月入600美元，干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还把婴儿带到课堂上去，学生看了喜欢得不得了，有些还跟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我依然每天穿着蒙面长袍，奇怪的是现在并不介意穿。巴达赫尚省没有塔利班的硬性规定，也没有法律强迫我一定要穿。然而，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穿，而且我的学生也穿。为了学校的名誉考虑，我决定还是穿，因为受人尊敬对我至关重要。我想，现在我不介意穿蒙面长袍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其他人强迫我穿的。
　　本来这样的幸福生活完美无缺，但丈夫的健康却成了唯一的瑕疵。他喜欢在大学里当老师，然而，吸了太多的粉笔灰，还进入了他的肺部，他如今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莎哈扎德6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生活又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转变。那种似曾相识的恶心感又来了——我再次怀孕了。这真叫我措手不及，因为我并不想这么快再生一个。学校的事业蒸蒸日上，我有朋友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真的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生一个孩子。
　　哈米德允许我把孩子流产掉。流产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依然如此），但是，那个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愿意给孕妇流产。于是，我就去找医生，见到了流产用的各种吸气式机器。我害怕机器会造成体内器官的伤害，医生就建议我注射流产。我不知道药物里面包含了什么成分，但还是允许他们用针头注入我的手臂。他们还没注射完我就慌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跳了起来，大声说：“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想把孩子生下来。”我以为注射的药物已经发挥作用了，双手紧紧捂着肚子，对里面的胎儿讲话，希望她能活下来，向她道歉。正如当年的母亲一样，我也不想要孩子，但转眼间却希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都要将她保住。
　　当时哈米德在家跟我的姐妹们论战。她们一听我要去流产，十分震惊。她们朝我们大声叫嚷，说我们违背了真主的旨意，违背了伊斯兰教义。她们说得对。如今我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后悔最初的决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应付两个孩子。而哈米德是理解我的，所以他体谅我的难处，也就支持了我。
　　从医院回来，姐姐还在我家，跟哈米德讨论。看到我没有把孩子流产掉，她们喜出望外，但同时对我有流产的念头很反感，几乎看都不看我。哈米德把我拥在怀中，轻声安慰我说什么都不要紧。我不知道他的做法对不对，但如今，我也知道，我们走到那一步也不是因为我那未出生的孩子的错。我的责任是做好她的母亲。
　　舒拉如今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的姐姐在她6岁时就把整个经过都跟她说了，有时候她就拿这件事来戏弄我。如果我把她惹生气了，或是叫她打扫自己的房间，她就双手叉腰，大胆地看着我，眼里泛着调皮的目光，说：“妈妈，你曾经想把我流产掉，对吧？”当然，她很清楚，这么一说我就会满心愧疚，而她也就不用去打扫自己的房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胎，只是这个过程很辛苦。我给莎哈扎德哺乳，已经让我很累。此外，我还得站着讲课，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下午5点。再则，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正朝我们逼来，他们已经控制了启山这一与巴达赫尚省接壤的边界线，所有人都担心他们很快攻到法扎巴德来。如果他们真的攻进来，哈米德和我就决定逃往山上去，一直退回到父亲的老家库夫区。
　　塔利班一度打到离我们只有25公里的地方。我站在校外，听到熟悉的重型炮火声，看到城中的男子爬上卡车，志愿与游击队并肩，对抗塔利班。游击队效忠的是拉巴尼政府，我也希望哈米德去，但并没有叫他去。他是个老师，不是名战士——他甚至连枪怎么使用都不知道。再者，他身体很虚弱，杀不了敌人。那天，许多年轻小伙子上了卡车，进入战场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总算把塔利班挡在法扎巴德之外，还成功地将其击退。
　　就在这个时候，舒拉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生她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我姐姐的一名女医生朋友在场，哈米德在门外等候。这一次他想要个男孩。我已经生了个女儿，所以这次真的应该给他生个男孩才是。他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们的邻居，乃至我们的文化都希望生个男孩。
　　但是我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我的第二个女儿舒拉蹦蹦跳跳地尖叫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她体型很小，脸色红扑扑的，体重才2.5公斤，轻得有点危险。看到她，我想到了自己刚生下来时人们对我的看法。我被人描述成跟老鼠一样丑，舒拉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皮肤有皱褶，没有头发，脸色红红的，还哭叫个不停。但是，看着她，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的爱。那种爱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认为都要撑破胸膛了。她是我的女儿，差点儿就不能出生，差点儿就要被我杀死，然而此时此刻，她却活生生地来了，哭叫着，看上去就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我欣喜异常，但哈米德却没有。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开明，思想最前卫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按照这个传统，我没有给他生下儿子是作为妻子的最大失败。这一次，各种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传到了他耳朵。我想，应该是某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两万美元花得不值。或许这么多年来，他听到这样针对自己的玩笑太多了，已经深深伤到他的心。
　　整整过了9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来房间看我。我靠在枕头上，抱着舒拉，一直在等他，就是不明白他去哪里了。舒拉那么小，躺在襁褓中几乎看不见，我几乎抱都抱不好。
　　哈米德最终还是来了，那时舒拉正在我旁边的小摇篮里睡觉，他看都没看我。莎哈扎德生下来的时候，他激动得冲进房间，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颊，还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孩子。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不再讲一些安慰的话。他生气的脸色说明了一切。他朝摇篮看去，最后总算朝熟睡的女儿挤出一丝微笑。舒拉是阿富汗另一个“可怜的女孩”。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哈米德在舒拉出生的那天对我们母女俩的态度。我知道他只是装作跟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样，但我内心还是不希望他真的表现出了那副样子。他一直以来总是很支持我，还常常以勇敢直面闲言碎语和家族制为骄傲。或许我对他期望得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失望至极。他的咳嗽吵得我和婴儿整晚都不得入睡，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也标志着我们俩在肉体方面的关系基本上结束了。
　　生气归生气，但我心里也明白，哈米德仍然是个很了不起的慈祥的父亲。他深爱两个女儿，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她们俩的喜爱之情。如果说他还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而生气，那么他也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显露出来，至少在这点上我是诚心感激他的。
　　那时候，他几乎没精力教书了，他把每周的课时缩减到两节，剩下的时间他就待在家里照顾莎哈扎德。他给她唱歌、玩游戏、扮各种角色，还允许她把自己扮成一名新娘，让她在头发上放彩带。这些美好的回忆莎哈扎德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哈米德是我的一切，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阿富汗男人。在许多方面，他都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是深爱之后才结婚的。但是，我猜测，随着多年的朝夕相处，加上监狱生活的磨难，疾病的折磨，我们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不经意的亲密、笑声、共处一室的乐趣、交换眼神时的默契等都渐渐消失了，我相信，这或许是全世界所有夫妻不得不面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残酷现实，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也无论他们是谁。我们忘记了应该花一点儿时间来倾听配偶的心声。一听到难听的话就不耐烦，就暴跳如雷，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花心思。然后，突然有一天，当我们醒来发现，我们的亲密和爱情已荡然无存。
　　舒拉这时也有6个月大了，我真担心她活不下来。她那么小巧，那么脆弱，我真害怕给她洗澡都有可能令她发烧。我还担心，当初为了流产而打的药物影响了她的发育，每每想到这里我的良心就受到深深的谴责。如果她活不了，我真的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像我母亲所经历的那样，从一开始对舒拉的排斥感让我感到亏欠她太多，只想在今后以更多的关怀来弥补。
　　渐渐地，她越长越强壮，身体也胖了起来，还长得更有趣更聪明了。如今，她是最聪明、最大胆，有时也是最调皮的小女孩。从她身上我看到了父母和自己的影子，她有着我父亲的智慧，我母亲的机智和我的坚强。她也非常喜欢政治，常常说将来长大了要当阿富汗总统。真的很庆幸，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可怜的女孩”的形象。
　　舒拉出生几个星期之后，我有了个兼职的机会，是去一家小孤儿院做管理。我不打算那么快就去工作，但哈米德在生病，我们需要钱。我把莎哈扎德留给她父亲照顾，把舒拉用围巾绑在身上。她会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吃奶，在蒙面长袍底下藏得好好的。开会时我也这样带着她，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她在场。她从来不抱怨，也很少发出吵闹声。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能活着就很不错了，能这么紧紧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更是舒服。我就这样带着她工作了5个月，直到她的体重开始变得太沉。我想，时至今日她那么有安全感，那么自信，也许跟我那几个月的养育方式有关。
　　舒拉和莎哈扎德渐渐长大，而哈米德却日渐衰弱。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以往英俊的脸也渐渐变黑，就像涂了一层半透明的黑色，眼里充满血丝，咳嗽个不停，现在还开始咯血了。
　　舒拉三个月大时，一家援助机构邀请我参加一支省级医疗调查队。这就意味着我要加入一支由护士、医生和后勤人员组成的60人的队伍，穿越十来个偏远地区，调查当地人民的医疗和营养需求。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类社区外展服务是我当年梦想成为医生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尽管刚生完孩子，还有一个病重的丈夫，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哈米德理解我，支持我去。
　　我差点儿去不成。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极具考验的行程，更别说像我这样带着一个那么小的婴儿的母亲。一路上，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和像样的洗涤设施，我们还要走过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这次行程的目的是调查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这些人都属于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在阿富汗，这些信徒主要居住在塔吉克斯坦边境。我们还会前往瓦罕走廊，在地图上，那是一块手指状的地方，连接着阿富汗和中国。那是19世纪大博弈时期，俄国和大英帝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产物，是英国狮和俄国熊军事竞争的缓冲地带。
　　尽管我心存犹豫，但其实很明白，如果不去，将会令我抱憾终身。好机会永远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刻来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而我认为自己能在调查中真正起到作用。
　　车队起程后，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的年度旅行。每一次，她都要把父亲的奶牛赶到牧场放牧。她骄傲地骑在马背上，穿着蒙面长袍，带上仆人，驴，马，圆满完成例行放牧之旅。我还记得，那时我骑在马背上，在她的前面，面对巨大的群山，觉得自己显得异常渺小，但又觉得自己仿佛举足轻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做调查，当年的感觉不禁涌上我的心头，只不过，这一次马背上是我跟怀里的婴儿。这次行程将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拜访了该地区最偏远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也许我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再去，正是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极端贫穷，我的政治觉醒渐渐明晰了起来——我要以此为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的调查是在1月份开始的。天气异常寒冷，当地的人们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给熟睡的婴儿保暖。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被活活冻死，殊不知，粪便很容易造成疾病或感染，可见他们根本没有卫生观念。孩子们都是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的，大多数人患有营养不良症。
　　到了夜间，我们就在村落领袖的家里吃饭过夜。领袖家的房子往往是村里最大的，一般会有自来水和蹲坑。所谓的蹲坑也就是在地上挖个又大又深的洞当厕所，这与我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没什么差别，虽然调查队里的西方医生看了很诧异，可我却是如此熟悉。但是，除了村落领袖之外，村民们的生活贫穷水平是我从来未曾见的，即使在小时候也没见到过。我们经常看到一整户人挤在一座单间的房子里，一个角落住着牲畜，另一个角落是厕所。我所说的厕所还不是指马桶，而仅仅是个角落，大便堆得老高，孩子们在周围爬来爬去。这样的场景是相当骇人的。我试着向这些家庭的家长解释如此差劲的卫生条件所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安全距离之外挖一个厕所，或许这样的厕所可以挽救孩子们的性命，但不是这帮没受过教育的村民所能接受的，他们觉得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于是尝试另外一种方式：“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穆斯林妻子在方便时应该保持她应有的尊严吗？”悲哀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角落里方便或在屋外大庭广众之下方便的不雅远远不如男人的尊严重要，而男人所谓的不体面不过是给妻子建造一个卫生设施，保护她的隐私。看到这类事情终于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巴达赫尚省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达尔瓦兹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妇女告诉我说，凌晨4点钟她们就得冒着大雪出去喂家畜。有时候，积雪有一米多深，没有人给她们帮忙。回家后，她们还要在明火上烤面包，给全家人做饭。这样的生活远远不止是枯燥乏味的家务活，这分明就是繁重的体力活。男人也很辛苦，早上6点就下地，不到天黑不回家，为的就是在夏天多种点粮食，好维持家人和家畜冬天里的口粮。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想到边缘人穷苦到了怎样的地步。看到他们遭遇的痛苦，我猛然醒悟：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的职业该如何定位。

　　我们还去过一个叫喀喇喷赤的地方，是一个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我们被邀请到当地领袖的家中吃饭过夜。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却和我一见如故，让我有点尴尬。等他道出过分热情的原因之后，我的同事们都笑了。原来他认识我父亲。后来，我们坐下来畅聊。他讲起了我父亲的故事，称他工作努力，富有奉献精神，竭尽所能帮助穷人。他微笑着跟我说：“库菲小姐，见到您有如见到了您父亲。”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跟父亲相提并论，我自豪得红了脸。坐在那里，我被老人、医生，以及其他想来和我说话的村民团团围住。我仿佛乘着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那时，母亲掌管着整个厨房，仆人和哥哥们站成一排，将热腾腾的米饭和菜肴传递到父亲会见客人的那个神秘的房间里。童年的我是多么渴望能到那个房间里瞧一瞧啊，想看看里面的情况，听听大家的讨论。
　　那一刻，我意识到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父亲的那些神秘会议其实就像我刚才与大家的会面一样。那些客人应该也就是援助工人、医生、工程师、当地长老，他们在里面边吃边谈。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么坐着，跟大家吃饭，讨论造福人民的发展计划和工程？母亲为这些客人做了多少顿类似的饭菜？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听进去他们的谈话，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自己终于了解了父亲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暗自激动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送了我一头绵羊给舒拉当礼物。瓦罕绵羊身材短小肥胖，肉质鲜嫩，非常有名。与我同行的其他阿富汗人羡慕极了，便揶揄他说：“我们的绵羊呢？为什么你偏偏只给库菲小姐一人呢？”男人笑了笑说：“这是给库菲小姐父亲的礼物。有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光临寒舍，又看到他女儿也像他一样为人民谋福祉，实属本人荣幸。”听到这番话，我真的非常骄傲。
　　我们又走访了好几个区，又碰到了许多认识我父亲的乡亲，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雇来当医疗调查队的翻译，算不上高级职位，但人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代表父亲的，以为库菲家族回到巴达赫尚省的社区里搞竞选动员了。
　　村民出来找我亲自谈话，提出问题让我帮助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调查队不是我组织的，我只不过是个低级的辅助角色罢了。但他们的热情不减，依旧跟我聊一些与调查毫不相干的话题，什么工资问题、土地争端啦，等等。这真的让我有点胆怯，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强化了我投身政治的决心和归属感。就在彼时彼地，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和母亲的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下，看着怀里的婴儿，我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想要”还不恰当，应该是我“必须”成为政治家，我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
　　调查总共花了6个星期。莎哈扎德才18个月大，不在的日子里我无比想念她。哈米德非常乐意照顾她，因为我知道，在他内心，他也明白自己时日不多了。短短的几个星期能够和心爱的大女儿亲密相处，对他来说弥足珍贵。
　　调查结束后，我回到孤儿院继续工作，这进一步促使我投身政治。孤儿院有120名学生，男生女生各60名。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那么凄惨。有些孩子父母双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孤儿。有些孩子的母亲还健在，但改嫁之后，继父不要他们；有些孩子家里养不活他们，所以才被送到孤儿院。这样的命运听了之后真令人心碎，我真希望能够将每一个孩子都带回自己家里。头三个月，我一个个孩子问过来，了解他们的背景，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分门别类录入数据库。
　　尽管孩子们的身世悲惨，孤儿院却是个欢乐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带上两个女儿，舒拉在头巾底下很安静，莎哈扎德跟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如今，有些孩子与我至今还偶尔有联系。好几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我还会尽可能去帮助他们。有些孩子到喀布尔学习，我就租房子给他们住。没了父母亲，他们无依无靠，我见了就想帮上一把。我钱不多，帮助他们时经济上也常常捉襟见肘，但我就是想这么做，就是心甘情愿地去帮助他们。
　　几个月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联合国在当地设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我递交了申请，结果获得了一份名叫儿童保护干事的工作。办事处很小，我担任第二负责人。给联合国办事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大步。这份工作并不好做，我需要与在战争中失去家园或流离失所的儿童和成人打交道。
　　我的部分工作职责是与青年和民间团体联系。其中一个团体名叫巴达赫尚女性志愿者协会，我在业余时间志愿为该协会工作，主要是筹集资金，协助安排小额贷款给创办小企业的女性。我还参与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策划小组，他们计划每年3月8日搞庆祝。至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习惯，阿富汗当然也还没有普及，但在巴达赫尚省，这个节日已经被公认为一大盛事。这一天，我们到农村给女性朋友赠送礼物，并组织一场“年度母亲”大赛，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农村女性的自豪感。
　　在法扎巴德，我们还举办过一场大型活动。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那里做了第一场公开演讲。在演讲中，我讲述了内战时期喀布尔女性和普通百姓的遭遇。我畅所欲言，慷慨激昂，讲到了阿富汗女性的坚强与力量，讲到了在内战中，她们不畏暴行，即使眼看着丈夫儿子残忍地遇害，自己遭到弓虽.女干和折磨也没有失去坚强和骄傲。我把她们称作“不可阻挡的阿富汗女性”。
　　塔利班几乎控制了阿富汗的其他所有地区，但仍然没有攻占巴达赫尚省，那里依然是拉巴尼政府的天下。由于拉巴尼曾经和游击队联合，许多人认为我的演讲过分指责了游击队。那段时期，人们还不想批评游击队——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如此，是他们将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抨击他们就被视作不爱国，甚至是叛国。就赶走苏联侵略者而言，我当然是崇拜游击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们也对平民百姓犯下了许多野蛮的罪行，包括对我自己的家人。
　　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不少政府官员面露愠色，惊讶得没做声。但后来，许多普通百姓，包括教师、医生和社区志愿者，纷纷来到我面前，称赞我的演讲相当精彩。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哈米德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保住他，不让他走上那条必然之路，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企图用最新的医疗手段来治疗他。我的姐姐让我不要再浪费钱了，叫我接受现实。但他是我深爱的男人，正如他入狱后我不能坐视不管一样，现在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病死。他是那么支持我的事业，那么高兴地看到我取得成功，所以我感觉到将他救活是我理应做的分内事。自从舒拉出生后，我们就不再有肉体接触，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爱回来了。我想，他因为在我生了第二个女儿时那样对我而感到愧疚，所以就更加拼命地工作，以此来证明他完全支持我。每当我晚上回到家，他总是关切地问这问那，劝我跟他分享工作上的难题和忧愁。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追了我多年后，他终于说服我的兄长们，将我娶回家，可是还没几年就病得不行了。有一次，他满怀悲伤，握着我的手说，他的人生就像是在吃一道菜，这道菜他梦想了好多年，每天都想吃，却只能在想象中闻一闻，尝一尝。而当这道菜终于端到他面前时，却发现没办法吃，没有调羹，没有刀叉。他所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去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开会。先乘飞机到阿富汗南部的贾拉拉巴德，接着穿过多尔汗边境，也就是上次哈米德、我，还有哥哥他们坐车经过的边境地带。那一次，在拉合尔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个星期，但我们过得相当幸福。回去之后，哈米德第三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我喜欢去巴基斯坦，因为可以给哈米德买好多药。但是，贾拉拉巴德受塔利班控制，是个恐怖之地。我讨厌一下飞机就见到塔利班，也讨厌当我给他们看联合国工作人员证件时对我的那种大喊大叫的方式。经过他们身旁，走向等候在那里的联合国车子时，我能感受得到那恶狠狠的目光。尽管有联合国人员的保护，塔利班奈何不了我，但他们的模样还是叫我害怕。每每这时我就不停地重复一些话来使自己镇静：“你现在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你想工作，你想发表意见，他们奈何不了你。”有一天，我正要登上飞往贾拉拉巴德的飞机时被阿富汗安检人员拦住了。他们告诉我说，接到拉巴尼政府官员的通知，他们怀疑我丈夫是一名塔利班分子，我也是一名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士。我听了莫名其妙，立马勃然大怒：“非常感谢你们。我的丈夫因为在巴基斯坦跟拉巴尼见了一次面，被塔利班关了整整三个月，而你们现在却告诉我说他是一名叛国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故意向情报处提供假信息。这件事也提醒了我，到处都潜藏着敌人，而且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闲言碎语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巴达赫尚省是阿富汗唯一一个女性可以工作的地区，我则是阿富汗唯一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女人。这是件很高调的事，当然会招致一定的危险。差不多所有法扎巴德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许多人很喜欢我，喜欢有联合国的介入；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总是不断地捏造关于我的丑闻，传出闲言碎语。就连我的顶头上司也难以接受有一个女性副手，所以，在过去，他经常叫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样一来，有男性客人来访时就看不到我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所清真寺。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个毛拉在寺里布道，说的是女性为国际机构工作的事。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丈夫也不该允许妻子这么做。他的观点是女性不该跟非伊斯兰教徒一道工作，而且任何因此而来的收入也是不被允许的。
　　可怜的哈米德当时在院子里和莎哈扎德玩耍，恰好听到了这次讲道。他告诉我说，他笑得不行了，然后就进了屋，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他的妻子是省内唯一一个为国际组织工作的女性，所以那个毛拉影射的就是我。他在家照顾女儿，而我却出去工作，我们还要听别人的声讨。当然，如今，这样的角色互换比以往更常见，不但在西方国家，就连阿富汗的许多现代年轻男人也开始分担了养育子女的责任，而且，出于经济需要，许多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独一无二。听了这个毛拉的话，我心里大为不安。或许对他来说，让整个社区的人反对一家人是容易的，但当着我丈夫的面指责我的“错误行为”就没那么简单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我当上了议员，这个身兼宗教老师的毛拉跑来求我帮忙。他被解雇了，想让我到教育部替他说情。当初他在宣教中反对我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但是，经过这几年，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政府部门和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我帮了他的忙，2010年，我再次参加选举时，他也帮过我的忙呢。女性在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中工作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有助于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
　　联合国是工作的好地方，在那段困难时期，它对我的帮助颇多，有时我可以带上孩子们和哈米德前往巴基斯坦。有一次我还带哈米德去了伊斯兰堡最著名的医院——希法医院，接受新药治疗，但费用高昂，每个月500美元。我坚持了6个月，但过后薪水再也不够支付费用了。
　　我仍然不愿面对哈米德即将病死的事实，2001年时，他还很年轻，才35岁。
　　北方盟军和塔利班之间的交战差不多停了，有谣言说联合国安理会即将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这样的前景是许多阿富汗人无法接受的。看样子，世界上的人们无法与我们就某些看法达成一致，也没看清塔利班所构成的威胁。2001年春，马苏德代表拉巴尼政府前往欧洲访问，并受到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方丹的邀请向欧洲议会做演讲。
　　他通过演讲警告欧洲国家，塔利班势力兴起是个威胁，基地组织将向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在他短短的欧洲之行中，他还去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分别跟欧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和比利时外长路易·米歇尔举行会谈。他带去了许多阿富汗人们的希望，从收音机里我们得知，他在那里深受欢迎，我们听了也相当鼓舞。他传达的消息简单明了：塔利班是基地组织战士的包庇集团，无论对阿富汗还是整个世界都是一支不断崛起的威胁力量。在一份致给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私人信件里，马苏德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这些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袭击美国和欧洲。”遗憾的是，西方的政治领袖没有及时听取他的警告。
　　那个时候，在我的朋友中弥漫着一股悲伤的听任心态。看样子塔利班真的要赖着不走了，为了赶走苏联侵略者我们花了14年的时间，如今我们却要跟这股新的怪异伊斯兰教势力做斗争。如果联合国真的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府，那就意味着拉巴尼政府在巴达赫尚省的统治是非法的。就我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我肯定要失业。
　　就在马苏德将军访问欧洲的时候，大量的外国代表团来巴达赫尚省会见拉巴尼。他刚从巴基斯坦回国，驻扎在法扎巴德。很明显，联合国正在积极活动，试图让塔利班和拉巴尼政府达成和解，并签订一些协议。
　　2001年9月9日，秋日的阿富汗晴空朗照。我坐上一辆联合国专车，前往一个国内流离失所人员帐篷，看望孩子们的活动情况。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真的十分悲惨，住的帐篷里没有卫生设施，尽管如此他们却没有失去乐观精神，总能保持微笑。但我抵达的时候，他们却哭得泪流满面。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真相。原来，新闻报道说马苏德遇害了。这个噩耗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一阵眩晕，双膝软了下来。就像当年我听到母亲的死讯一样，又像天空上的一颗巨星陨落。阿富汗的英雄不会就这么死了，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更多的详细内容。形势依旧混乱，到底马苏德将军死了还是严重受伤，这还不是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月份里，事件渐渐明晰起来。原来，两个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假装是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向做事谨慎的马苏德，采访过程中，他们引爆了藏在镜头里的炸弹。其中一个当场被炸死，另一个在逃跑过程中被马苏德的部下射死。在爆炸中，马苏德严重受伤，在被直升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逝世。法国巴黎警方和比利时警方之后拘捕审判了一系列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北非男子，因为他们向杀手提供了伪造的证件和背景资料。由此可见，奥萨马·本·拉登早就准确地估计到，两天后他的恐怖网络向美国发起那场臭名昭著的袭击后，美国政府一定会求助于马苏德，让他协助抓捕自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方盟军真的加入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列，只是缺少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
　　马苏德逝世的那天跟肯尼迪总统遇害那天的情景很相似。那一代的美国人经常说他们还记得听到总统遇害消息时的场景，对阿富汗人来说也是如此，就连当时才三岁的莎哈扎德也记得马苏德遇害那天的情景。
　　对许多人来说，马苏德是游击队的英雄，带领阿富汗人民赶走了入侵的苏联军队。他是一名娴熟的战略家，也是一名战无不胜的士兵。辉煌的战绩为他赢得了“潘杰希尔之狮”的美誉，但是，对许多饱尝战乱之苦的年轻一代人来说，包括我自己，他是在反抗塔利班的统治之后才成为英雄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极端主义危险的领袖之一，曾多次提醒人们引起注意。他还向全世界警告恐怖主义威胁，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不理会他提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他曾经警告世界上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把恐怖主义扼杀在阿富汗，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跨越边境，来到他国。他曾试着解释说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塔利班所宣扬的伊斯兰不是他所赞同的，也不能代表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马苏德有五个孩子，四女一子，所有的女儿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曾多次提及，他想以自己家的例子证明伊斯兰教并不阻止女性接受教育或从事工作。他深知，塔利班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伊斯兰教抹黑，所以他要纠正这一点。
　　他对我的鼓舞至深，他的事迹教会了我：自由不是神所赐的，乃是需要人们努力去争取的。
　　他的逝世让我觉得阿富汗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48小时之后，马苏德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警告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和弗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遭到三架飞机的撞击，每架飞机均被无名恐怖分子劫持，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田野里坠毁，40名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以及4名劫机犯全部遇难，而那天因为基地组织而遇难的总人数将近3000人。
　　全世界的人们没有及时听取警告，白白断送了那么多可怜人的生命。
　　而更多的无辜生命（大多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在之后所谓的反恐战争中丧生。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世界上那么多人对阿富汗和文化有负面的看法，这叫我大为伤心。许多人认为阿富汗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宗教激进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常成为世界战略性斗争的战场——能源争夺战、冷战、反恐战争。
　　但是，我们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开明的思想和辉煌的文化。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勇士修建了伟大的尖塔建筑，树立了宏伟的丰碑。这片国土甚至还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有些教派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标志性建筑，例如巴米扬大佛。
　　在这片大地上，高山连绵不绝，天空一望无际，到处是碧绿的森林，蔚蓝的湖泊。在这里，人们热情好客，这是一个极其讲究荣誉、信念、传统、责任的国度。亲爱的女儿们，这是一个你们应该为之自豪的国度。
　　千万不要无视你们的传统，也不要为之道歉。你们是阿富汗人，请你们以此为骄傲。你们要以在世界面前恢复阿富汗的自豪感为己任。
　　这是我希望你们完成的一个伟大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你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因此而感激你们。
　　挚爱你们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