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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滨从外面进来了。她迈进门的那一瞬，我的目光正巧落在她的手上，我发觉她的手比常人略微胖了一点。这时我又记起刚才那个老人不停地抚摸这双手的情景。她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动手把篮子里的鸡蛋和蔬菜取出。如果不是因为一种特定的气氛中，不是熟悉了对方的某种性格，她的举止，如她的微笑，或者还会让客人误解呢。
　　雨子小声向我赞扬起滨来，“你看她多么好，多么好。在我眼里她永远都这么美。从我认识她的那天到现在都这样看，我永远——我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改变看法，永远不会……你相信我吗？我这样认识了她：有一天早晨我去打水，那时条件很差的，许多人合用一个室外热水管的；我看见有一个姑娘在用砖块把水管附近冻得很结实的冰砸掉，她见有人来就抬起头来——天哪，还有这么好看的姑娘！她的手冻得通红，自己瓶里的水已经灌满了，这会儿是为了别人，怕别人走到水管跟前滑倒——你看她不仅有这么好的容貌，还有这么好的内心！我那时定定地站住了，其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忘了自己来干什么；我就提着水瓶站在那儿。她告诉我：左边是热水管。我这才醒过神来。我向她点点头，说‘谢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忘记她。我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她，生下来第一次疯狂成这样，功课差不多都荒疏了……”
　　雨子小声谈着这些，滨终于发觉了。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反正提着篮子走到院里去了。她在那个很简陋的小厨房里忙着。
　　雨子仍然沉浸在往事里，我觉得他太幸福了。接下去他还在谈滨。他说他啊，也许这一生做什么都不再畏惧，都会很勤奋的，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滨必须在自己身边。他说难以想象一个人能离开自己的爱人到远方去——说到这儿他大概想起了我有妻子和孩子，“我听阳子和吕擎讲你，就想：这该是怎样奇怪的一个人哪，我一定要认识他！我要看一看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特别要看他长了一双什么样的脚……”
　　我笑了，忍不住看看自己的脚。
　　“你终于让我见到了，让我看到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明白：你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家，一个人到远处去呢？我和滨讨论过这个。我们都试图理解你，可还是想不通。你知道我是绝对离不开滨的。想一想吧，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滨，我一定会死的。”
　　我打断他的话：“你不是说，如果有一天，如果一个人在心灵上排斥另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给予对方这种自由吗？”

　　“是的。可是当她有了这种自由时，我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死了。死也同样是我的自由。”
　　我茫然了。我觉得身上颤抖了一下……
　　正这会儿，滨好像在外面喊了一声，雨子就不顾一切地往门外跑去。接着他在厨房里也大呼小叫起来。我到厨房看了看，原来滨在切东西时，一不小心把小拇指那儿碰破了一点皮。
　　他们俩在那儿上药，用纱布包皮扎。我说：“这不要紧，有‘创可贴’吗？贴上就没事了。”雨子说菜刀是很不干净的，说不定要感染。我一再地安慰他们。
　　滨把手包皮扎了一下，重新切菜了。可雨子再也不愿离开厨房，就站在那儿看她干活。我几次请他进屋，好不容易才把他唤进来。可是雨子从此就心神不定，不断往窗外瞟。
　　我们接着谈杂志的事情，雨子并没有多少兴致。他不断捏弄自己的小拇指，好像他的小指也被碰过一样。
　　我要起身告辞了，雨子说：“你不能走。”
　　他一定要留我在这里吃饭，说滨就是忙着为我准备饭菜，才把手碰伤的。
　　我只好留下来。我开始谈杂志的事情：“你们杂志明年肯定要停刊吗？取消了一个刊号，多么可惜……”
　　“谁说不是呢，不过这要看有关方面高兴不高兴。他们高兴了就给我们保留，等我们有一天经济状况好转时再续上。如果他们不高兴，那就得取消，或者直接把刊号转给别人……有人说这事儿该找牟澜。他跟我们主编川流很早以前就认识，算是朋友，就因为现在官做大了，对川流也待搭不理的。川流也瞧不起他。有一次川流和我去见梁先生，在那儿把牟澜臭骂了一顿，说那个人是个粗俗的野蛮人……”
　　“梁先生怎么讲？”
　　“梁先生一声不吭。川流走了之后，梁先生仍然没有提到牟澜。我故意问老先生对川流的印象如何？梁先生说，‘谈谈古画吧。’”
　　我觉得那个梁先生，还有川流，都是一些极有意思的人物。
　　午饭时，滨在高脚玻璃杯里添了一点红葡萄酒，那酒的颜色红得像玫瑰。我抿了一口，是干葡萄酒。雨子说，“开始我和滨都不愿喝这种酒，是梁先生给我们的。他不喝洋酒，有人从海外带给他，他就给我们了。他说，‘你们是新派，拿走吧。’”
　　我笑了。
　　雨子说：“梁先生总说，西方文化失于粗疏，而东方文化又太细腻。他说东方文化由于‘太深奥反而不合用了’，等等。”
　　我琢磨着老先生的话，呷着干酒。这酒我不知不觉就喝下了半杯。滨又给我添，并按开了音响。一个外国女歌手慵懒的声音。窗帘被滨拉上了，屋子里很暗。在这多少有点沙哑的歌唱里，呷着酒，让我想起几年前欧洲的一个小酒馆——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鼻梁尖尖、长得十分小巧的英国女人，她是小酒馆的老板兼酒吧歌手，为顾客演唱，打着响指，悠然洒脱，那声音也是这样的沙哑。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小酒馆里，并告诉她我们是从遥远的东方来的，她立刻发出了欢快的叫声，接着特意为东方客人唱了一首歌。

　　实际上那次我们到那个酒馆去，是要会著名的布洛西——很可爱的一个人，很早以前就听朋友讲过，说他如何如何棒，简直是个“中国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跟他坐在一起，常常忘记他是一个欧洲人；总之他对中国的艺术才真正叫懂，比许多国内专家懂多了，起码没有偏见吧；他来华工作很久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疑，一个大鼻子能那么精通中国艺术？
　　记得那次我们就喝一种干葡萄酒。他单刀直入，马上就谈中国艺术。果然懂得很多，谈话时还不断夹杂一些方言土语，特别是粗话——他如此喜欢说粗话，如“他妈的”、“狗娘养的”、“屁话”、“什么玩艺儿”等等。后来我才明白，他在用这种办法显示自己的汉语水平。我被他的努力给打动了，着迷地望着他那双蓝眼睛、他栗黄色的头发。这人刚刚四十多岁，却过早地生出了深皱，这会儿喝完一杯酒竟然哭起来，泪水顺着鼻子两侧流下来。
　　他在哭着咕哝：“可怕呀，可怕呀。你们中国浴血奋战，赶走了外国人，现在却忍受着另一种侵略——文化侵略！这种侵略更为冷酷，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那一晚我首先被他的真诚、被他的“感同身受”所打动。我的眼睛也有点湿润，到后来他伸手搂住了我的肩膀，“现在欧洲文化还是中心。没有办法，这里还是中心。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对于中国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感动消失了。
　　接上他一一数道中国的艺术。我不敢苟同，却不好意思反驳——一个欧洲人好不容易搞通了我们艰难晦涩的语言，还进而学会了那么多粗话，多不容易啊！我怎么忍心反驳呢？他越说越多，越说越快，到后来把所有的粗话都用上了。他可真不容易。
　　布洛西在中国是个有位置的人。不久他路过我们这座城市，我们又在挺好的一家饭店见面了。他再一次用粗话迎接了我，扳着我的肩膀，谈红卫兵，谈警察。他告诉：中国轰轰烈烈搞*的时候他在上海，还设法搞了一顶黄帽子，戴上了红袖章。那时他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好玩儿，跟着喊口号也是热血沸腾。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又蹦出了几句粗话。他有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热情。

　　滨告诉我，她喜欢这种干葡萄酒。“太棒了，简直太棒了。”她说从来没喝到这么好的葡萄酒。“你同意吗？”“同意。不过这玩艺儿酸巴巴的，实在没有什么好。”我可能喝多了，就说了句实话，擦擦嘴。
　　滨砰一下把酒杯放了，惊讶地看一眼雨子。雨子看一眼滨。
　　我知道他们在心里嘲笑我，或者同情我。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习惯起来。
　　“欧洲人最喜欢这种酒了。”滨说。
　　美丽的滨，就是你这样的人把大鼻子给宠坏了。“我还是喜欢喝甜酒。我也喜欢美丽的姑娘——甜酒和美丽的姑娘才是一家。滨，你眼睛大大的，怎么就愿喝这种酸巴巴的东西呢？”
　　滨嘴角瘪了瘪，我担心再说下去她就会哭起来吧。我结束语般地说：“干酒这玩艺儿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不能急于喜欢。”
　　雨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滨抬起头，嘴里还含着半口酒，样子更为可爱。她大概在琢磨我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又想起了梁先生，想那个衣襟上挂满了饭渣的老家伙——一个多么倔犟的老人……可爱的布洛西应该跟梁先生认识一下才好，想想那个邋里邋遢的梁先生扯上布洛西的手，摇摇晃晃走在街头上，该是多么有趣啊！梁先生会把他拉到一家街头小酒馆里——那里可没有鼻梁尖尖的英国女人和懒洋洋的音乐，可是那里会有另一种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戴绠线帽的小老头，正握着自己的二两小酒，弄一点花生豆和猪耳朵嗞嗞有声呢。那个布洛西像梁先生一样，伸手从碟子里捏起一粒花生米，再吱一声喝一口小酒……他将因此而成熟起来。
　　雨子家里既有聂老这样懂得欣赏和汲取的遗老，又有梁先生这样的古旧学人，同时还能如此喜欢干葡萄酒。这就是本城文化界的顶尖人物。我端起杯子碰一下滨的杯子，雨子也赶忙把杯子凑过来。我的眼睛长时间盯在滨的脸上，在心里承认：这双眼睛无比迷人。很多人看来并没有错，聂老也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脸上被什么刺了一下，这才明白是雨子的目光。噢，我懂了，我不是聂老，我毕竟还是一个刚刚四十岁左右的人。我赶紧低下头，将这杯涩巴巴的东西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