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那时我才十八岁，刚进大学，对东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饼，家里担心便帮我找了宿舍。当然，费用也有关系，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但想到注册费、学费，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还是不好固执己见。
　　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占地广阔，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大门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树龄一百五十岁，或者更多。站在树根处往上望，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
　　道路绕过巨木，笔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纲筋建筑。很高大的宿舍。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
　　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一楼餐厅和大浴室，二楼讲堂、集会室，和贵宾室。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中庭宽阔，草坪装有洒水器迎着阳光不停旋转。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六座网球场，设备齐全。
　　这个宿舍的唯一问题(算不算问题依角度而定)，在于它是由几位不明右翼财团所经营。从宿舍简介及住宿规则即可明白大概：“深入教育根本，培养国家人才。”这便是本宿舍的创设精神，而由认同此精神之多位财经人士戮力捐输所支持这是表面说法，里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则相当暧昧模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说是投机逃税，有说是藉设立宿舍的名目炒地皮，也有说只是纯粹牟取声名罢了。不管怎样，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我住在这个宿舍。右翼也好、左翼也好，伪善也好、伪恶也好，从日常生活水准来看，大致没什么差别。
　　宿舍每日升起飘扬的国旗，作为一天的开始。当然配合国歌，国歌和国旗的关系形影不离，就像播报体育新闻时必定会播放进行曲一样。升旗台位于中庭，从每一间窗口都看得到。
　　升旗工作由我住的东栋宿舍舍监负责。舍监是五十岁前后、体格魁梧目光锐利的斟梧男子;干硬发梢混了几根白发，晒黑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疤痕。据说出身中野陆军学校。其旁站着一个学生担任升旗助手。此人剃光头，永远穿学生制服，真正身分不为人知。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住哪一栋，也没有人在餐厅或浴室碰过他。到底他是不是学生，都没人知道。只不过从穿著制服看来像个学生而已。他个子矮小又白皙，和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正好相反。每天清晨六点整，就这么两人站在宿舍中庭，升起太阳旗。
　　搬入宿舍初期，我经常从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每天清晨六点整，两人准时出现于中庭。穿学生服的抱着一个恫木箱。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提着一台soNY手提录音机。中舒陆军学校男子把音响置于升旗台下;穿学生服的打开桐木箱，箱里摆着迭得整整齐齐的国旗。穿学生服的将国旗交给中舒陆军学校男子。中野陆军学校男子将国旗系于旗杆绳，穿学生服的按下音响开关。
　　(国歌)“君之代…”
　　然后，国旗缓缓升上旗杆。
　　“……细石般”，国旗升到旗杆半途，“之于……”，国旗终于升至顶端。此时两人抬起头凝视国旗，挺胸立正。在天气晴朗大风飞扬的日子，算是雄壮的一幕。
　　黄昏的仪式大致和清晨相同，不过顺序倒过来。国旗缓缓从旗杆下降，收进桐木箱，国旗在夜里不飘扬。
　　我不清楚国旗为何不在夜里飘扬?夜里，国家还是存在。许多人仍在工作，这许多人没有受到国旗的庇护，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或许没什么大不了，或许根本没人注意，只除了我-而我也不过是一瞬的想法，没什么深刻意味。
　　原则上宿舍房间分配，一、二年级生两人一间，三、四年级生一人一间。
　　两人一间的是有铝门窗、纵深约六张榻榻米的长方形房间。摆设简洁，两张书桌椅、两个两段储物柜、两个现成架子。架上多半摆着晶体管收音机、吹风机、冲泡咖啡或方便面的碗盆汤匙。灰泥墙有大头钉贴着花花公子的夹页海报，书桌摆着几本教科书及流行小说。
　　男宿舍大抵很脏乱。垃圾桶有长霉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的空罐上积了十公分厚烟灰、杯子留着洗不干净的咖啡渍。地板上散置着方便面的薄纸、啤酒空罐。风一吹，地板便扬起灰尘。床底下塞着味道难忍的待洗衣物;定期晒被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每张被子都吸饱汗水和体臭。
　　相较之下，我的房间相当清洁。地板光可鉴人，烟灰缸经常清洗，每周晒一次棉被，铅笔整齐摆在笔座里。墙壁上张贴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而非杂志夹页：我的室友有洁癖，他负责整个房间的扫除工作，连我的洗濯都代劳了，我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后，它就会自动消失于垃圾桶。
　　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学。
　　“我研究地、地、地图。”最初他这么告诉我。
　　“喜欢地图?”我问。
　　“嗯，将来想到国土地理院就职，制造地、地、地图。”
　　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样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为了什么动机制造地图，我连想都没想过。而且连说“地图”两字都结结巴巴的人，却一心想进国土地理院就职，也颇为奇妙。他有时说话结巴，有时不会。然而，只要一提到“地图”，保证结巴。
　　“你主修什么?”他问我。
　　“演剧。”我说。
　　“演剧就是演话剧吧？”
　　“不一样。只是阅读和研究戏曲。鲁西尼、伊奥涅斯科、莎士比亚等等。”
　　“我只听过莎士比亚，”他说，“其它都没听过。”
　　其实我也几乎没听过，只是课程里有罢了。
　　“因为喜欢才修的吧?”他说。
　　“说不上喜欢。”我说。
　　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脸，愈来愈深刻。我才知道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
　　“我什么都可以读的，”我向他说明，“印度哲学也好，东洋史也好，都可以。不过偶然选了演剧，如此而已。”
　　“不了解，”他说，“像我、我、我是很喜欢地、地、地图，才选择研读地、地图学。也因此才向双亲说明，要了钱，千辛万苦来到东京，但你好象不是。”
　　他立场正确，我放弃向他说明。然后我们抽签，决定上下铺的床位，他抽到上铺。
　　他永远穿著白色衬衫及黑色的西装裤。他身材高大、剃光头、颧骨高耸，上学一定穿制服，鞋子和书包皮都是黑色的，一眼看去就是标准右翼学生打扮，大家也这么认为。其实不然，他对政治可说完全不关心，因为选衣服麻烦所以才穿同色衣服。除了海岸线变化，或新凿铁路隧道以外的事，他一律不关心。而只要提到这方面的话题，他会花上一、两小时讲个不停，直到我不停打呵欠为止。
　　他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君之代》国歌就是他的闹钟(可见升旗并非完全无用之举)。穿上衣服，走到浴室洗脸。他盥洗要花上极为漫长的时间，让人怀疑是不是把牙齿一颗一颗取下来刷。回到房间后，拉整毛巾绉纹，笔直挂在衣架上，将牙刷和肥皂放回橱柜。然后按下收音机开关，开始进行收音机体操。
　　我属于晚睡且熟睡型，就算体操音乐响起我也可以睡。但只要他一开始跳跃，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怎么说呢，他每一跳跃(他实在是很会跳跃)，我的头必定在枕头上下震个不停，根本无法入睡。
　　“不好意思，”第四天，我开口了，“你何不到屋顶做收音机体操呢?你把我吵醒了。”
　　“不行，”他说，“到屋顶上作体操，会被三楼的人抗议。这里是一楼，才不会吵到别人。”
　　“那去中庭如何?”
　　“也不行。没有收音机就听不到音乐，听不到音乐，体操做不好。”
　　他的收音机是要插电的，而我的收音机虽有电池却只能听调频台。
　　“那么，音乐开小一点，不要跳跃行不行?很吵呢，不好意思。”
　　“跳跃?”他一副吃惊表情，“什么跳、跳跃?”
　　“就是上下蹦蹦地跳。”
　　“体操哪有这一部分?”
　　我的头开始痛起来，很想算了。可是一旦说出口不能就此打住。我只好一面哼着NHK第一电台的收音机体操旋律，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给他看。

　　“看，就是这个，难道不是吗?”我说。
　　“是……是吧?确实有这一部分，我都没注意。”
　　“所以，”我说，“这部分能不能省略?其它部分我还能忍受。”
　　“不行，”他拒绝得干脆，“哪有省略一部分的?我已经做十年体操了，一做就会无意识地做到全部做完为止。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
　　“那全部不要做好了。”
　　“这不好吧，对人下命令的。”
　　“嘿，我可没下什么命令。只想至少能睡到八点。就算早起，也希望是自然醒来，而不是被震动轰醒，了解吗?”
　　“了解。”他说。
　　“那怎么说?”
　　“我们同时起床，一起做体操，不就好啦。”
　　我放弃了，翻身蒙头大睡。他一日不缺，持续着收音机体操。
　　每次提到室友和他的收音机体操，她就噗哧一笑。虽然我原意不是为了说笑话，结果自己也笑了。
　　见到她的笑容，虽然只有一瞬。也久违了。
　　我和她在四谷站下电车，沿着电车线路的士堤，往市谷方向散步。五月的周日午后，清晨的雨在午前就干了，低垂阴郁的灰色云朵被南风吹得消失无踪。轮廓分明的樱树绿叶在风里闪闪烁烁，阳光带来初夏的热意，人们脱掉上衣或毛线衣披在肩上。网球场上，只穿短裤的年轻男子挥击着球拍，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
　　只有并生长凳的两位穿黑色长袍的修女在愉快地讲话，看着她们，才知其实夏季还早。
　　走十五分钟就汗流浃背了。我脱掉厚棉衬衫，只穿一件T恤。她把淡灰的运动衣长袖卷到手肘部位，一件洗褪色的旧运动衣。似乎很早就看她穿著这件，不过也可能只是错觉。我常常有错觉，把什么都当成以前发生的事。
　　“你喜欢和人同住吗?”她问。
　　“不知道，还没很长的经验。”
　　她停在饮水机前喝一小口水。从裤袋取出手帕擦嘴，蹲下来绑鞋带。
　　“我看来像会喜欢吗?”她问。
　　“和人同住?”
　　“是的。”她说。
　　“很多事会比想象来得繁琐，密密麻麻的规则和收音机体操等。”我说。
　　“是。”她说，似乎在想什么，凝视着我。她的眼球不寻常地清澈。我不曾注意牠的眼球如此清澈，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像眺望着天空。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也就是……”她说着，眼神觑着我，咬咬嘴唇，垂下眼皮，“不知道，随便。”
　　交谈终止，她打开脚步继续走。
　　再遇见她，是半年后了。半年之间，她清瘦得快认不出来。原本是特征的圆圆脸颊变细长，印象里，她没有这么瘦骨嶙峋的，她比以往更加清瘦而绮丽。这点我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她并非有什么事来四谷。我和她在中央线电车偶然相遇，正好她和我都没特别什么事。“下车吧，”她说。我们在四谷站一起下电车。只剩两人时，我们却没什么话说。她为何邀我下电车，我也不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没什么话说。
　　下电车后，她一语不发，脚步沙沙地快步前行。我追赶似地加快脚步，和她保持约一公尺的距离。我跟着她的背影走着，她时时转回头，朝着我说话。有些我答了，有些不知怎么答，也有些她根本听不到，也不在乎。她说了自己想要说的话之后，只管默默前行。
　　我们在饭田桥右转，从皇后崛道走出来，通过神保町十字路口、御茶之水斜坡，绕过本乡，沿着东京陆上电车线道走到驹迅。颇有一段路程。走到驹迅时，已接近黄昏。
　　“这是哪里?”她问我。
　　“驹迅。”我说，“兜了一圈。”
　　“怎么走到这里?”
　　“妳走的，我只在后面跟着。”
　　我们走到车站附近的荞麦面店，点了定食。从点餐到吃完，都没有说话。我走得浑身疲累，她一语不发，陷入思索。
　　“妳体力不错。”吃过面后，我说。
　　“意外吗?”
　　“嗯。”
　　“我中学还是长跑选手。而且我父亲喜好爬山，从小每逢周日都登山，所以脚劲还不错。”
　　“看不出来。”
　　她笑了。
　　“送妳回家。”我说。
　　“谢了，”她说，“我回去没问题，不必介意。”
　　“我没关系的。”
　　“真的不用，我习惯一个人回去。”
　　其实她一说，我倒松了口气。电车到她住处要花上一个钟头，这期间，两人并肩默然坐着可不好受。最后她一人回去了，我代以付了饭钱。
　　“哦，也许我们，不麻烦的话还能见个面?当然并没有特别非如此不可的理由。”道别的时候。她说。
　　“完全不需要理由呀。”我吃惊地说。
　　看到我吃惊的表情，她稍微脸红。
　　“我不会讲，”她吃力地，把运动服的袖子推到手肘又拉下来，手上的汗毛映在电灯下染成金黄色，“没有存心要讲什么理由不理由的，原本意思不是这样。”
　　她手靠在桌上，闭上双眼，思索更好的说法。然而并没有更好的说法。
　　“我不介意。”我说。
　　“我怎么都讲不好，”她说，“都是这样的，真的是讲不好。每当想说什么的时候，一直都是不同的意思冲出喉咙。或者不同意思，或者完全相反。为了要修正前面说的话，又常让场面更加混乱。好象自己身体分成两部分，围着一根柱子互相追赶，正确的意思总在另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我，永远追赶不上。”
　　她两手放在桌上，凝视我的眼睛。
　　“我说的，你明白吗?”
　　“谁多少都有这种时候吧，”我说，“谁都有没把握正确表达，而感到不安的时候。”听我说完，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根本不是这样。”她说，再也没说什么。
　　“我不介意再见面。”我说，“反正我一直有空。一人转来转去，还不如像这样健行来得有益身体。”
　　我们默默分开。我说再见，她说再见。
　　初次认识她，是在高二的时候。她和我同样年纪，念有名的教会中学。我们认识起因于我的好友-她是他的女朋友。他们从小学就认识，两人的家距离不过两百公尺。
　　就像大多的青梅竹马，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交往丝毫不觉该有隐密性，经常到对方家里玩，和对方家人吃饭。我和我当时的女友曾和他俩一起玩，结果往往变成只剩下我和他和她三人，而我的女友则消失无踪。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样才好，从立场看来，我是来宾，他是主持人，而她是他的体面助手兼女主角，就这么回事。
　　他社交最在行，表面一副潇洒嘻笑，内在却十分诚恳。他是个能够洞彻时机，适时切入笑语的聊天高手。他俩常聊些轻松的笑话热络场面，每当他或她有一方沉默，另一人就立刻接上话，他可以在不怎么有趣的对手的话中，迅速找出好几个有趣部分。和他聊天时，我时常沉浸在自己原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的错觉。
　　但是一旦他暂时离席，我和她马上陷入冷场，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事实上，我和她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大抵什么也没说，不是把烟头往桌上烟灰缸按熄，就是静静喝一口水，等待着他回座。而只要他一回座，有趣的话题就马上就恢复。
　　在他的葬礼三个月后，我只和她见过一次。刚好有事，所以约在咖啡馆，事情讲完就没话说了。我试着找话题，却半途而废，加上她谈话方式十怪异-她常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突然生我的气。然后我和她分开。
　　或许她会生气是因为，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人，不是她，而是我的缘故吧。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不恰当，但我可以了解她的感受。如果可能，我会很希望为她改变当时的情况，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旦发生了，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
　　五月某个午后，我和他在放学途中(正确的说法是逃课途中)，到弹子房打了四周弹子。我赢了最初一周，后面三局他赢了，按规矩我付了撞球钱。
　　当夜他死在车库里。日产三六O跑车的排气孔，接上橡皮管塞进车内，车窗间隙用胶布牢牢贴紧，然后打开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会花上多少时间。反正等到去亲戚家探病的双亲返家时，他已死了。车上收音机开着，雨刷上还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没有遗书，也想不出自杀动机。由于我是最后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笔录。“他没有特别奇怪的举止，和平常完全一样。”我说。大抵准备自杀的人，不会连续打胜三局弹子吧，警察因此对他和我都没有好印象。他们也不认为逃课去打弹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杀下场是很稀奇的事。报纸登了一小段记载，不久，事件了结。红色日产三六O跑车被卖掉了。有一阵子，教室里他的座位上，经常摆着一束白花。
　　斑中毕业来到东京，我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绿绒面弹子台、日产N三六O红色跑车、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火葬场斑耸烟囱冒出的烟雾、派出所笔录室里的巨大文镇，全都摒弃脑后。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干净。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残留，随着时光流逝，这空气般的残留隐然成形，成为一种具体而单纯的东西。如果我把它换成言语，是像这样的话：
　　死并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换成言语后，竟成为一种可厌、平凡、老套的说法。但我那时并无法以语言表达，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气般存在体内，存在那块文镇里。存在弹子台上那并排的四粒弹珠里。我把这种叫做死亡的东西，像灰尘般吸入肺里存活着。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确实会在某种时候逮住我，但反过来说，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过。”这是逻辑上的推理-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自从友人死去那晚，我已无法再同意，死只是单纯在该死之时而来。死并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于我体内，成为无法从脑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个五月的夜里，把我的十七岁友人远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现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时，我曾苦思过，而苦思是很困难的作业，至少对当时十八岁的我而言，经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协的观点，是十分艰难的。
　　从那时以来我每月一次或两次和她约会。大概可以称约会吧，想不出更好的说法。
　　她上东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洁、名声良好的女子大学。她的住处离学校走路不超过十分钟，沿着路边有清凉的水沟。她好象没交什么朋友，除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以外，很少开口。因为她没有特别说什么，我也几乎没话讲。见面时，我们只是随便走走。
　　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进展。暑假过完时，她已十分自然地靠着我走路。我们并肩走着，上坡、下坡、过桥、过马路。我们不停地走，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也没有特别要做的事。走了一阵子，进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再继续走。宛如一张一张幻灯片，一个又一个季节过去了。秋季来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榉枯叶铺盖了一地，穿上毛线衣可以闻到新季节的气息，我买了一双新鞋。
　　秋季终了，冷风吹起的时候，她的身体已习惯靠着我的手腕。隔着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觉她的气息。但也只有如此，我双手老插进外套口袋，一成不变地走着。我们的鞋底听不到脚步声，只有踩在悬铃木的枯叶时，才发出干燥的声响。她要的，并非抓着我的手腕，而是谁的手腕。她要的，并非我身上的温热，而是谁身上的温热，至少我是这么想。
　　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种无处可去的透明感。她时时没来由地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一层悲哀。
　　每当她打电话来，或周日一早我出门约会时，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当我在谈恋爱。我没想说明，也没说明的理由，闲言任它去。我每次约会回来，一定有人提，到底上床了没啦。嗯，嗯，我一直这么响应。
　　我如此度过我的十八岁。太阳上升、夕阳落下、国旗上升、国旗落下。在周口里，我和亡友的爱人约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此后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读戏剧课程里的克罗德、拉赛尔、艾杰修汀，他们都在书里。也另存在于书里。我几乎没有朋友，宿舍里认识的也只是几个。我一直在研读，大家都以为我想成为小说家，而我一点都没有想当小说家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想。
　　好几次，我和她谈到这种心情，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达的。但我并不很会讲，如前所述，我经常在思索正确字眼，而正确的字眼却停留于完全无法触及的闇黑里。
　　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有时她三个礼拜没来电话，有时连续两周来电。而我总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厅椅子上等待她的电话。周末夜学生多半去玩了，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我总是坐在沉默的空间里，凝视着空气中漂浮的光粒子，挣扎着想看清自己。每个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体，我却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气之墙。
　　那个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圣诞节我送她喜欢的亨利．曼西尼《dearheart》唱片当礼物。我以圣诞专用的圣诞树图案包皮装纸和粉红色丝带包皮好礼物。她为我打了一双毛线手套，指头稍短了点，不过还暖和。
　　她圣诞节没有返家，新年期间，我到她住处吃饭。
　　那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月底，室友发高烧四十度，昏睡了两天，我和她的约会因此泡汤。他一副快死的模样，我可不能放着不管。除了我，好象也没有其它人照顾他。我买冰块，放进塑料袋里做冰枕，用冰毛巾为他擦汗，每隔一小时测一次体温。他发烧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却完全没事般地霍然起床，体温下降到三十六点二度。
　　“奇怪，”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发过烧。”
　　“你还是发烧了。”我说着，拿出我那两张没有去的音乐会招待券给他瞧。
　　“还好，只是招待券。”他说。
　　二月，下了几次雪。
　　二月底，我为一点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对方的头撞到水泥墙，还好没造成很大伤口。我被叫到舍监室听训，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觉越来越坏。
　　我十九岁，升大二。当了几科，成绩几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则全科通过，顺利升上二年级。季节又循环了一回。
　　六月，她二十岁了。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已二十岁。对我，对她，我们的年纪总在十八和十九岁之间。十八再来是十九，十九再来是十八-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确实已二十，接下来的冬天，我也二十岁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远十七岁。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买蛋糕，搭电车到她住处。电车很挤又晃得厉害，我来到她的住处时，蛋糕已像罗马遗迹般崩溃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插了二十根蜡烛、点了火柴、拉窗帘、关电灯，毕竟还有点生日气氛。她开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们简单用餐。
　　“二十岁了，有点好笑。”她说。餐毕，我们收拾餐具，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两杯。
　　那天她难得说了许多话。小时候的事、学校里的事、家庭的事，绵密而又异常细腻。她谈着A的时候，不知何时又涵括了B。不久从B却又谈到C，不停接下去，没有终止。我试着打岔，毕竟放弃了。我放唱片，放完之后，又放下一张，全部放过一遍，又回到最初一张。窗外雨下着不停，时间缓慢流转，只有她一人不停说话。
　　时针指到十一点，我真的开始不安。她已连续四个小时说个不停。回家的最末班车时间也快到了，我不知道该怎办。让她尽情说完呢，还是伺机打断?我有点困惑，她实在说了很多很多话。
　　“太晚了，不好意思，但也该走了，”我说，“我们再连络吧。”
　　不知有没有听到，她停了一下，却又开始说话。我只好点燃香烟，既然如此，还是让她说个够，再来只好看着办。
　　但是她终于说停了。我一下警觉到停的时候，她已经说完了。话头像被拧掉一般，飘浮在半空。正确说来，她的话并没完，而是突然消失了。虽然她想继续，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好象话在哪里掉落了。她嘴唇微张，茫然凝视我，她的视线彷佛隔着不透明薄膜，我警觉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

　　“我不是存心想打断，”我小心地，“但时间也迟了，而且……”
　　她眼眶溢出了眼泪，不到一秒便滚下脸颊，掉落在唱片封套上。泪水一决堤，就无法停止，她两手靠在床上，呕吐般哭泣。我伸出手，轻触她的肩。她身体微弱地颤抖，我几乎直觉地抱紧她，她靠着我，无声地哭泣，呼出的热气和着眼泪濡湿了我的衬衫。她的食指像找寻什么般，在我的背上彷徨地摸索。我左手支撑她的身体，右手轻抚她的细发。很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等待她停止哭泣。她始终没有停止哭泣。
　　这晚，我和她上床了。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真的很久没有和女孩上床了。而她是第一次和人上床。我试着问，为何没有和他上床……这问题实在是不妥，她没有回答。她的手离开我的身体，背对我，眺望窗外的雨。我看着天花板。吸着烟。
　　天亮时，雨已停。她背对我睡着了，或许她一直都醒着，然而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如同以往，沉默将她完全包皮覆。我一动也不动望着她白皙的背，最后放弃，我从床上起来。
　　宛如时间突然停止。地板上散置着昨夜的唱片封套，桌上剩下一半崩溃的蛋糕，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墙壁上贴着月历-没有摄影或绘画，只有数字的月历。月历是空白的，没有写字，也没有标示任何记号。我捡起落到床下的衣服。衬衫的胸口还冷冷湿湿的，凑近脸闻，仍可以嗅到她的头发气味。
　　我在书桌上的纸条本上写了“希望最近打电话连络”的字条。走出房间，悄悄关上门。
　　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电话打来。由于她的住处不帮人接电话，我写了很长的信。我尽可能照实表达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很多事。虽然努力想弄清楚，却徒费时间。随着时间经过，到底自己身处何方也没搞懂。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去想太深刻的问题。想得太深刻时，世界变得很不真实。而结局多半只是把周遭的人推向某处，而我一点都不想把别人逼到角落。很想见妳，但是如同前述，到底是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像这样内容的信。
　　七月，回信来了。很短的信。
　　……我决定休学一年。暂时是这样，便我不认为会再回学校了。所谓休学，不过是手续的问题。明天就要搬家了，好象很匆促，其实是很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事。虽然几次想找你谈谈，还是做不到。和人说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发生了很多事，请不要介意。无论发生了什么，或者没发生什么，结局应该都是如此。或许我这么说会让你受伤，如果是这样，很抱歉。我想说的只是，不要为了我而责怪自己，或责怪其它的某人，这些我都应当自己全部承担的。我曾让你感到困惑，不过这也是……这也是极限了。
　　听说京都山中有不错的疗养院，并不是医院，而是可以让人自由行动的设施。总之，想先到那里安静下来。琐碎的余事，容或有机会再写。这封信写得不好，虽然我已重写十遍。这一年，有你相伴，我真的是……真的是说不出的感谢。请务必相信……我无法再说什么了。你送我的唱片，一直细心听着。说不定还能，在这不确实的世界里，我们说不定还有相遇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再谈。
　　再见
　　她的信我反复读了不下上百遍。每一次重读，总有禁不住的悲伤袭上心头。一如被她凝视时，所感觉的那种哀愁。我无法把这样的感觉带到任何地方，或者把它结束。那是如风一般，毫无轮廓，也无重量可言的感觉，我甚至无法将之保留在自己身上。风景在我眼前缓缓倒退，周遭人们的谈话，根本无法到达我的耳际。
　　周末夜里，我不变地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听任时间流过。没人打电话给我，我也没想打电话给任何人。除了在那里坐着，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总是打开电视，假装看着棒球转播，凝视自己和电视之间的一层恍惚的空间，我把那空间分成两部分，把分开的部分再分成两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动作。最后我做成一个可以存放在掌心的，极小的空间。到了十点，我关闭电视回到房间，上床睡觉。
　　月底，室友送我一个即溶咖啡的空瓶。瓶里放着一只萤火虫、一片草叶、和一点点水，瓶盖穿了几个流通空气的洞。很久没有靠近瞧萤火虫了，当周围明亮时，牠看起来只像水边的小黑虫罢了，但仔细瞧，确实是一只萤火虫。每当萤火虫尝试攀上光滑的坡璃瓶壁，就不断跌下来。
　　“在院子抓的，大概是从附近大饭店的庭园不小心飞到我们这里。”他一边将衣服和笔记本塞进背袋一边说着。暑假已放了好几周，留在宿舍里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个。我不想回家，他则是有实习科目，不过实习一完，他也要回家了。
　　“送给女孩子不错，一定会恨高兴。”他说。
　　“谢了。”我说。
　　黄昏的宿舍悄然无声，国旗从旗杆降下。餐厅开了灯，因为学生人数减少，餐厅只开半边的灯。关掉右半边，只开左半边，空气里传来晚餐的气味，奶油汤的味道。
　　我拿着装萤火虫的空瓶，来到屋顶。屋顶没有人影，晒衣绳挂着一件忘了收的白衬衫，像蛇的蜕皮般在晚风中飘摇着。我走到角落生绣的铁梯，爬上蓄水塔。圆形的蓄水塔，白天里吸饱了太阳的热量，现在还温温的。我靠着狭小的栏杆坐下，眺望天际，缺了一角的明月浮现眼前，右手边是新宿的街道，左手边是池袋街道。汽车行列的头灯，宛如鲜亮的河流巡行一条又一条街道。城市的声音柔和地混合，云朵般飘浮在街道的上空。
　　瓶底的萤火虫发出微光。但那光芒太过微弱，颜色十分浅淡。记忆里，萤火虫光芒似乎应更加明亮，在夏夜的黯异中晶亮地飞舞才对。
　　也许萤火虫已奄奄一息吧。我抓着瓶口稍稍摇晃，萤火虫被瓶壁碰撞几下之后飞了起来。然而光芒还是一样微弱。也许只是我记忆的缘故，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萤火虫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光亮也许在我记忆里，四周应更加黑暗才是。究竟，最后一次看到萤火虫是在何时?在我记忆里，只有暗夜里的水声。砖瓦筑成的水闸。以轮子旋转开闭的那种水闸。岸边浓密的牧草覆盖了河流，周遭十分黑暗，在水闸的水溜处，有上百只的萤火虫飞舞。点点汇聚的黄色光芒，宛如燃烧的火药般映照水面。到底是何时的事?还有，在哪里?想不起来。眼前、过去，时间前后混乱。我闭上眼，深呼吸，整理自己思绪。我初次在日落以后攀上这座水塔。风的声音清晰可闻，轻吹的风，却在我的身上留下强烈的痕迹。我紧闭双眼，一如记忆里的当时，溶入夏夜的黑暗之中。时间缓缓经过，夜色终于包皮覆了大地。都市之光再怎么强调其存在，夜色仍将全部带走。我打开瓶盖，放在蓄水塔边缘，等待萤火虫逸出。萤火虫彷佛没有把握置身何处，踉踉跄跄在瓶身绕一圈，稍停在墙上剥落的油漆上。一下往右摸索前进，一下往左转，像要确定什么似的，萤火虫花了好长的时间爬上钉帽，静静蹲踞着，彷佛停止气息般，动也不动。我靠着栏杆坐着，静静凝视着萤火虫。很长的时间，我们静止不动。只有风在我俩之间，河流般地穿梭而过。榉木叶子在黑暗里互相摩挲。
　　我一直等待。
　　过了许久，萤火虫起飞，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开始展翅。像找回失去的时间一般，在蓄水塔边缘描出一道弧形，稍事停留在风微弱处，一瞬间，穿过栏杆，漂浮于夜色的闇黑，朝东飞去。萤火虫飞走之后，那光线的轨迹在我的心中长期留存。闭上眼睛，厚密的黑暗之中，微微的光芒宛如无处可去的游魂，徘徊不已。黑暗中，我几度尝试伸出手指，却什么也接触不到。一丝微弱的光芒，永远停在指尖的稍前端。